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程序面临的问题及完善途径

刑事和解程序面临的问题及完善途径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作为特别程序上升为法律规定，从而结束了10年来刑事和解程序作为司法实践却缺乏法律依据的尴尬历史。在近10年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刑事和解程序也暴露出了诸如对加害人真诚悔过的判断缺乏操作性、在处理结果上容易出现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倾向、对刑事和解的监督手段和效果相对欠佳等问题。为确保刑事和解程序取得预期的法律效果，需充分认识到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过程中的监督职能，同时，逐步完善附条件不、刑事被害人救助、社区矫正等配套制度。

新刑诉法在新增设的特别程序一编中，用三个条文写入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本文中下称刑事和解制度）明确规定了刑事和解程序适用的条件、范围、程序和法律效力。该制度的规定结束了刑事和解制度作为司法实践却缺乏法律依据的尴尬历史，在这种 “由下至上，由实践到制度的反向改革模式”推动刑事和解制度出台的历史进程中，检察机关“一马当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必须正视的是，法律适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面临着实施效果的问题，由于法律在对刑事和解的认定上规定了抽象的真诚悔罪、谅解等抽象性判断标准。

刑事和解程序可能出现的问题

由于刑事和解程序是在广泛的实践基础上而出现的制度，因此，不同于其他法律规定，刑事和解程序在正式成为法律规定之前具有了可供参考的实践摹本，而在过去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也给今后适用刑事和解程序敲响了警钟。

对于加害人真诚悔过的判断缺乏可实际操作性。悔过作为一种主观意识和态度，其判断只能通过客观行为，而赔礼道歉等行为由于对加害人缺乏实际的制约，不能排除加害人为了获得法律上的轻缓处理而违心地作出上述意思表示，因此，在实践中，对于加害人是否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有真诚的悔过，大多只能通过加害人是否对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损失予以积极赔偿，且赔偿情况是否执行到位来判断。至于对加害人有无进行赔礼道歉等内容或者赔礼道歉是否流于形式则缺乏明确的判断依据。由此直接导致了刑事和解的落脚点仅限于金钱赔偿上，也为社会上流传的钱能买刑的错误认识被动地提供了负面依据。而作为被害方而言，高于法律规定的赔偿额度往往吸引了其作出原谅加害人先前行为的意思表示，这也与我国刑事案件中被害人赔偿制度的缺失及执行制度的不到位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在过失犯罪、非预谋的轻微刑事案件中，损害事实已经发生，对加害人作出何种刑事处罚实际意义并不高。

客观上容易出现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倾向。主要体现在刑事和解结案的案件中，对加害人依法定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相当少，甚至在大多数基层院不存在。一方面，在刑事和解案件的结案方式上看，撤案、不占据处理结果的绝大多数，甚至是全部，而撤案、不的法律后果即是在法律上否定了加害人犯罪，虽然并不等同于对于犯罪事实的否认，但是，在我国民众法律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增强的现阶段，非刑罚化处罚极其容易使大多数人产生该行为不构成犯罪的念头，刑罚的一般性预防功能得不到很好的体现；另一方面，一般情况下，加害方的普遍观点认为是，自己之所以积极赔偿，并表达真诚悔过的意愿，即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在加害方和被害方达成的刑事和解协议的内容中，均包含有被害方请求司法机关（主要是检察机关）不予追究加害方刑事责任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追究加害方刑事责任，即使是依据加害人的悔罪表现已经对其作出了从轻、减轻处理，也容易使得加害方认为与被害方达成的和解协议没有取得实际效果，并可能因此而产生抵触情绪，对尚未赔偿到位的不再进行赔偿，已赔偿的可能千方百计想讨回赔偿款，并加剧加害方与被害方之间的矛盾纠纷，产生新的不和谐因素。

刑事和解过程中的监督手段相对较少。一是体现在对于适用刑事和解结案案件的审查上，目前仅限于是否达成刑事和解协议，而对于刑事和解协议的形成过程，双方的真实意识缺乏有效的了解途径。二是体现在对刑事和解协议的履行上。受制于目前刑事和解手段单一的影响，判断刑事和解协议是否得到实际履行的唯一标识就是被害方出具的写明收到加害方给付赔偿金的证明材料，而对于被害方的这一表述是否真实无法进行判断，只能寄希望于被害方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三是对于加害人的改造缺乏监督。对刑事和解案件开展案后回访制度，目的是了解加害人在和解后的现实表现及所受损的社会关系是否得到恢复，但不同于西方恢复性司法中社区的积极参与，我国的刑事和解过程中缺少社区（一定范围内的群体）意识，社区矫正工作也未将该类群体纳入矫正范围，即作出不捕、不诉决定后原封未动地将加害人重新融入社会，对其改造无从谈起。四是对于和解失败的补救措施不到位。从散见于各地的报道中，刑事和解案件鲜有和解失败的案例，由此，对于和解失败的表述仅简单的归结为：刑事和解失败的，重新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特别对于不诉结案的案件（除极少数案件作附条件不外，绝大多数和解不诉案件均以情节轻微为由作出不决定），如何再行，缺乏明确的规定。

加强刑事和解的检察监督权的意义

根据刑诉法第279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程序中具有两项基本权力，一是刑事和解结案建议权，对于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但经审查，认为加害人仍有追究刑事责任的必要的刑事案件，检察机关应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但在行使求刑权的过程中，应该向人民法院建议由法院确认刑事和解协议的效力，并提出对加害人从轻、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二是刑事和解结案决定权，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对该刑事案件作出不的决定。此外，“在刑事司法领域重视被害人的权益，使被害人能够更大限度地参与到纠纷的解决机制中来，并不意味着国家应该从纠纷的解决机制中退出，更不意味着大部分刑事案件的处理可以游离于法律之外”。因此，从刑事和解的性质及刑事和解的运行过程来看，加之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加强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的监督职能是应有之义。

