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外结盟原因的民族观念分析

内容提要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其国内观念的一种对外延伸和表达。因此，在分析日本长期对外结盟的原因时，日本国内的民族观念是一个有益的视角。集团意识为日本对外投身于集团、进行结盟提供了最广泛的认知背景，而自我约束意识以及现实的相对主义意识使日本尽可能地消除了结盟的心理顾虑和障碍。基于等级社会的“忠”和依赖意识是出于利益交换的对他人、对强者的“忠”和依赖，这导致日本对外结盟强者。 日本国内政治运作的联盟政治特点，为决策者选择结盟外交提供了政治借鉴。

关键词 日本 结盟外交 民族观念

日本外交的特色之一是对外结盟，其结盟次数之多、结盟持续时间之长、结盟覆盖区域之广，实属罕见。对于日本民族何以出现如此特色鲜明的结盟外交，学者们一直在进行探究。笔者认为，当我们分析日本长期对外结盟的原因时，日本国内的民族观念是不可或缺的研究视角和分析变量，因为国家对外政策既受到国际体系的影响，也受到国内因素的左右。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其国内观念的一种对外延伸和表达。但是，“由于大部分社会科学家只关注于精确严谨，不满意于历史描述、归纳和解释的‘软性’，所以他们对观念的历史运动不屑一顾。结果是他们自己的理论无论多么‘严谨’，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并常常导致无知的缩减”。也就是说，国内观念这一分析变量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正是基于如上考虑，本文将在前辈同仁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日本民族观念的视角对日本长期推行结盟外交的原因做一探讨。

一、结盟与日本的集团意识、自我约束意识及现实的相对主义意识

日本民族的集团意识、自我约束意识以及现实的相对主义意识对日本不断走上结盟之路存在影响。日本民族的集团意识为其对外投身于集团、进行结盟提供了最广泛的认知背景和观念基础，而自我约束意识以及现实的相对主义意识使日本尽可能地消除了结盟的顾虑和心理障碍。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位于北太平洋西部且山多平地少的狭长岛国，其境内众多窄小的山间盆地是人们基本的生存空间。在历史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交通条件恶劣，使得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局限于日本诸岛内，更确切地说是局限于“本藩”甚至是“本村落”。众多的山地和漫长的海岸线，在为日本拥兵自保的小区域集团的生存提供条件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日本人“因为地势风土的关系，表现为明显孤立的形式，形成自给自足的小集团社会。整个日本不仅是个岛国，而且每个村落具有各自独立的岛屿性格”。

可见，由于日本的地缘状况，加之村落民众长期共同的生产和生活，形成了日本社会众多的集团及其强烈的集团意识。这种现象和观念一直影响到现代的日本：“大多数日本人甘愿在穿着、举止、生活方式、甚至思想上都符合集体的准则。”而且，集团势力渗透于日本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例如，在经济领域，充满了“各种类型的团体，从街头巷尾的小零售商的团体，到全国性的大银行或钢铁公司的协会。这类商业企业协会在日本要比在美国社会中更普通，也更重要”。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也是如此，以至于“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没有资格参加上述任何类型的团体，但是他们往往以所谓的‘新宗教’来填补空虚”。

集团是基于一定的目的和利益而形成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目的及利益在集团或组织中的纽带作用呈增强趋势。这与基于共同利益之上的同盟有相似之处。因此，几乎无所不在的集团及由此形成的利益目的型集团意识，是日本对外投身于集团、长期结盟的最为重要的认知背景和观念基础。

可以说，这种集团意识既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日本人因国家在地缘上、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边缘”位置而滋生的“孤儿”意识和忧心被弃的意识，也使日本人认识到集体行动的力量、获得集体行动的收益以及长期付诸集体行动所积累的经验与技巧。这对日本长期对外结盟的影响虽是潜在的，但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

集团行动可以获得力量以及获得超越自身实力的收益。“当日本人是一个人时，往往很拘束、腼腆，但一参加到集团中，则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积极起来”，“并且把集团所具有的决定能力，认为是自己的决定能力；把集团的实行能力，认为是自己的实行能力”；“把集团的强大，错认为是自我的强大”。“在日本，一个工作职位不仅仅意味着根据合同可以获得工资，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表明某人属于某一组织的身份，换句话说，使人有一种作为某种重大事业组成部分的满足感”。同时，长期“投身”集团的经历不仅加强了群体意识，而且积累了相关的经验和技巧。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日本人无疑比多数西方人具有更多的集体倾向，而且在互相合作的团体生活中形成了这方面的高超的技巧。”

