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思想对比研究及意义

一、鲁迅与胡适基础教育思想的不同之处

尽管鲁迅与胡适都非常重视基础教育，但他们的教育思想渊源、出发点和对教育问题思考、表现的方式又有所不同。基础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不同鲁迅的基础教育思想是建立在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及进化论的基础之上的。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明确提出了“立人”的思想，由“立人”而启迪人心，唤起人的主体意识，进而达到启蒙的作用，尊重和肯定人的个性，使其走个性解放的道路，从而使国民实现真正的觉醒。正因如此，鲁迅基础教育思想的最根本的理论基础是启蒙主义。1919年，鲁迅指出:“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①，即对于学生应该“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②。这都表明，鲁迅认为教育应该启迪学生的思想，促进人性的发展，显然具有人道主义的色彩。鲁迅认为，旧教育的最大弊端是毒害学生的心灵，束缚学生个性的发展。正是为了改变这种状态，他指出:“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③鲁迅认为这个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这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④在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鲁迅认为教育应该以张扬学生个性、促进人的生存及发展为终极目的。所以说，奠定鲁迅基础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石是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及进化论。胡适的教育思想则是建立在杜威实验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胡适从杜威那里系统地接受了实验主义的哲学理论，并称“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的哲学基础”。⑤杜威认为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即是应付环境，而知识思想是人生应付环境的工具。在教育方面，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认为教育是社会进化和改良的根本方法，哲学就是广义的教育学说。由此可见，实验主义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学习和掌握越来越丰富的经验、知识、思想等应付环境的能力，教育不能脱离现实生活和社会向学生灌输与此无关的知识和思想，教育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生活中包含着不断的教育。胡适非常推崇这种实验主义教育理论，并以此为指导在当时的教育界进行积极的实践，如要求教育改革、普及教育等，同时也以此为理论基础建构起了他的基础教育思想。基础教育思想的出发点不同“立人”是鲁迅基础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核心。“立人”就是充分挖掘全民族的潜能，培养一代又一代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能够承担起“兴国”重任的新人。鲁迅希望青少年学生摆脱精神蒙昧，敢于直面人生，敢于济世救国，成为革命的新生力量。这些教育思想与理念都是以“立人”为出发点和最终指向的。胡适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则是教育救国。

教育救国成为一种信念贯穿于他终生的教育事业之中，并成为其始终奋斗的目标。基础教育思想的思维、表现方式不同因为人生经验的不同、教育背景的差异，鲁迅与胡适在思考基础教育时，他们的思维方式就体现了各自的特色，表现方式也呈现了不同的形态。鲁迅主要是一个作家、思想家，所以，他往往比较留意社会事件中所蕴含的意义，批判这些事件背后的负面影响，而且在批判的时候还往往从小处着手，逐步深入。具体到基础教育，他总是能够在一些并不起眼的社会事件中看到背后的教育意义以及对教育的影响。当他表现自己的思考成果的时候，形式也比较灵活，关于教育的文章，鲁迅写了不少杂文，但也有散文，甚至小说。鲁迅认为基础教育要讲究科学，这种科学性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教育目标的科学，教材选择的科学，教育方法的科学，教育管理的科学等。这样看来，鲁迅的思考似乎也有很完整的体系，其实不然，这些思想都散落在鲁迅的杂文、散文甚至小说中，需要我们认真整理才能看清楚。与鲁迅比较起来，胡适更像一位学者，一位理论家。这也就决定了他思考基础教育的方式以及表达自己思考成果的方式必然与鲁迅有不小的差异。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他在思考基础教育的时候，主要是置身于教育事业之中，面向教育问题，根据自己的教育背景，进行学理式分析，进而提出理论化的解决方案。胡适同样认为基础教育要讲究科学，同样认为这种科学性应该体现在教育的整个过程中，但是他在对这种科学性进行具体分析时就表现出了不同于鲁迅的特质。例如，在《学生与社会》这篇文章中，作者的目的是要分析学生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要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胡适认为首先需要分析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为“学生”是“个人”中的一部分。其间的逻辑关系十分明显，不用说，这就是一种学理式的分析。