刑事和解案件中的检察监督是对侦查权力的约束。实践中，不少轻微刑事案件在侦查阶段即达成了和解，虽然快速处理部分轻微案件，有利于尽快的修复社会关系，但是和解的前置条件是违法犯罪的客观存在，因此，即使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加害方对加害行为供认不讳，仍不能免除公安机关查明犯罪事实、确定具体的犯罪行为人的义务，因此，检察机关应督察负有侦查职能的公安机关积极履行侦查职能，细致查实犯罪事实。

刑事和解案件中的检察监督是对私力救济的引导。刑事和

解案件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案件当事人的主张。然而，刑事案件所侵害的不仅仅是被害人的个体利益，同时，在一定意义上而言也是对法律的漠视和对秩序的挑战。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可能出现：一是加害人为了得到法律上的轻缓处理，利用自身的强势地位，或以种种手段要挟，迫使被害人作出谅解的虚假承诺，或抱着“以钱买刑”的思想，以金钱诱使被害人接受所谓的“和解”请求；二是被害人站在法律的制高点，手握决定加害方生杀予夺的裁决棒，向加害方漫天要价，实施合法的勒索行为，让加害方不得不吞下犯罪带来的经济后果。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双方达成的和解均只是表面上的和解，只是将双方的矛盾予以压制，而绝非消除，在一定的外力激化下，可能产生新的甚至是更严重的矛盾。如被害方在摆脱刑罚处罚的紧迫性威胁后，可能利用自身一方在某些领域的强势地位，对加害方进行压制等等，这些都与刑事和解的目的相左。而检察机关通过主持刑事和解程序，有利于及时、充分了解双方的思想动态和实际状况，并对和解数额予以适当引导，最大限度地确保双方在达成刑事和解的过程中的意思表示真实，保障和解的内容合法、有效。

刑事和解案件中的检察监督是对社会秩序的维护。首先，检察机关通过具体履行检察职能的方式对刑事和解是否有效及和解的适用结果进行监督，确保案件得到正确处理，并使得处理结果为社会所接受；其次，通过监督和解协议的履行，积极修复社会关系，有效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减少因涉法涉诉访而引发的社会不和谐因素；再次，在我国法治环境还有待提高，民众法律意识尚需增强的现实面前，正确处理刑事和解案件，不仅涉及加害方与被害方双方利益，同时，也是对社会群体意识的引导，避免在社会范围内陷入花钱可以买刑、花钱不用坐牢的误区，以确保刑事和解制度能够真正发挥其应用的效力和效果。

完善刑事和解配套机制的思考

积极探索附条件不制度。需知，在人性的弱点之下，为了获得法律上的轻缓处理，在进行利害权衡之后，加害人很可能做出虚假的表示，因此判断加害人是否真正认识到自身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并对犯罪行为有真诚的悔过，仅仅通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对其之后的行为表现进行综合评定。虽然，不少地方在关于刑事和解案件办理的有关规定中，对刑事和解结案的当事人规定了案后回访帮教制度，以期对加害人在获得轻缓处理之后是否遵纪守法，是否与被害方真正化解了矛盾，是否重新融入社会等一系列的表现有总体掌握。但是，对于刑事和解后，加害人重新犯罪或与被害人矛盾依然激烈，社会评价度不高等刑事和解不当的情况缺乏可操作性的规定，使得和解案件实际即是案件的终结，回访制度也未必能取得真正的实效。一旦加害人重新走上犯罪道路，之前因刑事和解而免受或从轻处理的部分失去了刑法上的意义，也违背了刑事和解的目的和初衷。对此，可以尝试在刑事和解案件中探索附条件不机制的探索，规定在一定时期内，如果加害方违反了和解协议，或出现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可以撤销不决定，对原案件重新进入公诉程序，从而避免因缺乏对于主观认识的判断标准而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加大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在整个刑事和解实践过程中，被害人谅解是达成刑事和解的最关键的因素，而被害人愿意谅解加害人很大程度上的因素在于其因犯罪而遭受的损失得到弥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加害人确有悔意，但家境困难的，无力支付被害人损失的情况现实存在。目前，不少地方开始试点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但未将刑事被害人救助与刑事和解相衔接，固然有因救助资金来源有限，救助金额普遍不高，难以满足被害人赔偿需求的困惑。但是，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笔者认为，可以将被害人通过救助制度获取补偿纳入和解考量的范围中。例如，对于双方能够达成和解协议，但加害方一时拿不出足够的钱，却有足够的悔意，且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不大的，可以在制定赔偿进度表，加害方允诺分期赔偿的情况下，由刑事被害救助金进行先期给付。如被害人在合理的期限内未能赔偿到位，再行启动诉讼程序。此外，在加害人悔罪方式上，还可以通过判令社区服务、劳动或其他方式进行，由此尽可能地减少仅仅因犯罪行为人经济状况的不同所带来的罪与非罪、罪重与罪轻的差异，避免刑事和解沦为赎刑制度，从而导致法律公信力的丧失。

推动社会帮教工作的有序开展。西方国家的恢复性司法实践，是建立在社会参与对加害人改造基础上的，而我国目前社区矫正制度刚刚实践，相关工作尚未展开，社会对这类群体的看法和接受度还存在差异。因此，对于因刑事和解而避免监禁刑或提请回归社会的加害人，应加大社区参与矫正的工作力度，建立定期考核机制，由社区配合相关司法行政机关对刑事和解结案的加害人的行为表现提出意见，为有权机关决定是否重新启动刑事诉讼程序提供参考依据。（编辑：果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