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双雄 百姓弟兄

朱宪民，1943年出生在山东一个地道纯正的农民家庭，1968年成为《吉林画报》摄影记者，2002年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王玉文，1948年出生在辽宁一个世代矿工的工人家庭，1973年成为《阜新日报》摄影记者，2002年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一个农民的儿子，拍了40年农民。

一个工人的儿子，拍了40年工人。

暂不表二人间的默契与砥砺、中国摄影界最无间的友情见证，且不说观看者的赞叹与感慨、中国普通民众最广泛的回眸反思，仅仅这样一个单纯却富有意味的事实――工人、农民，40年的存在；工人的儿子、农民的儿子，40年的坚持――就足以成为中国摄影史上的一个奇迹，成为中国纪实摄影史上的一座丰碑。

我一直对一位作家定义“英雄”的字句记忆深刻：“所谓英雄，不过是比别人多坚持了5分钟。”而在40年的拍摄生涯中，坚守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无论这个人曾表达过什么，也无论这个人沉寂多久，我坚信，在他以40年的厚重积淀发出声音的时候，都必将被时代所铭记。

从这个意义而言，朱宪民、王玉文堪称中国当代的“影像双雄”。

我选择你 你选择我

缘已注定 情难割舍

朱宪民说：“我最庆幸这一生能从事最喜欢的工作，庆幸自己选择了一个可以一生拍摄的题材。我愿意为此抛弃一切世俗的享乐，付出一生的精力。” 他还说：“黄河的拍摄完成了我回报母亲的心愿。我总算没有愧对‘黄河的儿子’这个名称。”

王玉文说：“我非常幸运地选择了摄影这个职业，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但是我热爱它。现在它已成为我的生活方式。”他还说：“我爷爷和父亲都曾在辽宁的矿区工作过。我在报社当记者时恰好又负责矿区的文字摄影报道。也许就是这一切，铸就了我的‘工业情结’。”

朱宪民选择了摄影，选择了黄河，选择了黄河岸边的农民；王玉文选择了摄影，选择了工业，选择了辽宁的产业工人。两个人不约而同强调的都是选择，不论是职业，还是题材，而他们用来描述自己情感的字眼又是同义词：庆幸与幸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为朱宪民出版过一本画册――《黄河等你来》，五个红字格外地入眼入心。一个“等”字，道尽了上苍的安排与天降的大任。那命里注定的，你又如何能抗拒呢？朱宪民的“黄河情结”，仿佛是一份连接着前世今生并将伸展到未来的缘，无尽无休。

中国摄影出版社为王玉文出版过一本画册――《影像背后》，四个灰字很是入情入理。“背后”有什么呢？面对静寂的厂房、废弃的设备和不再的辉煌，王玉文与分流下岗的工人一道经历了失落和改革的阵痛。那血脉相连的，你又如何能割舍呢？王玉文的背后，好像有一双命运的推手，推着他聚焦辽宁工业，关注产业工人，不停不歇。

这样说来，也是摄影选择了朱宪民和王玉文，是黄河和工业选择了他们忠诚的儿子。

“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是我们的选择。”我觉得，这首情歌同样能演绎朱宪民、王玉文与摄影之间的浓情挚爱，因为，他们就是为摄影而生、为摄影而活的。

离开了家 回到了家

走出小家 终成大家

纵观朱宪民、王玉文的生命轨迹与心路历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只是在纪实摄影这条道路上，他们起步的时间有早有晚，行进的速度有快有慢。

17岁，朱宪民从黄河边走进了城里，选择到照相馆工作，成为四个学徒中最早出徒的一个。

20岁，王玉文从矿区到乡下插队，与当地农民结为朋友，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接足了“地气”。

25岁，两个人都成了摄影记者，为“高大全”、“红光亮”的影像而忙碌，在中国摄影的崎岖弯路上各自行进。

1979年，已到北京工作的朱宪民，被20世纪30年代美国农业安全局（FSA）摄影师们怀着巨大的同情心和尊敬心所摄取的、没有丝毫矫揉造作的纪实图片深深地击中了，从此迈出了决定自己一生功业的一步――36岁的朱宪民踏上了回家的路，从那以后，他的摄影再也没有离开过黄河和黄河岸边的百姓。在谬误当道的纪实摄影暗夜里，朱宪民无疑是一个早醒的人。

1980年开始，王玉文专职从事辽宁省摄影家协会工作，在80年代末纪实摄影实践规模渐大却表现得良莠不齐的时候，在大多数摄影师跟风走却不严肃地思考“拍什么”的时候，他鲜明地提出，作为工业大省，辽宁要抓工业摄影。40岁的王玉文，带着对纪实摄影的“不惑”理念回到阜新――以这个特定的地方作为自己记录时代特质的基地――拍摄露天煤矿与煤矿工人。

然而，他们又都没有将视线局限在自己的家乡。从黄河源头到黄河入海口，朱宪民在纪实摄影的长度上延伸；从煤矿、钢铁、造船到采石与机械制造，从阜新、鞍山、大连到抚顺与铁岭，王玉文在纪实摄影的广度上铺展。

