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教学改革的利益生态调查研究

摘要：通过调查与分析百余名教学领导和专任教师，发现当下我国大学教学改革主体的利益关系不尽如人意，存有权力与利益分配不够合理、利益冲突突显、学生及用人单位的利益表达不畅、专任教师的利益满足度过低等不足。优化我国大学教学改革的利益生态，相关管理者需要树立师生利益需求优先满足的理念和构建有利于各方利益关系调谐的系列运作机制。

关键词：大学教学改革：利益生态；调查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3）11-0072-06

大学教学改革是一种教学制度上的变迁或创新，这种变迁或创新表面上是规范诸如教师、学生及教学领导等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实际上则是对他们在教育教学方面的权力和利益分配的制度化。大学教学改革之所以经常遭遇阻力，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利益相关者在教学改革过程中并不都能够受益或同等程度地受益。正因为如此，那些受到损失或受益较少的人便容易产生抵制改革的动机，从而形成改革的阻力并进而影响改革成效。所以，提升大学教学改革的成效，务必寻求构建和完善大学教育教学资源的合理分配格局，促成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目前，研究界对我国大学教学改革领域所关涉的权力及利益问题尚缺乏应有的关注，即使个别研究偶有涉及，还多停留于现象的感性描述、工作性的政策建议等层面，缺乏必要的调查分析，因而难以全面、科学地揭示我国大学教学改革的利益生态，从而阻碍人们对大学教学改革进行准确判断。为此，我们尝试进行综合调查，旨在获取第一手资料。以揭示我国大学教学改革的利益生态现状，为我国大学教学改革的进一步科学研究和合理应对打下必要基础。

一、研究设计

对大学教学改革利益生态现状的揭示与分析，因涉及很多无法用制度和数据表达的方面，不宜进行文本解读或采用各种指标去获取利益分配的实际分割点，教学改革一线的大学人对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的认识与评价，可大致反映这方面的客观状况。

1.研究架构

在审视有关利益结构和大学治理结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大学教学改革利益生态的研究框架（见图1）。该研究框架旨在通过调查和分析那些影响及反映大学教学改革利益相关者之利益关系的主要方面——权力与利益的分配、利益表达、利益冲突、利益满足度及利益交互关系等，从而为大学教学改革的利益生态揭示提供支撑。之所以要调查上述方面主要基于以下考虑：权力与利益是紧密关联、共生共存的。一方面，利益乃权力的内在追求和根本动力，利益对权力的运行具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权力可以保障、“创造”利益。有人甚至直陈，“权力结构是一种利益体现与分配机制”，其“核心是一种利益结构，即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均衡。”利益冲突意味着冲突双方利益关系缺欠和谐。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突显与否侧面映射出相关各方利益生态的优劣情况。良好的利益表达状况，有益于利益整合的推进与完善进而有利于利益生态的优化。反之，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主张若不能表达通畅、充分博弈，则难以促成多元、稳定、健康的大学教学改革利益生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表达状况是其利益生态的重要制约因素和晴雨表。此外，“大学不仅是一个独立运行的生态主体，还是一个多重利益主体的集合生态主体。”大学教学改革诸多利益相关者的交互作用与影响是大学教学改革利益生态的外在反映与重要表征，而各利益相关者利益满足情况亦折射出相关各方利益互动的结果，也是评判其利益生态的一个重要指标。

2.调查对象与方法

笔者把各级教学领导（如分管教学的校、院领导及教务处处长、科长等）和专任教师列为调查对象和访谈对象，采用分层（类型）随机抽样的方式并利用一些会议通讯录从我国本科院校中抽取。调查问卷于2012年底发放并填写完成，一共发放问卷386份，实际回收问卷342份，回收率为88.6%，其中有效问卷317份，有效率为92.7%。虽然样本数量不算大，但来自80余所不同类别、不同区位的大学的调查对象，具有一定程度的广泛性（见表1、表2）。