在国内集团行动中的长期体验、积累的技巧和所获得的收益，促使日本人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中更愿意选择加入一个集团，即结盟。在日本人看来，“社会并非个人竞争的舞台，而是团队与团队竞争的竞技场。这是自德川时代以来日本的武士阶级已经形成的观念”。随着国际交往的实践，基于利益之上的国内集团观念就“外溢”为引导日本进行结盟的外交观念。

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把日本国内的集团意识放到国际关系领域中时，应谨慎加以分析。一般而言，群体的共同命运意识在面临外来威胁时会倾向于结盟，“尤其是在现实主义者中间，他们用这个理论解释结盟现象”。但是，群体的共同命运在威胁面前并不意味着必然结盟，“因为，行为体就像在相互依存状态下一样担心自己会被集体中的他人所利用”，从而导致“面对共同威胁的国家，由于互不信任或充满敌意而无法合作抵抗威胁”。所以，“相信合作者可以实施自我克制是形成集体身份的一个重要条件”，“自我约束推动建立安全共同体，减少国家在把照顾自己的部分责任交托给他者时产生的担心”。而在日本文化中是不乏强调自我约束和较少担心个体失去群体的观念的，这就为日本也为结盟对象国构建同盟克服了心理上的障碍。

在封建时代，日本的武士“不论何时居于何地，隐于深山抑或深埋地下”，都要守卫主君之利益。武士的誓言之一就是“履行自我之义务争先于人”。“日本人认为，只有在自己人中间才能尽情地表现自己的感情和感受。在其他人中间，在外人中间应当克制情感。这被认为是一种美德。日本人在交往中是非常克制的。他们从小就受到不许公开流露情感的教育”。日本人的自我约束甚至达到了“极致”程度，“抢在可以预料到的别人强制之前的自制……抢在别人的惩罚之前自己惩罚自己”。

日本人以强烈的自律意识投身于集团，在西方人看来，这是“‘淹没于集团’，是‘放弃个性’；但对日本人来说，这是非常自然的，是无可非议的”。正所谓“个体的短暂的生命经由对整体的奉献而得到延伸甚至永生，一己私欲的卑小通过对公的转化而得到光大乃至永恒”。可见，这种强调服从纪律、为团体献身的价值观念既使日本自身也使日本的结盟对象国尽可能地消除了心理上的部分障碍。

然而，在对外交往上，结盟的对象是变化的，结盟对象的调整意味着对原来认同集团的背 叛，这似乎与日本人热衷于以自我约束的精神投身于集团的意识相左。其实，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可以从日本人的现实而又相对主义的意识观念中得到解释。对此，鲁思，本尼迪克特有过精彩的分析：“日本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把改变态度视为道德问题”。因为在日本的哲学中强调相对主义，“精神与肉体并不是宇宙间相互对立的两大势力，日本人把这一信条引向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世界并不是善与恶相斗争的战场”。如同现实生活中存在纷繁的派系和集团现象一样，日本人也把人的全部义务划分为若干部分，每个部分的规则不仅是不一样的，而且是变化的，“当其中的条件变更时，可能会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日本学者中根千枝也认为：“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不是依照原则来行动的，而是在其内部存在着某种东西；当它碰到各种情况时，就以其独特的适应性而显现出来，并具有一定的性格”。

这说明，日本民族不仅存在相对主义的意识，而且其相对主义意识是现实主义的。“日本人在解决某项任务时，是依靠自己早先的经验和比较各种实际活动的结果，而不是通过抽象的设想。他们在遇到复杂情况时，往往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来求得解决”。因此，在外交领域，当日本面临客观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改变的是它所投身的集团，而不是投身于集团这种行为本身。

