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稳定性监管的实践及借鉴

【摘要】美国百年来对金融稳定性的监管力度一直根据实际市场情况在自由市场与严格监管之间摇摆。金融危机后，2010年签署实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被视为“大萧条”以来美国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但仍旧有所不足。我国的金融稳定性监管可以从美国的监管实践中得到以下借鉴：监管要求与时俱进；监管要求具有前瞻性；监管要引导市场；监管要具有全球视角。

【关键词】金融稳定性 监管 多德-弗兰克法案

一、美国金融稳定性监管实践

美国金融市场作为全球金融市场的风向标，在过去百年历经数次变革，而金融稳定性监管一直是美国金融改革的首要目标。

从1913年美国根据《联邦储备法》建立联邦储备体系，确立现代金融制度开始，直到20世纪30年代前，美国金融制度基本不受管制，自由竞争观点盛行，银行业实行混业经营制度。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对美国经济的灾难性打击促使美国政府在1933年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严格地划分开，禁止银行包销和经营公司证券，只能购买由美联储批准的债券，以避开商业银行从事证券业带来的风险。美国金融业从此进入了分业经营时代。

冷战结束前后，为顺应金融产业日益融合的趋势，提高本国金融业国际竞争力，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开始放松金融管制，逐步改变金融机构业务经营范围。继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银行存贷款业务崩溃以后，银行法律改革开始关注金融稳定性，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对零售存款机构的监管上。

1999年11月，美国政府通过《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结束了长达66年之久的金融分业历史，重开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新纪元。这些法律配合行政措施，去除了商业银行业务、联营和地理区域方面的诸多限制，实质上是去监管化的措施。

这个时期，美国政府并未出台新的监管机制，来控制机构由于金融服务混业经营带来的风险，以及资本市场和传统借贷业务的快速结合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这个时期的主要措施就是通过巴塞尔框架协议II更改了对资本的要求，加强了银行业务的顺周期性，可能增加了系统性风险。

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促使美国开始重新反思监管制度体系。2010年7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签署《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被视为“大萧条”以来美国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

二、《多德-弗兰克法案》的不足

《多德-弗兰克法案》代表了金融监管的转向。在此之前美国的金融监管一直忽略了危机发生前数十年间的系统性问题。从《多德-弗兰克法案》开始，银行监管机构不再只是关心个体银行的稳健性，市场监管机构也不再只是关心从交易方面保护投资者。

但是由于危机发生法案出台时机紧迫，《多德-弗兰克法案》存在下述问题。首先，《多德-弗兰克法案》关于建立新的行政当局需要通过行政立法来明确，这需要三个或以上的机构合作或同意。这给多部门的协作和效率带来了挑战；其次，法案有关条文将金融稳定性风险作为直接可用的法律标准，但这只能给监管人员一般性指导，而没有具体给出定量化的标准；第三，该法案做出了机构的重大变更，创设新的政府机构解决金融稳定性问题，对现有机构的政策制订及监管措施也有了更强的约束力。然而现存机构的关系和新机构的业务实践可能会带来一些全新的实务及管理协作上的问题。

该法案虽然创设了法律和机构框架，但并未界定促进金融稳定性的具体措施。在该法案中，金融稳定性这一概念主要用于下面四处：一是作为新的监管当局的目标。二是作为现行分析和监控的指导。三是作为直接的法律标准。四是作为待监管机构批准的各种建议措施实施前的决策考虑因素。

虽然《多德-弗兰克法案》创设或强化了可用来应对或者处理金融不稳定的政府机构，但该法案本身就监管机构如何实施法案界定的金融稳定性标准方面，以及当金融稳定性作为监管业务的指示概念或者监管许可中的考评因子时，如何权衡金融不稳定及经济增长中的相互关系时，只给出了极为有限的引导。

针对当前金融稳定性监管一个突出的问题——影子银行业务，《多德-弗兰克法案》虽然包括了一些应对及缓解影子银行问题的条款，但并没有针对影子银行系统像对待系统重要性机构那样建立一个监管机构系统，也没有通过有效方式表明影子银行系统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

当前，在美国的金融体系中，货币市场基金是影子银行的主要部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货币市场基金的要求是，定期每股每美元的固定净资产价值，而无需像开放式互助基金那样，定期浮动净资产价值。2010年的规则补订中，虽然改善了货币市场基金的弹性，但当前的改革尚不足以缓解货币市场基金的挤兑可能。如何进一步出台有关措施，有效应对影子银行带来的对金融稳定性的潜在风险及威胁，还是一个需要在监管实践中逐步完善的问题。

三、美国监管实践对我国金融稳定性监管业务的借鉴

从美国近百年的金融稳定性监管实践可知，金融稳定性监管是一个渐进的完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国的金融稳定性监管可以得到以下借鉴：

一是监管措施必须与时俱进，顺应市场自身发展的脉络。监管措施不应一成不变，而要随着经济周期带来的金融系统的发展变化，只有根据市场发展的趋势，给出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及制度，这样才能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二是市场不可能永远稳定发展，监管必须具有前瞻性。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是无法自发克服经济周期带来的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风险的。作为风险监管机构必须具备前瞻性，及时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并能做到逆经济风向行事，有效疏导金融系统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给予修正和引导。

三是监管机构宜充分引导市场自我修复能力。从美国金融稳定性监管的历史可知，每到金融系统发展的拐点时，政府出台的有关法案和措施在给予严格有效的监管的同时，其本身并非强制性的行政命令，而是通过适当的制度激励，充分引导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使得金融经济重新回到良性发展的轨道上来。

四是监管机构必须具备全球化视角，有计划地逐步地与国际市场接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金融系统能够稳定地长期有序地发展，对于稳步发展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乃是重中之重。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金融都与全世界密切联系。比如当前金融稳定性监管的影子银行问题，不仅国外存在，我国经济中也存在影子银行业务，同时又与中国国情结合，具备自己的特点。因此，具备全球化视角，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从国外的监管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是我国金融稳定性监管要稳步推进的前提。只有这样，我国的金融系统才能兼备稳定性与开放性，才能具备更强的抗风险的弹性及长足发展的潜力。

作者简介：曹春玉（1978-），女，汉族，河南开封人，国际经济硕士，任职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海监管分局，研究方向：金融学；买海峰（1979-），男，回族，河南洛阳人，北京师范大学硕士，高校讲师，任职于北海职业学院，研究方向：房地产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