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建构、公民权利与全球化

[关键词]国家性格；国家权力；公民权利

[摘要]政治学具有共同的研究主题，但是不同民族文化下的国家具有不同风格的政治学。在研究主题上，政治学今天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互动问题。但是，如果说过去把政治学称为“国家学”，今天则可以称之为“民主学”。本套译丛就是沿着这些主题而展开的。

[中图分类号]D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3-0090-04

“政治学”看上去是一门普世化的关于政治的学问和科学，但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状况以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传统则直接决定着政治学的研究风格、研究议程和研究路径，因而各国政治学又呈现不同的学科个性。不同国家不同特色的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借鉴，反过来必然会增加政治学的普世化价值。不仅如此，因为政治学理论都是国家历史经验的抽象，政治学理论的交流其实又是聆听他国成长或曲折或感人的故事，从而有益于自己的国家建设。

一、政治学的国家性格与主题

对于建国历史不长而功于理性计算的美国人而言，把“政治”从人文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而使之成为一门学科，是一大创举，但其民族性和国家性决定着基于个人计算文化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和理性选择主义政治学的风行并进而使政治学偏离正确轨道。不同于美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欧洲，其政治学依然保留着人文主义传统，政治学中的历史底色依然厚重。比较而言，中国政治学的风格与欧洲政治学更接近，尽管我国很多政治学学者读的最多的书是美国的，出国留学的目的地也多是美国，但这并没有使中国政治学更美国化。这种现象也正好说明历史文化传承的分量！

各国政治学的研究风格和研究套路不同，但现代政治学面对的任务和主题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国家建设基础上的共同体的善。抽象地讲，尽管各国处在国家建设不同的历史阶段，但“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问题却是共同的主题，并在这对范畴下演绎出自由、平等、公正等林林总总的命题。所以，看上去体系庞杂而又思想浩瀚的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说到底都是围绕这一对关键词而展开的。目前，中国政治学的研究主流也不外乎是“权力”和“权利”。这既反映了政治学学科的特殊使命，也印证了国家的政治发展现实，即在我国的国家权力及其组织结构尚待完善的同时，公民的权利诉求已经是绕不开的迫切的政治议程。

这样，按照理想类型划分，我国政治学研究存在两大套路：一个是传统的国家权力及其组织结构和运动过程的研究，一个是新兴的关于社会权利和公民权利的研究。两大套路无高低之分，无轻重之分，因为都是国家现实的需要，因而相映生辉。不仅如此，一方面，国家的终极目的是其疆域内民众的福祉，好国家的标准是公民权利的实现度和满意度；另一方面，公民权利和福祉的实现又离不开国家的正确导航。这就需要两大研究套路的珠联璧合，使政治学工具价值意义的“器”和目的价值意义的“道”更加统一。事实上，由于历史文化中的儒家集体主义和儒家思想中的官僚精英集团的民本主义所构成的“历史红利”，“好国家”的“民本”诉求不仅是我国政治学研究主流，主张公民权利的研究也没有视国家为“必要的恶”进而像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下的政治学那样将社会权利和个人权利凌驾于集体权利甚至国家之上。这种历史红利可遇不可求，弥足珍贵，值得珍惜。

同时，我们也应该客观地看到，尽管中国作为“国家”的历史很久远，但“现代国家”的建设依然面临着不少新鲜的难题和挑战，比如权力枢纽的组织结构、中央一地方关系、多民族与现代国家的关系，等等。更重要的是，“公民”和“民主”及其相关的“社会权利”和“个人权利”等概念在我们的文化词典中几乎找不到，而事实上中国已经处于民主化时代，已经处于民主化进程之中。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但要了解其他国家的现代国家建设的经验与理论，更需要了解和学理论进而实践民主。在这个过程中，比较历史很重要，既要了解别人的历史文化，又不能忘却自己的历史文化，这样才能在学习中甄别和选择，汲取有利于自己的国家建设经验和民主理论，最终让成长于全球化背景下而汲取他国之长的“中国道路”变成影响全球化的“中国模式”。

二、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

在我看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这次重磅推出的“当代世界学术名著・政治学系列”中，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国家权力类（历史、制度一治理与理论）、公民权利类（个人基础性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全球化和国际问题类，其中以前两类为主导。这样的研究必将在经验上有助于中国国家建设，在理论上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发展。