为了获得较多的收益，日本人以心存现实的相对主义意识持续地投身于集团。它一方面为日本在国内及国际的集团行动提供了认知模式；另一方面，由于“在随大流、抑制自己的习性不断增强的时候，害怕孤立的恐怖心理也会更加厉害”。因此，从日本国内环境来看，长期的集团经历使日本人感到离开集团会有危险，因而更加离不开集团；从国际环境来看，长期的结盟经历使日本人认为一旦离开同盟会更危险、更孤立。日本人的这一心态在日本多半选择非本地区国家作为同盟者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这样，在结盟认知及相关的衍生心态的作用下，日本陷入了结盟的“怪圈”而不能自拔。

二、结盟与日本基于等级社会的“忠”和依赖观念

日本的传统社会是一个等级观念很强的社会。从幕府时代起，日本社会便分化为士、农、工、商4个等级，从将军、大名到普通武士，世代相传；从农、工到商贾，陈陈相因。明治维新后，日本提出废除封建等级身份制度，但又代之以皇族、华族、士族、平民等新的身份等级。虽然日本强调四民平等，二战后又进行了民主化改革，但“事实上，他们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属的团体之间的关系都是建立在等级差别这个观念之上的”。可以说，在日本长期存在的等级观念不可避免地对日本人看待和处理日本之外的世界产生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日本人思考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时，往往根据其国内模式来类推。他们倾向于把国际秩序看作日本社会内部的文化模式的外部表现，而这种模式是以垂直组织结构的相关性为特征的。”

那么，国内的等级观念外溢到国际交往的实践之中为什么会对日本的结盟外交产生影响呢?在日本，由严格的等级滋生出了“忠”以及依赖心理，它们所起的作用值得关注。“忠”和依赖心理，在被视为日本社会中坚力量的武士身上以及被看作日本社会核心的家庭之中体现得极为明显，而武士及由此而来的武士道、家庭及由此而来的家族观念已经延绵并深深融入日本的历史及现实之中。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被认为是日本社会中坚力量的武士，其本身又分为十多个等级，强调主从、等级关系。最初武士与主君结成主从关系，在由公地公民向私地私民过渡的激烈变革中，新兴的武士阶层为自己占有的土地及其他利益而战。到镰仓时代，武士首领源赖朝迫使天皇承认他拥有任命直属武士“御家人”担任各地“守护”、“地头”的权利。这样，将军不仅保证了自己原来的土地所有权，并且通过守护、地头制的确立使之获得了法律依据。对此，“御家人”自然要以效忠将军作为回报。从丰臣秀吉时代起，日本实行兵、农分离，武士阶层完全脱离自己的领地，移住城下町。于是，武士及其家族的生存由依靠自己的领地变为依靠主君的俸禄，这种经济上的利害关系无疑进一步强化了武士对自己主君的忠诚。诚如鹈殿长快所说：“想自代代先祖一直到我辈数百年来生活安康，家族相续，皆因主君鸿恩浩荡。报效主君的关键惟一个‘忠’字朝夕不忘。”至德川时代，通过领地与禄米的层层封授，各级武士最终结成金字塔形的幕藩体制。

因此，“忠”的观念被绝对化，它居于武士道的核心，我们可在日本许多思想家的言谈中体会到这一点。例如享宝年间的山本常朝在《叶隐》中说：“除主从契约以外别无他物。即使释迦、孔子、天照大神出而劝说，亦不置于眼中。即便下地狱，即便受神罚，此方唯立志侍奉主人。”福泽谕吉也认为：“在封建时代，人与人之间有所谓君臣主仆的关系支配着社会”，“抱着所谓‘食其禄者死其事’的态度，甚至把自己的生命也献给主家”。

