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价值理论若干问题的思考

[摘要]文章运用作者获得有关经济学的新认识，吸收学界有关劳动价值论的已有成果，对价值理论研究的意义、价值实体、价值计量、价值分配等问题作了探讨，提出一些新的见解。

[关键词]价值；实体；计量；分配’

[作者简介]曾永寿，供职于广西柳州市政协。广西柳州545001

[中图分类号]F014.31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6―0018―06

自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对价值理论进行了深入讨论，取得了大量成果。本文运用笔者获得有关经济学的新认识，并吸收学界已有成果，就其中的几个问题谈点看法。

一、为什么研究价值理论

据资料，在西方其他现代经济学中没有价值理论，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论是现存唯一的价值理论。此外，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其主要目的是揭露资本剥削的秘密，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锻造武器。但是，我们早已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还要研究价值理论?

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涉及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也涉及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笔者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价值这一现象才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也可以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在计划经济中，“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这就是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劳动没有异化为价值，因而也就不需要价值理论(社会生产计划和消费品分配可直接计算劳动)。“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利。”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说，只要有供给、需求、价格、成本、利润等范畴就可以了，不需要也不允许那种可能揭露资本剥削秘密的价值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它既是市场经济，劳动还必须异化为价值，因而需要研究价值理论；它又是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必要也不应当掩盖资本剥削的秘密，因而深入探讨价值理论没有任何顾忌。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中央提出“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的意义。

显然，在今天。我们研究劳动价值论，其目的主要不是暴露资本剥削的秘密，更重要的是要弄清如何组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劳动者的创造性劳动，不研究劳动者的劳动，不探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组织劳动者之间的分工协作，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此外，即使是暴露资本剥削的秘密，也仍然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只有知道资本剥削的秘密，我们才要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资本及其剥削的某些合理性，并使之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和程度。因此，研究和完善劳动价值论，决不仅仅具有抽象的意识形态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组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活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意义。我们不能就“价值”谈论价值，不能停留在马克思时代来研究价值理论，而应当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出发来研究价值理论，应当把“价值”概念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发展过程这个系统中来研究，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获得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意义因而是真正科学的价值理论。

二、价值实体

研究价值理论，其首要问题是：什么是价值实体?关于此，笔者有如下三点答案。

(一)价值实体是活劳动而不是效用

本小节讨论“价值实体”概念的内涵。的确，对交易过程稍作考察容易看出，人们所交易的实物是商品和劳务；在经济学的概念体系中，作为实物的商品和劳务被称之为使用价值亦即效用。这里似乎存在如下逻辑推论：“实物”可理解为“实体”，“交易的实物”即等于“交易的实体”；此外，交易就是价值交换；于是，作为实物的商品和劳务等于价值实体。然而，上面的推论是错误的，其错误在于混淆了两个基本概念：“价值实体”与“价值表现”。作为实物的商品和劳务是“交易的实物”，这没有错，但它们只是价值表现；而“交易的实物”的背后是劳动过程，是活劳动的耗费，只有耗费在商品和劳务中的活劳动才是价值实体。我们不能将“价值表现”的“实物”，误认为是“价值实物”亦即“价值实体”。

把商品和劳务亦即使用价值或效用当作价值实体，不仅有上述理论上的错误，而且在实践上也行不通。大家知道，各种商品、劳务之间的比价是经常变化的，如果将商品和劳务亦即效用当作价值实体，那么势必得出结论：价值实体是变化无常的。这样，也就取消了“价值实体”这一概念，从而取消价值实体的理论研究。一些学者也许会说，如果现实中真的没有“价值实体”这一事物，取消价值实体理论研究又有何妨?对此，笔者的回答是：现实中“价值实体”这一事物是存在的，价值实体理论研究是不能取消的。如果认为现实中不存在价值实体，那么只能认为现实中的交易价格及其变化纯粹由供求关系决定，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就是这样认为的，于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经济过程中的关系只有供求关系，推动经济发展的手段就只有调节供求关系一种途径。结果怎样呢?西方经济曾一度陷入全面的滞胀就是证明。须知，促使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决不是仅仅调节供求关系就可以了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根据发展变化的情况适时改进分工协作格局亦即构造科学合理的组织生态。然而，要改进分工协作格局亦即构造科学合理的组织生态，就必须深入研究价值实体亦即深入研究劳动及其过程，从而构造科学合理的价值实体理论。