农民、工人，虽然取材内容平淡无奇，但却恰恰折射了朱宪民与王玉文本色的人生哲学，也让他们直抵纪实摄影的真谛：记录生活，见证人性。自然、真实，虽然拍摄手法朴实无华，但却恰恰彰显了朱宪民与王玉文朴素的审美理想，他们用深挚的爱把中国人的民族性内涵表达了出来。

面对中国百姓40年的生活影像，厚重的、平和的、粗砺的、温软的、轻扬的、深沉的，任谁都会升起暖意与敬意，为这一笔大家心中的文化财富，为这两位记录中国的大家巨子。

比肩大师 难分伯仲

东西哲学 各有千秋

“卡蒂埃-布列松的作品让我感到艺术的力度、严谨、完整，摄影原来和生活贴得那样紧！摄影原来可以整日在街头寻找，随时准备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将活生生的生活完全记录下来。”卡蒂埃-布列松在1979年深刻地开启了朱宪民在摄影领域的心智，如同当年卡蒂埃-布列松从籍籍无名的匈牙利摄影家马丁・莫恩卡齐的作品中得到启示一样，每一位大师的成长都需要汲取营养、接受影响，而真正的艺术家一定拥有一种天分或能力走出一条独属自己的路。

如果说，卡蒂埃-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哲学让他成为摄影的代名词，也显示了他对摄影形式的极端关注，那么可以说，朱宪民“根”的理论让他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纪实摄影者，并浸透了他对拍摄对象深厚的爱。

如果说，“卡蒂埃-布列松是摄影史上的一道门，不管你喜不喜欢他，只要想走这条路，就会打他的门下经过。”那么也可以说，朱宪民是中国当代纪实摄影史上的第一缕晨光，不管你看没看到《黄河中原人》，他以先行者的眼界与实践从困境中突围，掀开了复兴中国当代纪实摄影沉沉大幕的一角。

如果说，“真理之眼，永远向着生活！”不仅是卡蒂埃-布列松赠给朱宪民，也是他送给全世界纪实摄影者的箴言，那么也可以说，“仁爱之心，恒常情系百姓！”不仅是朱宪民对卡蒂埃・布列松的回应，也是他为所有中国纪实摄影者做出的表率。

在王玉文的摄影工作室里，我小心地翻动着《劳动者》沉甸甸的400页大画册，那是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为上个世纪的工业吟唱的一首深具力量的挽歌。对王玉文来说，那是他的“另一个老工业”，也是一块无比珍贵的“他山之石”。凝视着一个个富有史诗感的画面，抚摸着一张张充满视觉张力的图片，王玉文的眼神和口气都透着虔敬：“大师啊，拍得太好了，我一直在学习！”

烈火燃烧 静水深流

地久天长 奇异相容

从1979年朱宪民、王玉文两个人相遇、相识，至今已有32个年头了，在以万计的日子里，他们相知、相悉，以弟兄相称，也以弟兄相待。

然而，他们其实是多么不同的人啊！

同样拍了40年照片，朱宪民又是黑白又是彩色地出版了近20部著作，王玉文只出版了一本画册；同样在各种各样的影展、影赛中做评委，朱宪民国内又国外地举办了几十次展览，王玉文只举办过屈指可数的几次；同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朱宪民从不讳言自己而他夫人也说他骨子里就想成名成家，王玉文则更在意自己在为人处事上的好名声；同样是年过耳顺的人，朱宪民活跃、善谈、张扬、深刻，乐于接受新事物，很潮很时尚，王玉文则平和、慎言、低调、简单，秉持中庸之道，挺板挺传统。

即便是在摄影――他们共同的修行之道上，两个人也是那样地风格迥异。

朱宪民基本是个“独行侠”，在与黄河的对望和对话中，激情迸发；王玉文大多是个“带队老师”，在对学生们的指导和点拨中，心满意足。朱宪民是一个标杆，向中国摄影师们昭示了纪实摄影所能抵达的高度；王玉文是一把梯子，让辽宁工业摄影团队的队员们拾级而上。朱宪民坚信，“我拍的黄河100年之后能体现它的价值”；王玉文坦言，“我大量的心血不是拍照片，而是培养队伍。比起我个人的艺术成就，为辽宁带出了一个工业摄影团队更让我觉得欣慰。”

朱宪民似火，熊熊燃烧，映照了一代人的摄影实践；王玉文如水，默默流淌，滋养了一个地域的摄影文化。就是这团火，就是这潭水，奇异相容，不是弟兄胜似弟兄。而让他们相互欣赏与鼓励、引为同道与知己，并保持一生一世弟兄情谊的真正原因，是他们共同拥有一种品质――从不居功自傲，而是谦逊地把自己看作普通的劳动者，所以，他们能始终如一地聚焦工人与农民；所以，他们会动心动意地关注民生与民情。

从这个意义而言，朱宪民、王玉文不愧是名副其实的“百姓弟兄”。

对我来说，读这样给力绽放的一个展览，是一次精神之旅的找寻，发现的不仅是摄影的意义，还有一种值得咀嚼的生命意义；读这样极富魅力的两个人，是一次心灵之旅的探险，发现的不仅是新天新地，还有一个引人向往的至高境界。

感谢工人、农民弟兄们！感谢影像中国百姓的英雄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