如果说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了日本基于等级社会的“忠”的观念，那么，日本家庭则为我们分析基于等级社会的依赖意识提供了另一视角。家庭是日本社会的核心“细胞”，从古至今延续着日本民族的文化“基因”，即便现代也不例外：“当代日本的家庭习惯来源于大和民族古代生活方式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政府所采取的政策的结合”。美国学者埃德温，赖肖尔、马里厄斯，詹森就家庭对日本人的依赖意识形成的影响进行过专门研究，他们认为：在日本，“培养孩子的其他做法，似乎的确具有很大的影响。日本的婴孩和儿童，是相当受娇惯的，他们几乎同母亲形影不离，这与美国人严格地安排孩子的起居饮食的做法成为鲜明的对照”；“日本的婴孩哺乳期较长，饮食也不强调定时定量，他们总能得到母亲的。母亲出门时总是把婴孩背在身上――从前差不多都是这么做的――一晚上由父母带着睡觉，一直到长大。即使长大后，也往往睡在同一房间里，而不单独分开”；“总之，日本的孩子是被当作婴孩看待，而不是当作日后要成年的孩子对待的。其结果则毫不奇怪地形成了某种程度的依赖性，特别是对母亲的依赖，这在西方是不常见的”。日本学者土居健郎认为，依赖心理是了解日本人性格和社会结构的关键，他也从家庭的视角进行了分析：“依赖心理的原型是母子关系中的婴幼儿心理。在日本社会母子关系是理想化的关系，所以到处充满着‘依赖’”，在日本国内表现为“子女依赖父母，学生依赖老师，职员依赖上司”。

无疑，“忠”和依赖心理对日本的社会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至于日本有一句古老的格言：跟着强者。至近、现代，日本出现了模拟家庭和家族的等级及依赖形态的“家族国家观”和“家族经营主义”。“忠”和依赖心理，以及前面提到的诸种观念，它们在日本国内观念中占据主流地位且渗透到社会生活诸多层面。某些观念在一个国家内部一旦达到相当强而广泛的渗透程度，这些观念将显示其力量，从而对该国家的对外行为产生影响。美国学者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等认为，观念通过三种路径对外交政策产生作用：一是“观念起着路线图的作用”，“一旦一种观念被选中，这一路径就限制选择。因为它在逻辑上排除了对现实的其他解读，或者至少表明这类解读不值得持续探讨”。二是观念“可以充当焦点，来 规定合作的解决方案。或者充当联盟的粘合剂，增进某些特定集团的凝聚力”。三是“观念一旦被嵌入规则和规范之中，就是说，它们一旦被制度化，就制约公共政策。政策受到先期路线图的影响，受到过去围绕某一政策焦点而形成的协议的影响，受到所存在的某些联盟模式而不是其他模式的影响”。

当日本在参与被其视为有“等级”的世界行动时，基于国内等级社会、对日本社会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忠”和依赖心理，就成为日本进行外交选择的“路线图”和“黏合剂”之一。“忠”和依赖心理存在的三个共性成为引导日本对外结盟尤其是与强国结盟的“路线图”。

依赖心理和“忠”的观念均发生在一定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是对“别人”的依赖和对“别人”的“忠”，表明依赖心理和“忠”的观念具有很强的外向性。例如，日本学者南博认为，源于家庭尤其是母子的依赖或一体化倾向，“也容易和别人走上一体化的道路。这是在日本人身上比较突出的可以称之为一体化倾向的行为倾向。这种倾向可能和依靠别人、依靠集团的倾向结合起来”。于是，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在面临外部威胁或为了获取超出自己实力的利益时，依赖心理和“忠”的观念既促使日本对内强调集团内的团结，也促使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对强者表现出强烈的依赖心理和“忠”，进而与其建立同盟关系。

依赖是对强者的依赖，“忠”是对强者的“忠”，这说明了日本结盟对象国的类型。在依赖关系中，其原型是婴幼儿对母亲的依赖，相对于婴幼儿而言，母亲无疑是强者。在“忠”的关系中，其原型是下级武士对主君的“忠”，相对于下级武士而言，其上级主君无疑是强者。因此，日本在对外关系上就表现为，其依赖或“忠”的对象即结盟对象国都是强国。例如，土居健郎在把对依赖心理的分析延伸到分析日本的对外行为时说：“日本人对西方文化和以前对中国文化总是抱有一种憧憬的心情……一旦发现别人比自己强，便马上去巴结，去拉抱。”