显然，效用即使用价值包括资源(土地、生产资料等)。因此，确立价值实体是活劳动而不是效用。包括否定价值实体是资源。一些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讲究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资源也是价值实体。这是又一个误区。下面我们将要谈到，化解成本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由此我们可以也必须说，化解成本的劳动是价值实体之一。显然。成本包括投入的资源，“资源的优化配置”必然带来成本节约，由此我们可以也必须说，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价值源泉之一。但是，资源的优化配置≠资源；这里的“配置”应理解为动词，于是，“资源的优化配置”就是一种劳动。由此可知，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讲究资源的优化配置，强调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价值源泉之一，并不能也没有证明资源是价值实体，而只能证明活劳动(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一种活劳动)是价值实体。

(二)经济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全部活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劳动

本小节讨论“价值实体”概念的外延。马克思说过，只有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才创造价值。在今天看来，马克思关于价值实体外延的划分太窄了，必须加以扩展，这几乎是当今学界一致的认识。关于此，笔者的观点是：经济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全部活劳动都创造价值，都是价值实体的外延。具体说，可以划分为如下三个大类：

第一，生产价值的劳动。所谓生产价值的劳动，指生产商品的劳动和为生产商品直接服务的劳

动。这部分劳动与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程的劳动大体相当。这部分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因而必须列入价值实体的外延，这没有什么疑问。

第二，化解成本的劳动。所谓成本，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将化解成本的劳动列入价值实体的外延，其正确性可由成本化解理论和对“生产价值的劳动”这一概念加以逻辑引伸来证明：拙文《成本化解初探》证明，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都是在对生产成本的化解过程中生成的，它们都是生产成本的转化和替代，因此化解成本的劳动所化解的成本(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最终都是生产价值的成本；此外，显然有：化解生产价值的成本等价于生产价值，化解生产价值成本的劳动等价于生产价值的劳动；因此，化解成本的劳动应当列入价值实体的外延。

第三，保护价值的劳动。保护价值的劳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防止和救助自然灾害的劳动，二是防止和克服人与人之间掠夺行为的劳动。显然，对已创造出的价值，如果不加以保护，那么就会灭失，因此保护价值等价于生产价值。此外，保护价值的劳动与化解成本的劳动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联系在于：自然灾害和掠夺行为可能降低人们进行生产和交易的积极性，就此来说，防止和救助自然灾害的劳动与防止和克服人与人之间掠夺行为的劳动，就是一种化解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劳动。其区别在于：防止和救助自然灾害的劳动与防止和克服人与人之间掠夺行为的劳动。本身有独立存在的理由。也就是说，即使将“自然灾害和掠夺行为可能降低人们进行生产和交易的积极性”这一点略而不论，防止和救助自然灾害的劳动与防止和克服人与人之间掠夺行为的劳动本身仍有存在的必要。正因为保护价值的劳动具有独立性，因此我们将其列入价值实体外延的第三个大类。

上述三大类劳动，不仅包含了一产、二产和三产等人们常说的三大产业的劳动，而且包含了政府公务人员的劳动、科学理论工作者的劳动，甚至还包含军队、警察等被称之为“暴力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劳动，因为这些劳动或者是生产价值的劳动，或者是化解成本的劳动，或者是保护价值的劳动。对此。一些学者可能有异议。尤其是暴力机关，可能成为统治集团压迫人民的工具。难道他们的劳动也创造价值吗?我的回答是：阶级压迫(一部分人强制另一部分人)是在人群分裂为利益集团的社会阶段民主政治不可避免的特征之一，因而也是经济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只不过应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和程度)；更为重要的是，暴力机关不仅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更是保护价值的手段；此外，笔者并不否认，暴力机关可能成为统治集团掠夺人民的工具，但这最多只能证明这类劳动有负面作用(正因为此，本小节的标题有“经济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这个限制词)，然而又有哪类劳动是没有负面作用的?综上所述，我们没有理由否认暴力机关工作人员的劳动应列入价值实体外延范围。

以往理论认为，化解成本的劳动和保护价值的劳动只是创造价值的条件，本身并不创造价值。这种说法会导致逻辑悖论。因为，理论和实践都可以证明：资本也是创造价值的条件。于是，在价值生成的作用上，化解成本的劳动和保护价值的劳动与资本没有区别；于是，如果认定资本参与价值分配是掠夺，那么化解成本的劳动和保护价值的劳动参与价值分配也是掠夺!――这就是悖论。我们必须论证化解成本的劳动和保护价值的劳动就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而不仅是创造价值的条件)；我们发现了经济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成本化解过程与规律，发现了经济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具体形态――组织生态及其演化过程，我们也就证明了这部分劳动就是直接创造价值的劳动。这样，我们就可能构造科学的、逻辑一致的价值实体理论。

