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资金与企业资金为何背离

金融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对时间和信息的“导数”，但在我国现阶段，无论是企业还是银行，都难以对其顺利求导。突出表现在，企业资金紧张，银行资金宽裕，银行有钱贷不出去；企业抱怨银行趁火打劫，银行抱怨企业不讲信用；公众抱怨银行服务始终跟不上，银行始终辩解服务大有改善；企业和银行天然的荣辱与共的关系，逐步变成了两者资金及其利益取向背离的对立关系。这种反差极大的怪象，令人深思。

借贷活动无疑是主要的金融活动，金融改革带来借贷机制的深刻变革。政府推动的改革与市场机制的变革，有许多现象值得再审视。

关于贷款与企业资金问题。理论上和历史上，货币政策、银行贷款与企业资金大体是同方向、同比例变化的，但自1997年后中国人民银行取消贷款规模管理，推动专业银行商业化，推动商业银行股份制企业化改革以来，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商业银行强化了本系统内从上至下的贷款规模控制，从风控角度逐级上收了下级行的贷款管理权限，强化了一级法人的扁平化内控，逐步形成了头重脚轻的治理结构。这推动信贷资金向上级行、向大企业、向大城市集中，强化经营业绩目标责任制，结果形成商业银行嫌贫爱富、嫌小爱大、嫌险爱稳、嫌下爱上的大势，进而推动商业银行管理同类、业务同质、服务同种、问题同样的“银行病”：规模大，收入高，水平低，服务差，风险大，发展难。

要客观地看到，我国当前银行从业队伍和银行监管队伍，其双双行为与银行原理背离得越来越大。不知是银行原理错了，还是银行从业者错了。经济学经典作家揭示的银行原理告诉我们：（1）借贷资本的运行离不开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运行，教科书据此进一步推论，信贷资金的循环周转离不开企业资金的循环周转。（2）银行经营的是信用，信用是有风险的，教科书也进一步推论，高风险，高收益，银行的风险偏好主要决定于其管理水平，银行经营管理水平主要体现在信用风险管理水平上。但现实情况是，我国银行的信贷资金运行在银行“家”们的操控下，日益脱离实体经济企业的资金运行，银行“家”们对信用风险的容忍度日益降低。说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整体在下降，似乎冤枉了太多的好人，但实在是又找不到肯定其水平在上升的依据。

关于征信与信用风控问题。征信是进行信用风控的主要外部工具。在全球190多个国家中，有90多个国家建立了征信制度。在这90多个征信国家中，能够做到放贷机构全覆盖的征信系统，只有我国建立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即全国集中统一的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应该说，我国征信体系建设发挥后发优势，已进入世界最先进的行列，国际同行逐步从质疑转向赞许甚或羡慕。但征信体系再先进，要发挥作用，关键还是在人的应用。从实践情况看，我国对征信体系的应用水平是比较低的，甚至可以说是在国际最低水平之列。这突出表现在：其一，不信征信，但信抵押担保。一些征信国家的实践证明，在征信制度下，银行依托征信系统是可以发放信用贷款的，且这种信用贷款的违约率极低。但在我国现阶段，银行在授信活动中，除了要求查询征信系统外，大多还需要提供抵押担保，且在贷与不贷的决策中，相比征信提供的信用记录，抵押担保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进一步，在银行监管规制中，将有无抵押担保作为监管考核的重要依据。这种貌似合理的征信与抵押担保双保险制度安排，逐步“把商业银行培育成了典当行”。特别是在贷款抵押担保实践中，连环担保、循环担保、反担保等市场规则要求，降低了贷款效率，提高了贷款成本。这是形成融资贵的根本制度原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严苛的抵押担保要求下，融资性担保机构担而不保的实例俯拾即是，银行的贷款质量并没有得到根本保障，银行不良资产比率在波动中趋升。

