有关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思考

摘 要：五四时期主张“戏剧改良”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给中国戏曲贴上“野蛮”、“落后”的标签，这恰好迎合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刻板印象，与五四知识分子对抗西方“东方主义”凝视的初衷相违背。“中国人礼仪”事件前后，中国文化得到的既有仰慕也有排斥，但都作为西方文化的对立面存在。当代一部分西方理论家在试图反思“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也没能跳出东西文化对立的思维框架。试图走出这一思维框架，也许是承认差异只在程度上不同，而不是根本类别的不同。

关键词：戏剧改良；中国热；二元对立；差异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7—0249—02

一、五四“戏剧改良”对西方戏剧的态度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中国戏曲进行了严厉的审视和批判。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几乎都加入了讨伐旧戏的队伍，纷纷撰文探讨“戏剧改良”问题。“新剧”倡导者采用文学进化论、西方人道主义精神等作为思想武器，对“旧剧”进行激烈批判。他们认为文学经由低级慢慢进化到完全发达的阶段，“西洋的戏剧便是自由发展的进化……（中国戏剧）被种种旧戏的恶习惯束缚，到如今弄成一种既不通俗，又无意义的恶劣戏剧。”他们指责旧戏的脸谱、嗓子、台步、行头、武把子、翻筋斗等是“下等把戏的遗传”、“竞技的遗传”，是应随着历史进化而废弃的“遣形物”。主张“中国旧戏，非不可存。惟恶习惯太多，非汰洗净尽不可”。相比之下，“遣形物在西洋久已成了历史上的古迹”，“在西洋戏剧史人类精神的表现，在中国是非人类精神的表现……西洋名剧，总要有精神上的寄托，中国戏曲，全不离物质上的。”所以，只有“扫除旧日的种种遣形物，采用西洋最近百年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

从中不难看出，无论是批判“旧戏”，还是探索建设“新剧”，“西方”总是作为“中国”的对立面存在。一方面，西方理论（进化论、人道主义）成为评判中国戏剧价值不容置疑的标准，在这种标准的“解剖”下，旧戏被贴上“进化不完全”、“物欲”、“非人类”的标签。另一方面，西方戏剧又是中国戏剧仿效的对象，在先进、文明的西方戏剧对比之下，旧戏显出落后、野蛮的特征。中国旧戏与西方戏剧构成二元对立关系，这种关系极不对等：后者不但被用来否定前者，还被用作前者改良的榜样。伴随着西方殖民入侵，近代中国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西方成为带给当时知识分子羞耻感和压迫感的“他者”。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意识到文学改良和国家复兴有着极大的连带关系，于是亟不可待地要改变传统中国文化，以对抗西方文化。但对抗的前提是承认对方的压迫。“新剧”倡导者为了论证“旧戏”之应废，给其贴上“野蛮”“落后”的标签，这些标签恰恰迎合了西方对中国戏剧一贯的想象。与此同时，亟待建立的“新剧”需是“文明”、“进步”的，而这种文明进步还有赖于西方的认同。也就是说，只有“西方的”才算是“文明”、“进步”的。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试图扭转中国戏剧的劣势，取得与西方戏剧平起平坐的地位，却不得不在中西二元对立的框架内矛盾地认同西方戏剧对中国戏剧的俯视，这是与对抗西方的初衷相违背的。

二、“中国人礼仪”事件前后欧洲对中国文化的两种态度

如果说近代中国是被迫“西化”的，那么在启蒙时期的欧洲，“中国化”则是自愿的。启蒙时期是中国和西方最早有深入接触的时代，当时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总体而言比较正面。这些正面的看法，主要来自最早认真研习中国文化的西方人——耶稣会士。耶稣会士熟悉中国礼俗，通晓汉语，来华传教不忘著书立说，出版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书籍和通讯，向欧洲全面介绍中国的情况。耶稣会士宣传说，中国人是诺亚的后代，中国古书印证了许多《圣经》的真理；儒家经书充满理性精神，孔子是伟大的自然哲人，儒教是已发展得十分完善的自然宗教，接下来就能接受启示宗教（基督教）；中国的王朝是由哲人管理的，哲人有着无与伦比的道德和勇气；朝廷不论出身血统，通过科举制选贤任能……这种对儒家传统的认可实质是一种适应策略，为的是争取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不论耶稣会士对中国儒家文化的赞扬多么不遗余力，毕竟是出于传教的目的。因为在传教士眼里，世界分为“基督教的“与“非基督教的”，中国因其“非基督教”而与“基督教的”欧洲自然形成对立。在这个层面上讲，传教士来华传教的目的在于把中国（非我）与欧洲（自我）同一。

耶稣会士对中国传统习惯与信仰采取宽容态度，允许中国的基督徒祭孔祭祖、用汉语主持天主教仪式的做法引起了天主教其他修会的不满，认为这不符合教义。于是各方发生激烈争执，最终于1700年爆发了“中国人礼仪事件”。中国礼仪之争主要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天主教徒能否祭祀孔子、能否依传统礼仪祭祀死者、能否用汉语中的“天”、“上帝”称呼三位一体的神。“中国人礼仪事件”实质上是主张教义纯洁的正统派与采取适应策略一派的冲突。正统派纯洁教义的动机无可厚非，就连积极推行适应策略半个多世纪的耶稣会内部也对教义的纯正问题提出过异议。但他们的反对理由很值得注意：“龙华民神甫认为，‘上帝’一词指的丝毫不是天主，不是一个精神的、超验的人，而只是指物质的天体。至于中国典籍中说的‘神’，龙华民觉得它们与天使迥然不同，因为它们被赋予了肉体的形式、在龙华民的要求下，熊三拔神甫撰写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指出，中国人不区分精神与物质，因此不可能用他们的语言形成灵魂、天使或神的正统教义中的概念。”可以看出，与利玛窦等人认为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可以融合的看法相反，正统派从根本上强调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的根本性在于中国的哲学是物质性的，缺乏西方思想包含的精神实体和抽象概念，所以中国的语言也是具体的、物质的，无法表达形而上学观念。这就将中西文化的差异上升到了思想范畴和思维模式根本不同的程度，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成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

三、中西文化对立问题

在启蒙时期的欧洲，无论是对中国的仰慕还是排斥，中国始终是一个“非我”的存在，与欧洲构成对立。这无疑出自西方人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在这样的偏见之下，中国只是欧洲自我形象的对立面，欧洲人在了解中国之前就已经预设了中西文化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不管是正面的理想化还是反面的否定，执意建立差异的欲望所描绘出的中国，都只能是一个文化差异的神话。”而对根本差异的强调，其实是出于寻求差异的意愿。把文化差异建构成相互对立关系的意愿古已有之，例如希腊人与野蛮人相区别，犹太人与异教徒相对立。对文化差异的认识帮助人们理解自我和构想他人，从中建构自己的身分认同。但过度强调差异会使人们走向极端，将两种文化的关系视为毫无共同点、完全对立的关系，进而排斥和压抑“他者”。力量的不平衡必然带来关系的不对等。文化对立关系中常常是压抑和被压抑的关系。压抑者因其优越地位可以排斥贬抑对方，被压抑者则谋求反抗。可是，这种压迫—对抗关系却时常显得矛盾。在西方的想象中，中国具有某种“东方性”：神秘、落后、专制、狡诈、野蛮。然而，这些标签却被试图反抗这种“东方主义”凝视的五四知识分子又贴到了中国旧文学上面，这等于确认了西方对中国“东方主义”式的刻板印象。如果中国与西方没有走出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那么西方无法真正认识中国，中国也无法脱离“受害者”的心态而建构自己的身分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