(三)价值实体的量是劳动量而不是劳动时间

如果说前两小节是从“质”的角度讨论“价值实体”，那么，本小节就是从“量”的角度讨论“价值实体”。许多学者著文，把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说成是价值实体的量。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笔者的观点是：价值实体的量是劳动量而不是劳动时间。

一些学者将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实体的量，往往引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段话作为根据，对此笔者有异议。马克思写道：“价值量是怎样计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这里马克思明确说“‘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本意是：价值实体的量是劳动量。诚然，马克思也提到“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但笔者认为这只是从计量技巧角度说的，而不是从“价值实体”角度说的；作为技巧角度的计量，只能计量有形的东西亦即价值实体的量的表现；劳动时间当然是价值实体的量的表现，但价值实体的量还有其他多种表现。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得出如下结论：唯有劳动量才是价值实体的量，其他一切量(包括劳动时间)都只是价值实体量的表现。

本节第一小节，已经强调“价值实体”与“价值表现”的区别，但那是从“质”的角度来强调的。这里，我们再一次强调“价值实体”与“价值表现”的区别，这是从“量”的角度来强调的。因为只有从“量”的角度将“价值实体”与“价值表现”区别开来，我们才能获得科学的价值计量理论。综观学界对价值问题的讨论，争论最多和最不成熟的就是价值计量理论。其所以如此，笔者以为原因不在“价值计量”，而在“价值实体”，只有弄清“计量什么”，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计量”。须知，价值实体的量只有唯一的一种即劳动量，但价值实体在量方面的表现则有多种，正因为此，现实中的价值计量是纷繁复杂、丰富多彩和发展变化的，决不是用劳动时间这一个种类可以概括。

三、价值计量

价值计量是价值理论的重要内容和难点。只有深入研究价值计量理论，才有可能真正确立劳动价值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也才能将劳动价值论真正应用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价值计量悖论及其启示

在对价值计量这一课题进行探索中，笔者发现一个悖论，可称之为“价值计量悖论”，表达如下：一方面，顾名思义。“价值计量”是对“价值实体”进行计量；但是，另一方面，在逻辑上，“价值实体”不可计量。这一悖论包括对立的两个论点。其中前一个论点直接从概念本身引出，因而用不着多作解说，需要说明的是后一论点。如前所述，在计划经济中，劳动没有异化为价值，因此在计划经济中也就不存在价值计量(只存在劳动计量)。在市场经济中，劳动异化为价值；显然，“劳动异化为价值”这句话表明：价值不可用劳动量来计量(否则劳动也就没有异化)；且，劳动量=价值实体的量；于是，结论必然是：在市场经济中，“价值实体”不可计量!显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涵盖了现存的所有经济形式，而我们证明：在计划经济中，不存在价

值计量；在市场经济中，“价值实体”不可计量。于是，悖论中的后一个论点得到说明，上述悖论成立。

应当指出，价值计量悖论对价值计量这一课题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在科学史上，悖论的出现往往是科学发现的先导。这里的原因在于：有些悖论是假矛盾，其看似对立的两个论点之间往往存在可以游刃的缝隙――这一缝隙可能就是正确认识和表述问题的途径；而如果能够正确认识和表述问题，那么离解决问题(亦即做出科学发现)就不远了。容易看出，上述价值计量悖论两个论点之间也有一缝隙，那就是：“价值实体不可计量”并不否定“价值实体的表现可计量”。于是，我们获得了价值计量问题的正确认识：必须区分“价值实体”与“价值实体的表现”，通过计量“价值实体的表现”从而间接计量“价值实体”。

那么，价值实体的表现有哪些?价值实体的表现的量又有哪些?考察现实的市场交易不难看出：价值实体可表现为各类商品，可表现为各种劳务，甚至还可表现为政府所生产的制度以及执行制度的公务，如此等等。总之，一切可以进行交易的商品、劳务都是价值实体的表现。至于说价值实体的表现的量亦即上述商品、劳务等等的量，那就更复杂了。例如，商品量的单位，有的用克(重量单位)，有的用尺(长度单位)，有的用立方(体积单位)……又如，劳务量的单位，有的用时间(计时方式)，有的用其他单位(计件方式)……此外，无论是商品的量还是劳务的量，不仅有数量的要求，而且还有品质的要求；不仅有内在品质的要求，甚至还有外在包装(包括从事劳务的人的特殊穿着)的要求。上述种种，都是价值实体的表现的量。由此，我们也就证明了上一节的论断：现实中的价值计量是纷繁复杂、丰富多彩和发展变化的，决不是用劳动时间这一个种类可以概括。