政治学过去被称为“国家学”，即将围绕现代国家形成、基本政治制度而展开。在这套译丛中，当代最重要的政治社会学家吉登斯的《民族一国家与暴力》和赫克特的《遏制民族主义》围绕现代国家起源中暴力潜能和民族主义阻力问题。当现代国家形成以后，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转型难题以及现代化所带来的现代性的种种困顿，对此布莱恩在《伟大的社会转型：20世纪经济思想与机构变化》中对于成功的社会转型进行深入讨论，而吉登斯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和《社会的构成》对于现代性给出了分水岭性的解释，其“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转变的命题不得不让人叹服其时代洞察力。

与现代国家起源和建设相联系，政治制度研究是传统“国家学”的另一条主线。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其实是一本权力政治学，正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可以视为政体论一样。达尔权力政治学中的种种概念，比如权力与影响力、政制类型、为什么不参与政治，依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有趣的是，作为当代最知名的民主理论家，达尔的《美国宪法的民主批判》将会给迷信美国民主的国人醍醐灌顶般的震撼：原来美国并不那么民主，宪法的很多条款都是反民主的！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则文本式地解读了美国宪法，将美国政制复原为美国建国之父所说的“复合共和制”。这些认识和二战后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亨廷顿的判断如出一辙：美国政制是都铎政体。把一个实实在在的贵族式的反民主的体制说成是民主，并使很多人相信其民主，不能不说观念建构的力量。比较而言，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更展现了女性固有的细腻的劲道，其《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特定的中观甚至微观的有效的制度安排对于社会经济的重要性，她为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世界经济学界为此哗然：谁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国家学”著作，有的将起到认识纠偏甚至观念纠错的作用，比如达尔对于美国宪法的反民主批评，不得不使我们反思这样的问题：原本不那么民主的美国，为什么美国政府对外口口声声都是民主并将推广民主上升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正是因为美国宪法的非民主性，必然导致决策过程的精英操控而非人民做主，这一点早有共识。与这种“清道夫”性质的理论相反，有的著作将产生理论适用性的疑问，比如已经大行其道的“民族一国家”概念，原本是讲的欧洲现代国家形成中的一族一国现象，结果却变成了“现代国家”的代名词，冷战后很多分裂国家的活动都是在“民族一国家”理论的指导下发生的。因此，基于欧洲特定国家、特定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所谓的普遍化的理论，对由多民族构成的现代国家如中国而言构成严重挑战。与其说是挑战，不如说是因为我们没有辨别力和建构力而盲目地使用这些概念。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日本人更睿智，将“nation-state”翻译为“国民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作为典型的单一民族国家的日本尚且把“na-tion-state”意译为“国民国家”，而由多民族构成的“中国”却泛滥的是“民族一国家”概念，多么离谱的事！概念的普遍化会演变成观念，而观念的流行则能改变世界――尽管有的观念很荒唐，人类也不得不将错就错，结果遭殃的还是人类自己。

三、作为“民主学"的政治学

如果说政治学过去因为集中于国家权力研究而被称为“国家学”，我给政治学戴上“民主学”封号也不过分。当立国问题基本解决以后，国家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为人民服务，其中实现公民权利是国家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的挑战，回避这样的挑战就会使国家丧失合法性，最终又会威胁国家权力。因此，从世界范围内的比较政治研究到中国的政治学，公民权利研究都是绝对的显学。政治学的“民主学”之称可谓实至名归。

但是，公民权利不但包括我们习以为常的以民主为基调的政治权利，还有以财产权和人身权为基础的个人基本权利以及以社会保障为核心的社会权利。没有个人基本权利的实现，所谓的民主只不过是没有法治保障的有害的政治形式；同样，没有社会权利保障的民主对于生活在令人触目惊心的哈达维贫民窟的印度人来说到底有多少意义？为此，我们对公民三大权利的理解应该缺一不可，不能一提到公民权利就联想达到民主这样的政治权利。对于很多人来说，个人基础性权利和社会权利才是第一位的。而且，对于不同的国家而言，不同的权利顺序是有很大先后秩序差异的，模仿所导致的错位最终招致国家灾难。