依赖和“忠”的观念都是基于利益交换之上的，这是日本与强国结盟的核心因素。通过上文对“忠”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无论对“忠”的宣扬发展到何种绝对化的程度，都改变不了这样的事实：“忠”是历史的，它基于主从关系的利益交换。“忠”包含着一种契约关系：主君赐武士以恩，即给予武士土地、特权，并予以庇护；武士要报主君以忠，即武士在乎时和战时都必须尽军事和其他义务。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我们必须注意到，在武士的意识中存在着一种恩顾与奉公之间的长久换的观念。……主从关系的本质便在于恩顾与奉公之间交换关系的诚实履行。”这种具体、直白的利益关系无疑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同样，日本社会中存在的依赖意识也是基于利益之上的。日本学者正村俊之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正村俊之在土居健郎提出的“家庭母子依赖关系”的基础上，提出日本社会中还存在着模拟母子依赖关系的成人间的依赖关系。“成人间的娇情关系，是以模拟这种母子关系的方式形成的。首先，采取自制的态度，意味着把自己的选择权交给了对方”，“但对方一旦接受了选择权，就处在了上级的位置上。而转让了选择权的人虽处在了从属的地位，却同时可以期待对方对自己有情。因为选择权的转让可以说是为得到所期待的一种‘预支’。这里所说的对自己有情，就是体谅自己的心情，为自己着想。由于对方对自己有情，转让出去的选择权就用在了自己身上。这种对对方对自己有情的依赖，就是娇情”。因此，这种基于利益交换而依赖或“忠”于他者(强者)的观念，促使日本倾向于在与强国的共同或交叉利益之上构建起同盟关系。

三、结盟与日本国内的联盟政治认知和经验

日本国内存在联盟政治现象，由此形成了联盟政治认知和联盟政治的经验，从而为日本民族的决策者在参与国际关系的博弈时提供了结盟认知路径和结盟经验借鉴。

自近代以来，日本就认识到了内政与外交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例如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岩仓具视就曾提出：“欲善外交则必整内政，故内外虽然有别而其轨为一。”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往往深深地印刻着国内政治的痕记。从最保守的分析来看，结盟作为一种对外政策，它是由受国内政治作用的决策者制定的。因此，日本决策者的国内政治经验对结盟外交政策的制定必然产生巨大的影响。“决策者从本国的政治体制中学到的是他的大部分基本政治观念，这些观念影响到他对国际关系和其他国家国内体制的认识”，“也使他获得了使用什么战略和策略才能达到预期目标的详细经验”。在“同质化程度很高或岛国社会中，这种现象尤为突出”。日本内政对日本决策者施行结盟外交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日本国内的派阀联盟政治。

自近代以来的日本，与决策者们相共生的政治现象之一是派阀现象，如藩阀、闺阀、学阀、军阀、财阀，等等。派阀是一种非正式的集团，其主要功能是保护成员的对外利益。任何试图进入日本社会上层的个体，几乎都投入到这种靠非正式的人际关系运作的派阀之中，在政界尤其如此。

明治维新的初期，形成了以萨摩、长州为主的强调原籍的藩阀，它们几乎垄断了日本的主要官职。想进入政界者须投身于藩阀，依靠这种人脉以求有所作为。之后，随着非藩阀出身者不断加入政界，闺阀、学阀、财阀、军阀等相继在日本的社会生活中出现，并不断壮大。曾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清浦奎吾曾一度感慨：“无派阀人士，若不投靠派阀，即便使老鼠添翼也成不了蝙蝠。”

二战后，尽管这种派阀现象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通过合作来实现目的的派阀传统已经在日本社会内部深深地扎下了根。在政治生活中，它滋生出了党派内部、党派之间以及党派与官僚、财界的合纵连横，堪称联盟政治。

二战后，在日本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就是这样的由数个派阀构成的联合体”，其国会议员“大部分都属一定的派阀”。日本为制定或推行某种特定的议案、政策，常常会组建起临时的政治联盟，它们可能是在党派内部，也可能是超党派的或党派与官僚、财界的合作，其形式多种多样。如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为推动中日邦交，组建了“自民党中日邦交正常化协会”。同时，日本国内的政、财、经、学界人士也协作起来支持或反对中日建交，因此当时有一种说法：“中日关系”实际上就是“日日关系”。在日本，政界、官僚、财界的合纵连横可谓特色鲜明、屡见不鲜，它们的合作被称为“铁三角”或“三角同盟”。这些政治联盟往往基于各自的具体目的，有时其目的与国内、国际要求相符，有时则相悖，但只要对自身有利，即便相悖时会损害到他者的利益，这种联盟仍会不断维持、重组。例如，二战后“执政的自由的保守分子已经建立了实业家和地主利益集团的强大联盟……显然有损于占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的利益，但自民党的政治领导们坚决地不为所动”。同样，当民众也从这种联盟中尤其是从对外结盟中获得利益时，民众便逐渐和国内玩弄联盟游戏的实力人物、派系、组织一样，对结盟是否损害别的国家、地区的利益不那么关心，甚至听之任之。例如从1951年起，日本民众不断反对日美同盟，各种抗议不断；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日益富足的日本国民开始对日美同盟不 那么反对了。1970年，《美日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在稍经讨论后即再次延长10年，并且在此过程中只遇到较少的抗议，便是一个明证。