说到这里，有必要对价值规律做点讨论。以往，价值规律被表述为：价格围绕价值波动。其所以将“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称之为价值规律，是因为价格是价值的表现。毋庸置疑，价格当然是价值即价值实体的表现，但是，如上所述，价值实体的表现决不止价格这一种，因此价值规律也就决不止“价格围绕价值波动”这一种表达。于是，可以将各种商品和各种劳务对应“价格”，可获得价值规律的第二种表达：各种商品和各种劳务(价值表现)围绕价值(实体)波动；也可以将上述各种“价值实体的表现的量”对应“价格”，又可获得价值规律的第三种表达：各种“价值实体的表现的量”围绕价值(实体的量)波动。――这样，价值规律就不是单维度规律，而是三维度即立体规律。

(二)价值计量的基本方式

如上所述，价值的表现及其量是如此丰富复杂，因而价值计量也是如此丰富复杂。那么，这如此丰富复杂的价值计量，现实中又是怎样实现(操作)的?在这方面，契约经济学提供了比较科学的答案。

据资料，“契约经济学是近20年来现代经济学最前沿的研究方向之一，也是主流经济学最有前途的研究突破方向之一”。契约经济学将“所有的市场交易(无论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显性的还是隐性的)都看作是一种契约关系”。显然，交易活动的实质就是确定被交易的商品或劳务的比价，因而交易的本质是价值计量。契约经济学将所有的市场交易都看作一种契约关系，也就是肯定任何一次价值计量都是一种契约的签订和履行。契约经济学的观点是正确的。如前所述，价值实体的表现及其量是丰富复杂的，因此，价值计量决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数学公式，甚至也不存在普遍适用的通用模式。然而，“契约是一种合意……所谓合意是指，签约双方当事人意见一致的状态”。显然，从价值计量角度来说，所谓“意见一致的状态”，就是对价值实体的表现及其量的规定达成一致意见。由此可见，任何一次契约的签订都是一次特殊具体的价值计量，只有这样的特殊具体的价值计量才能适应丰富复杂的情况，因而才是价值计量的基本方式。

如前所述，价值计量决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数学公式，甚至也不存在普遍适用的通用模式。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价值计量不能分类、完全没有规律可循。当然，前面已经肯定，价值计量的基本方式是也只能是契约方式，这就是说，价值计量的分类实质就是契约的分类，价值计量的规律实质就是契约过程的规律。关于此，契约经济学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取得了许多成果。例如，就分类来说，契约可分为商品交易契约和劳务交易契约。可分为长期契约和短期契约，可分为古典契约、新古典契约和现代契约……如此等等。就规律来说，有所谓逆向选择模型、信号传递模型、信息筛选模型、事后的道德风险模型……如此等等。

价值计量的方式亦即契约是发展的。据契约经济学的考证，人类经历了原始人(史前社会)的契约、古典式契约、新古典式契约和现代契约等发展阶段。价值计量方式亦即契约的发展，根源于社会生产能力和社会文化的发展；社会生产能力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促使商品或劳务之间的相对比价、价值计量工具和技术以及制度环境发生变化，从而迫使价值计量方式亦即契约发生变化。

(三)价值计量的制度环境

价值计量的制度环境，也就是契约签订和履行的制度环境。尽管“契约是一种合意”即“签约双方当事人意见一致的状态”，但是，任何一种契约都要受到制度环境的制约，甚至“当事人的意见”本身也隐含着制度环境的制约。制度环境包括法律环境和意识形态环境。“市场上的交易对象，实际上并不是物质商品本身，而是依附于这些商品的权利。然而，权利一般是由法律规定的。交易当事人的意愿受到习俗、道德、信仰等意识形态影响，由当事人签订的契约必然体现着所处时代意识形态的状况。因此，制度环境也是价值计量理论需要研究的内容。”

四、价值分配

价值分配是价值理论的应用和归宿。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之所以提出“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其目的就是为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从而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可见，探讨价值分配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价值分配与其他价值活动的关系

据有关资料，近年来学界提出并讨论了“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的关系”，由此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据说是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被称之为“分离论”。这种观点认为，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是“两个问题，不应该把这两个问题在因果关系层次上联系在一起”，价值分配不能由价值创造来决定。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被称之为“统一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必须“把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统一起来，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政策与理论，必须有其相对应的价值理论”。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值得商榷。显然，如果“分离论”是正确的，那么也就无所谓按劳分配，因而也就没有必要通过研究劳动价值论来改进和完善价值分配政策；如果“统一论”是正确的，那么现实中就只有价值计量而没有价值分配，理论上也就只需研究“价值计量”而不需要研究“价值分配”。本文下面的研究