二、鲁迅与胡适基础教育思想的当代意义

制定教育制度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制定的过程一定要民主、科学，慎重。教育制度一旦制定就不能随便更改。胡适有两篇文章(《记第八届全国教育联合会讨论新学制的经过》、《记全国考铨会议》)认真记录了教育制度改革会议的全过程。记录会议过程这一行为本身就充分显示出胡适本人对教育制度改革的重视程度。教育制度因为重要，所以必须科学。在《对于新学制的感想》这篇文章中，胡适对“新学制”中关于升级的“弹性制度”就予以充分肯定，认为十分科学。也是因为教育制度重要，所以不能朝令夕改，必须慎重。在《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这篇文章中，鲁迅对教育制度的不够严肃就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就是所谓‘教科书’，在近三十年中，真不知变了多少。忽而这么说，忽而那么说，今天是这样的宗旨，明天又是那样的主张，不加‘教育’则已，一加‘教育’，就从学校里造成了许多矛盾冲突的人。”①关心教育的人们都很清楚，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体制与时展要求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就我国基础教育而言，目前也还存在农村的学前教育未能普及、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校际差距较大等现象。因此，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中，国家明确提出:要“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制定学前教育办园标准和收费标准”，“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主张。这些政策主张无疑具有科学合理性，之所以是一种“公开征求意见稿”，则表明了我们对教育体制改革工作的慎重。我们希望，以后的基础教育体制改革也能够如此慎重、如此民主、如此科学，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鲁迅与胡适对教育目的的思考教育目的直接影响到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的制定以及教育方法、教育内容的选择，所以，教育目的在教育事业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21世纪的今天，为了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人才，我们要防止教育目的功利化倾向。否则，在功利化的教育目的之下，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只能看到眼前的利益，而不会思考教育、社会、民族的未来。如何防止教育目的功利化，鲁迅与胡适对教育目的的思考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这篇文章中，鲁迅就对当时中国父母教育目的的功利化色彩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鲁迅指出:“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②鲁迅与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虽有不同，但是他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却值得借鉴。也就是说，教育不能紧紧盯着眼前的实用目的，而是要看到孩子的未来，民族的未来。关于教育的目的，胡适有过正面的论述。在《学生与社会》一文中，胡适指出教育有两个主要的目的，一是启蒙，一是改造社会。他说:“教育是给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镜，能明白观察;不是给人穿一件锦绣的衣服，在人前夸耀。未受教育的人是近视眼，没有明白的认识，远大的视力;受了教育，就是近视眼戴了一副近视镜，眼光变了，可以看明清楚远大。”③这就是说，我们的教育不是要教给学生向人炫耀的资本，而是要培养学生一种观察世界、思考世界的眼光与能力，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教育的启蒙功能。还是在这篇文章中，他又说，“人受教育，求知识，原为发现社会的弊端”，“我说社会的改良全靠个人，其实就是靠这些戴近视镜，能看人所看不见的人”。④这就是说，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在看清世界之后，揭示世界不合理的方面，并进而改造这个世界。这就是教育改良社会的功能。如果我们的社会与教育工作者都能够认识到这样的教育目的并以这种目的指导自己的教育活动，如果我们的学生与家长都能够认识到这样的教育目的并将这种目的融入自己的意识之中，我们的民族就会更有希望。鲁迅与胡适对道德教育的思考中国是一个道德感很强的国家，有着十分悠久的道德教育历史。

我们传统的道德教育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但是，其中的问题也不可忽视。在这些问题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道德教育太“假”。这种“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教育充满了“瞒”和“骗”，二是道德教育多采用强制命令，重形式而轻精神。其实这两个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因为传统的道德教育充满了“瞒”和“骗”，有时候就不得不采取强制命令的办法;同时，也是因为传统的道德教育重形式而轻精神，所以在内容上也就充满了“瞒”和“骗”的味道。在这样的传统背景下，我们再来看鲁迅与胡适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其中的警示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在《二十四孝图》中，鲁迅十分尖锐地揭示了我国传统道德教育中的“瞒”和“骗”。那些用来教育孩子的道德教育素材，“现在想起来实在觉得很傻气。这是因为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些老玩意本来谁也不实行”。①显然，“谁也不实行”的道德不能用来教育孩子，这样的道德教育不但不能培养出真正有道德的人，反而会培养出“瞒”和“骗”的人。一谈起道德教育，我们总会想起各种各样的摄影展、画展、事迹报告会，还有各种道德教育专门教材，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在这些道德教育中，我们与其说是看重教育的目的，倒不如说更看重这种道德教育的形式。其实，道德教育固然需要形式，但更重要的还在于精神实质。在《杜威之道德教育》这篇文章中，胡适借老师杜威之口说:“各种功课，都有道德的价值，都是道德教育。”②“只要教师有眼光，哪一课不是道德教育呢?”③比方说爱国主义教育，怎么样才算爱国?在胡适看来，爱国更体现在实实在在的工作学习之中。抗日战争时期，面对青年学生高昂的爱国热情，胡适提醒道:“真正的爱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④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教育，才是看重精神实质的道德教育，也只有这样的道德教育才能收获应有的成效。

作者：徐洪军 单位：上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