二战后日本曾试图打破国内存在的联盟政治现象，较为典型的是在三木武夫内阁时期。三木因自民党的丑闻和派系的争斗而上台，三木派考虑到自身实力有限，便采取构建与诸派系联盟的策略，任命福田派的首领福田纠夫为副首相兼经济企划厅长官，大平派的首领大平正芳继续留任大藏大臣，中曾根派的首领中曾根康弘出任自民党干事长，组建起“派阀均衡内阁”。三木一方面承认并利用日本政党内的派系联盟，另一方面则向政党与财经界的联盟开刀，提出《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对政党与非政党的主要联系即政治资金等加以限制。该修正案触及了日本政治的传统，对普遍遵从的政、财、经联盟惯例加以约束，在执政、在野两党和众、参两院引起轩然大波，最终勉强得以通过。当三木以洛克希德贿赂案对田中派以及对政界和财界的联盟痛下杀手时，三木派被进一步孤立。田中角荣派要求其辞职，连曾积极支持三木的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都认为“三木闹得太过分了”。福田派与大平派则建立起“大福联合”向三木进攻，三木最终辞职。可以说，三木先是利用了党内的联盟政治，随后又损害了党内的联盟政治以及政党与财界的联盟传统，最后在联盟政治的打压下以失败告终。

当然，执政的自民党也有“自动”解散派阀的举动。例如，岸信介内阁时，提倡解散派阀。大野派的“白政会”、旧吉田派的“丙午会”、河野派的“春秋会”相继解散，但时隔月余又重新恢复。福田纠夫内阁上台后，提出“协调与合作”的口号，福田带头解散了本派的“八日会”，随后，大平派的“宏池会”、田中派的“七日会”也相继解散。但是不久，各种派阀又恢复了活动。日本学者指出：“解散派阀是自民党内间歇地祭起的永远的大义名分。尽管高唱了许多次，而且解散的方法也很简捷明快，但没有实现过一次。实际上，派阀联合正是自民党的生存形式。没有派阀，自民党也就存在不下去。派阀的存在反而日益严密地制度化了。”

如果我们把派阀联盟看作日本国内政治运作的重要特点之一，那么，研究日本战略与国内基础之关系的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则认为，日本发展的核心在于“能够使精英集团控制政权的隐蔽的保守联盟”。这种联盟几乎贯穿于明治以后的日本历史之中。“在颁布《明治宪法》之后的明治晚期，日本保守联盟由皇室、明治寡头、地主和原始财阀组成；在占领中国东北之后的军国主义时期，保守联盟由皇室、军官、经济官僚机构和新财阀构成；在美国占领之后的高速增长时期，保守联盟是由经济官僚机构、自民党和大企业领导人构成。”可以说，这是联盟政治在日本国内政治中的地位及影响的真实写照。

对于任何国家的决策者而言，其面临的都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值得再三指出的是，在决策背景模糊的情况下，行为者的决策很大程度上是受他们对问题的看法所左右的”。由于长期生存在派系联合或争斗的社会政治生态之中，日本形成了一种派系联盟认知以及联盟政治经验。这种派系联盟认知以及联盟政治经验无疑会对日本的外交决策者的看法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通过投身于一定的集团或通过集团间的临时合作而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决策者，其对外政策存在借鉴自己国内政治成功经验的可能性，从而在国际上寻找一个可能有助于自己国家获得利益的集团，走上对外结盟之路。而“知觉定势仍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过去的经验：过去的经验使人产生对未来的预期”，日本通过结盟曾经获得了巨大的国家收益，结盟的历程及经验反过来又激励后来的决策者采取类似的对外政策，结盟意识被不断强化。

(张景全，副教授，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长春，13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