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相人格分析

摘 要：长期的心理咨询与治疗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学生心理障碍的产生总有各种原因，有现实环境的原因，也有个体本身的原因，对个体来说，其深层心理原因是导致心理障碍的核心根源。而深层心理原因中，大学生的“超相”人格则是重要的原因。这里的“超相”概念为作者首次提出，是根据大学生所反映出来的普遍深层心理问题结合国内外深层心理学思想总结出来的。

关键词：大学生；超相；心理障碍；深层心理根源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1-0057-03

当代中国社会处于改革转型的特殊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人们的心理活动也更加复杂、问题更多。活跃在知识之巅的大学生也在社会复杂的变化过程中受到强大冲击，成为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群体，心理问题频发。特别是发生心理障碍甚至严重心理障碍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这里所说的心理障碍是从心理病理学角度定义的，特指“那些被认为不健康或变态的心理功能”“包括情绪、行为，或思维过程的扰乱，它们会引起个体的痛苦或阻碍个体达到重要目标。”[1]在我们心理咨询实践过程中，这种心理障碍常常是指神经症或神经症性问题、人格障碍、心境障碍、成瘾、早期精神病、精神病等严重异常心理。在我们心理咨询实践过程中，发现近些年高校产生心理障碍的学生逐渐多了起来。这些大学生心理障碍的发生，对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严重的甚至休学或者退学，成人或成才都不容易，更严重的甚至发生自残或自杀行为或可能产生他杀行为。因为这些问题学生的存在，给学校管理和教学秩序造成了严重干扰，给学生的家庭更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所以在大学生中如何预防和矫治心理障碍的发生与发展，现在已成为高校一项非常重要而且十分紧迫的工作任务。

多年的心理咨询工作，使我们坚信一个道理，所有的心理障碍都源于个体的人格问题。当我们观察到一个人是内向或者外向，是热情还是冷漠时，这只是他人格的外在表现而已，其实他内在人格结构才是他外在行为的根本原因。而内在人格结构就是一个人潜意识心理的主要内容。弗洛伊德关于本我、自我与超我的人格结构就是基于深层动力学的原理提出来的，而荣格对人更深的精神领域进行探索，发现了集体潜意识和原型等是构成深层人格结构的非理性的甚至是超个人的一些动力特征。我们多年的研究也是借由他们的理论体系来洞悉心理障碍者的深层心理。但是我们的研究发现，每个人的内心世界是极为复杂的，而且东西方文化特征也有很大的差异。尽管我们发现每个大学生的深层人格结构与弗洛伊德人格三层次有相似的体系，但是更多更深地观察我们发现，也许具有我们文化特点的一些概念在探索大学生深层心理结构时更易理解，也更能表述清晰。

每个人出生后，随着个体的逐渐成长，自我意识开始形成。当他对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有了一定的认识后，他就会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预期，这是人的特点，是因为人具有独特的高度发达的智力系统。正如卡伦・霍妮所言“人类因为有高的智力而有了超越自我的能力，和动物比较而言，人类能用大脑来想象与计划。”[2]孩子智能的发展使他们能够思考自我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也能够按照社会（最先是家长）所表达的期望去发展。但是孩子本身能力的有限性使其对世界的影响微乎其微，所以他们更多只能通过想象去适应和改造外在的环境。所以一名从小生活在成就要求较高环境中的孩子，很容易给自己设定较高的人生目标，对自己各方面要求都比较高。而生活在亲子关系不睦的家庭里，儿童也可能利用自己的想象设定一种美好互动的模式，来填补内心的缺失，无疑也会强化自我超越现实的人格向往。如果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分析，即这些学生的“超我”人格异常扩展。所谓“超我”就是“人格道德的维护者，近似于通常所说的良心，是社会文化价值内化的结果。”[3]但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妮不愿用这些“超我”概念，她用“自我理想化”来表述一系列有“雄心大志”“求完美”“探求荣誉”而有神经官能症倾向的人。

实际上在我们咨询过程中，对来访的大量神经症或类神经症者的观察与研究，其人格品质确实可以用“高尚”来表述，一般表现有纯洁、坚毅、勇敢、自我约束且与人为善，内心对自我形象有完美的预设，也时时担心自我形象会被自己或他人破坏，因此特别突出的是进取心可能比一般人更强，而内心的焦虑程度比一般学生更高。所以我们综合了弗氏和霍妮的概念，提出“超相”人格的概念。这里的“相”就是指个体内心向往形成的自我形象。而“超相”就是一种超越了真实自我指向完美崇高的虚幻形象。当然这种“超相”总是和荣誉、地位及超强力量等相关联。它具有这样一些特征：与众不同、能获得他人的赞赏甚至叹服、具有沉浸在想象中的满足感等等。在长期的生活中，当“超相”逐渐进入深层人格结构中，这样的个体也就相应的具有这样一些人格特点：道德上的高度他律与自律、与人为善；精神上的崇高与神秘感；认知上的好高骛远；情感上的沉溺等等。

这种“超相”人格，最先是伴随儿童自我认识中的“超相”开始形成。这种“超相”是从他人向自己逐渐过渡的。我们认为“超相”的形成应该有三个来源。

第一，可以从个体原始性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探索答案，即从个体所在种族和民族的深层文化背景中探索到超相最底层的古老色彩及内涵。如果我们按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来理解这一超相的深层心理来源，我们分析可能与沉潜在集体无意识中的各种原型相关联，如力量原型、英雄原型、上帝原型、智叟原型等。而这些内涵的获取主要从神话、习俗、宗族、宗教活动中得到。对中国学生来说，家族神原型、菩萨原型、皇帝原型、神仙原型、关帝原型、财神原型、福禄寿仙原型、异禀超人原型等等，更是深入其心灵。其内心深处沉潜着的这些原型结构甚至可说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存在长期的封建特征，社会等级化非常明显，也缺少一种平等民主的文化机制，“倾向将成人的世界当作温馨的童年的延伸，夫妻关系趋向母女化或父女化。总的效果则是整个文化媒体中平面型关系渠道的减缩，以及垂直型权威形态的扩大。”[4]所以孩子很小就在成年人的引导下，习惯了向上的人生追求。这种对垂直型权威的向往，从小就在孩子心中建立了代表人生目标的“超相”，这与西方社会从小引导孩子对宗教的向往有很大不同，毕竟对神圣之物只需崇敬与归依。而中国孩子向往的对象并不总是那么神圣，所以采纳态度更多是认同，所以脑海中关于权威与力量的“超相”是很强大的。为什么中国人会对金庸的武打小说以及皇宫演义如此着迷也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