将证明，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有关系，但那只是间接关系(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之间有一个桥梁)；这样一种间接关系的性质，既有“统一性”也有“分离性”。由此可见，持上述两种观点的学者，其错误首先在提出的问题(即“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关系”问题)本身，正因为提出的问题本身不正确，其对问题的回答就不可能正确。

实践表明，在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之间有一座桥梁，那就是：价值计量即价值交易。因此，与价值分配有直接关系的不是价值创造，而是价值计量。价值计量即价值交易与价值创造不同，价值创造的主体只是活劳动，但价值交易则不限于活劳动之间交易，还有物化劳动之间的交易、活劳动与物化劳动之间的交易。正因为此，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没有直接关系，价值分配与价值计量即价值交易才有直接关系。更深入的研究可以看出，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之间其所以需要价值计量即价值交易这一座桥梁，其原因正在于在市场经济中劳动异化为价值；因为劳动异化为价值，才有物化劳动(资本)与活劳动之间的交易，才需要有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这两种分配形式。一句话，才需要建立与价值创造理论、价值计量理论相区别的价值分配理论。

(二)价值计量中的矛盾

既然价值分配与价值计量有直接关系，那么，确立价值分配的正确原则，就应当对价值计量作更深入的考察。仔细考察可以看出，价值计量过程中至少存在三大类矛盾，这三大类矛盾及其解决，决定着价值分配的正确原则。

第一，各产业劳动之间的矛盾。本文第一节已经说明，经济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全部活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包括生产价值的劳动、化解成本的劳动和保护价值的劳动。与此相应，这里的“产业”是广义的，指包括上述三类劳动在内的所有行业。市场经济是分工协作经济，分工产生各个产(行)业，通过市场交易(价值计量活动)各个产(行)业实现协作。大家知道，被交易商品I(劳务)中的价值量是指物化在商品(劳务)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因此资本有机构成高的行业生产的商品活劳动含量少，因而物化的价值量也少。在市场经济中，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规律，迫使资本有机构成低的行业的价值向资本有机构成高的行业转移。显然，所谓“转移”就是被无偿(通过形式上公平的交易)占有。这种无偿占有最终(或大部)是资本所有者占有，但在形式上则表现为产业劳动之间的交易过程即价值计量过程――这就是各产业劳动之间的矛盾。

第二，资本与活劳动之间的矛盾。关于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做了系统而深刻的研究，本文不可能再说什么。近年来，笔者发现，人类生活方式是迂回生产方式，这一方式发展到近代已进入自我完善阶段(完善的标志是人类原则上退出直接生产过程)。逻辑分析表明，迂回生产方式要自我完善，必然要求迂回生产方式人格化(只有这样它才能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资本是价值增值的价值，因而是迂回生产方式人格化的天然的社会形式。这就是说，不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资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存在资本。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既然存在资本，那么也就必然存在资本与活劳动之间的交易，存在资本对活劳动创造的价值无偿占有现象――这就是资本与活劳动之间的矛盾。

第三，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的矛盾。劳动有简单与复杂之分，“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但是，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的计量比例，只能通过变化不定的市场交易确定，并不存在任何自然的因而是固定的指标。这就是说，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的价值计量过程，也存在一部分劳动者无偿(通过形式上公平的交易)占有另一部分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的可能性――这就是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的矛盾。

(三)价值分配的实质和政策思路

市场经济是交易经济，因此在市场经济中不应存在离开交易的价值分配。笔者并不反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财政转移支付这种纯分配的形式，但是，即使这种形式也应有价值交易即价值计量过程中的根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分配就是也只能是对价值计量进行控制和调节。所谓控制，指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从有利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出发，确定价值计量过程中各类矛盾双方的均衡点，由此制定政策和法律，从而营造价值计量的制度环境。所谓调节，指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对弱势行业、弱势地区、弱势群体进行必要的补偿。应该指出，这种补偿并不是实施抽象的社会公平、正义，而是基于对价值计量过程矛盾的分析。显然，所谓弱势行业和弱势地区，一般由各产业劳动之间的矛盾所造成；所谓弱势群体，实质就是资本与活劳动之间的矛盾和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的矛盾的弱势方。这些弱势方，因为其竞争能力弱，因而在价值计量过程中可能被强势方无偿(通过形式上公平的交易)占有一部分价值；且这种无偿占有不能通过营造一个好的价值计量制度环境来解决，因此需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这种手段进行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