在本套译丛中，有关公民权利的著作最多。二战前世界最知名的政治学家拉斯基的《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其实是关于公民个人基础性权利的历史叙事。正因为对欧洲自由主义的起源及其内在属性和后果的深刻体悟，拉斯基的政治倾向是积极的国家观。在公民的政治权利方面，达尔的《论民主》和《民主及其批评者》及夏皮诺的《民主理论的现状》都是对民主本身的捍卫与民主理论的争论；亨廷顿的《第三波：20世纪晚期的民主化浪潮》及林茨的《民主政体的崩溃》讲述了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难题；而普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和普热沃尔斯基的《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分别研究的是民主发生的社会文化条件和经济条件，当然，《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还是普热沃尔斯基作为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时期的作品，研究的是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形成及其局限性，其关于民主研究的贡献和价值远不如后来对于民主转型与巩固的研究；贝瑞的《利益集团组成的社会》（第5版）则讲述了西方民主社会中政治过程中的利益集团。关于公民的社会权利，来自“福利之都”瑞典的洛斯坦在《正义的机构是重要的：全民福利国家的道德及政治基础》中，将社会权利以及围绕社会权利而进行的政治建制，视为现代国家的道德基石。当然，过多的福利已经造成负累，为此才有来自“福利国家”英国的凯瑟尔的《比较视野下的福利国家转型》。连我们眼中最为稳定的福利国家都在转型，可见，“变”是国家的常态，“不变”的国家反而是反常的。

就我国的公民权利保障而言，各种权利都需要加强，但我认为对大多数百姓而言，当下最迫切的需要还是法治保障下的各种自由权、财产权，以及社会保障权利。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我们迫切需要了解早发达国家在公民三大权利上的先后秩序以及实现方式。本译丛仅初步涉及公民的个人基础性权利和社会权利，而最多的译著则是民主方面的，其中多数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民主理论的经典之作。当然，我们应该知道，无论是关于民主条件学的研究，还是民主发生学的研究，以及民主理论本身的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看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印记――这也难怪，因为民主本身就是西方的发明。但是，民主理论不但包括自由主义的对既定制度的写照和肯定，还应该有来自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既定制度的批判和改造。遗憾的是，国内关于民主著作的翻译基本上是来自自由主义阵营的，以至于我们都认为西方的民主理论就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民主。为此，有关社会主义民主观和保守主义民主观的译著值得期待。

四、译丛特色

在我看来，这套译丛与国内同类译著相比，具有如下特色：

第一，专业性和权威性。本套丛书的作者都很知名很权威，是各自领域内一座座绕不开的“大山”。

第二，针对性和适用性。因为了解，所以专业；因为专业，所以管用。政治学、整个社会科学说到底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学问，而不是用来自娱自乐和炫耀个人的偏狭知识而最终却走向“博学的无知”（knowledgeable ignorance）。因此，不同于人文哲学，政治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专业的学问必须管用。如前，国家建设的基本问题是解决好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因而中国政治学的研究也基本上围绕这一对范畴而展开。而本套译丛也基本上围绕国家建设的主线而选题的。通过对本套译丛的阅读，读者或许会因为更了解早发达国家的国家建设而对中国的国家建设持积极的态度，因为更加理解民主理论与国外的民主政治而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持审慎态度。不仅如此，本套译丛中关于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著作，都是中国政治学者和对政治学有兴趣的读者的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因而必将有助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最后提点希望。中国已经是一个崛起的巨型强国，中国的国家利益不是和几个大国搞好关系就能实现了，国家利益已经延伸到非洲和拉丁美洲，延伸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这就意味着中国政治学必须加强比较政治的研究，而比较政治研究绝不能局限于几个大国。同时，中国又是一个转型中的大国，国家转型会出现很多治理上的危机，其他大国在成长和转型中同样危机重重，而它们是怎么克服危机时刻的？比较危机治理的研究非常重要。在理论上，比较研究出理论，而理论的适用性又在比较研究中受到检验，没有比较研究的概念和理论是不可靠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很落后，知识界经常“被虚假的知识和错误的真理所侵扰”（涂尔干语）。一句话，比较政治研究的译著应该更多，分量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