其二，对征信简单化的机械应用，使征信失去应有的活力。征信的活力在于将债务人的负债历史记录作为重要参考，可以进行多维的经营选择，不仅用于防范信用违约风险，还可用于改善经营管理。但在我国银行现阶段的实践中，大多将查询借款人的征信记录自动嵌入信贷审批流程中，只要征信记录呈现的是正面信息，无明显负面信息，则这个信贷流程就自动通过，反之则反。更有便捷操作者，将借款人的信用记录以“正面”或“负面”标注在计算机系统中自动识别，纳入本行信息系统中对借款人的内部评级系统，通过电脑自动对借款人进行信用画像。对于借款人在征信系统中显示的信用记录，通过人脑全面评估的环节几乎没有。人脑的评估和电脑的评估，两者是否可以在信贷审批流程中相互替代，对信息的筛选是否充分和有效，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其三，对征信的过度依赖，降低了银行贷前调查能力。时有银行管理者提出征信需求，希望征信系统除提供借款人的负债记录以外，还能提供借款人在各个领域的遵纪守法记录与生产生活记录，以全面判断借款人的信用状况。这个需求貌似有理，实则是懒于贷前调查而对征信的过度依赖。征信服务在银行信贷管理中属于贷前调查环节，银行贷前调查应是全方位的，征信信息是银行信贷决策的重要参考信息，但绝不是唯一的信息。企望通过征信系统来囊括银行贷前调查所需要的所有信息，不仅对征信系统来讲不现实，而且对银行来讲，也不利于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因为常识告诉我们，同样的信息会有不同的解读，进而会有不同的选择和决策。

关于风险偏好与不良贷款比率问题。前述银行是经营信用的，信用是有风险的，进而银行是经营风险的；不同的银行有不同的风险偏好，进而对同一风险项目或产品，不同的银行会有不同的经营选择；银行对风险的管控能力，体现着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上述这些原理，在经济学和货币银行学教科书中，已为人们熟知。但在我国银行实践中，却少有人遵循这些原理的指导，有人甚至怕被这些原理误导。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银行从上至下建立健全了风险责任追究制，贷款形成的不良资产，谁放贷谁负责，终身追究。特别是在追收贷款的过程中，相关责任人离岗专门清收，只能领取一定比例的薪酬，责任和压力巨大。多年前金融管理部门曾调查是否存在银行贷款终身责任制抑制了银行贷款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当时没有一家银行承认有这种制度。事实上，从当时到现在，银行内部没有停止执行这种制度。这种制度的惩戒作用是很明显的，但没有配以激励机制，这使得银行信贷管理在银行内部几近成为一个苦差事。过去有权有势的信贷员岗位，现在变成了一个银行从业人员避之不及的岗位。这种管理是严格了，但效果怎样？需从微观和宏观进行全面评估，才好定论。

其次，人们对不良贷款比率的容忍度在下降。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银行不良贷款比率一度超过20%，个别银行这一比率接近30%，人们形容当时银行已接近技术性破产。为化解银行不良贷款风险，金融当局和银行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来提高银行的资产质量。但现在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银行贷款不能出现风险，近年来银行不良贷款比率长期在1%以下徘徊，有时甚至在0.5%左右波动，这使银行监管当局和银行从业者踌躇满志，认为银行的宏观和微观管理水平已到了令人满意的程度，有时甚至作为经验广为吹嘘。殊不知，银行不良贷款比率过低，与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相互交织，实际上反映了银行风险管控能力不高的现实。今年以来，在经济继续下行的压力下，银行不良贷款比率趋近于2%，已为银行监管者和银行经营者所不能接受。银行本来就是经营风险的，现在通过不贷或少贷来防控风险，要求不良贷款比率趋降，这实际上是怕风险，风险管理水平下降的集中表现。根据前文提到的中国经济的韧性，我国现阶段银行不良贷款比率在5%以内应该可以自动吸纳，但若超过7%，则应引起警觉。

再次，银行对企业的心态近似叶公好龙。我国银行口头上称客户为上帝，但在行动上却并非如此。上帝大额存款或理财时殷勤百倍，上帝取款时辛苦排队；上帝借款时，银行审慎有加，上帝不能按期还款时，银行首先想到的不是敬奉上帝，帮上帝度过难关，而是赶快与上帝隔离，防止上帝风险传染损害自身利益。银行与客户的这种离心离德，是两者资金运行出现背离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