为最大限度避免代答情况，近75%的问卷通过网络逐个寄发和回收。其余问卷则在江苏大学、渤海大学和陕西师大等校进行实地调查，当场收发。问卷皆为无记名形式填写。回收后的问卷经过填答情况检查后，运用SPSS15.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除了问卷调查以外，笔者还就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互动关系及问卷中的一些问题对大学人进行深度访谈，以使调查信息更加全面、准确。

二、问卷调查结果与分析

1.关于利益相关者的权力与利益分配

在教改活动的诸多权力当中，决策、组织（启动）和评价等方面的权力是比较显要的。调查表明（见表3），分别约有40.7%和34.1%的人认为“政府部门”、“教学领导”最具教改的组织权，另分别约有14.7%和7.6%的人认为是“专任教师”和“专家学者”。此外，大学人分别约有41.3%和26.8%的人认为“政府部门”、“教学领导”最具教改的决策权。而认为“政府部门”、“教学领导”最具教改评价权的大学人亦占多数，两项合计占了近63%。这些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数据表明，大学人普遍认为，“政府部门”、“教学领导”最具教改的组织权、决策权和评价权，而“学生”和“用人单位”在这几方面的权力可谓微乎其微。

为了准确了解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状况，我们设置了“对利益相关者拥有的权力与利益大小的看法”题项。经调查和统计后，获得了相关均值得分（见表4），并将权力及利益均值都分为三档：3分以下为小、3分-3.5分为中、3.5分5分为大，由此勾勒出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利益矩阵（见图2）。可以看出，政府部门与教学领导可谓权力大获利也大，而作为教学改革最大主体的专任教师和学生，他们在教学改革实践中的权力与获利都不大，这种状况无疑不利于他们形成主体意识与积极的行为倾向。超过54%的大学人对当下我国大学教学改革的权力与利益分配现状表示不满意（见表5）。

2.关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作为教学改革实施主体的专任教师与作为教学改革设计主体的教学领导，由于他们寻求教学改革利益的原动力和价值取向不尽相同，所以这两类主体发生利益冲突可谓在所难免。调查发现，有26.5%的人认为专任教师与教学领导之间的利益冲突“非常突显”，38.5%的人认为“比较突显”，而认为“不够突显”和“很不突显”的合计仅占14.8%（见表6）。进一步访谈得知，不少人认为院系层面的教学领导与专任教师的利益冲突较大，且主要集中在教师专业发展、教学管理改革等问题上。比如：虽然教学改革往往需要赋予教师更多的教学自，但在实践中，教学改革通常沿着缩小教师自主性空间和削弱教师专业特性的方向发展，导致专任教师与教学领导的对立，相互指责对方不能理解自己的问题。调查还表明，除大学教学领导与学生之间的利益冲突人们不认为突显外，专任教师与学生、大学（教学领导）与政府部门（官员）、大学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利益冲突皆属突显。不过，大学人对大学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利益冲突意见相对分散，没有显著性差异。

3.关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表达

调查显示，认为专任教师在本校教学改革中的利益表达“很不通畅”和“不够通畅”的大学人合计占43.9%左右；认为专家学者的利益表达“很不通畅”和“不够通畅”的大学人合计占33%左右，关于学生和用人单位的这两项意见合计分别约为65.2%和63.9%。而认为政府部门的利益表达“比较通畅”和“非常通畅”的大学人合计则占了84.3%：认为教学领导的利益表达“比较通畅”和“非常通畅”的大学人合计占了71.4%（见表7）。可以说，政府部门和教学领导的利益表达状况良好，专家学者和专任教师次之。而学生和用人单位的利益表达状况令人担忧。其实，真正意义上的教学改革其目的与归宿都是指向学生的。教学改革过程中若忽略学生的利益诉求，势必容易造成教改偏离其终极鹄的，亦难以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更具价值的帮助与指导。此外，在学术资本主义“正以极具象征性的方式冲击着高等教育的各个领域”、“越来越多的大学在组织上向创业型大学转型，公司文化、企业精神相继在象牙塔里拥有了发言权”，用人单位在教学改革的作用与利益诉求亦有理由受到重视。

鉴于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受重视程度可侧面反映其利益表达状况。我们设置了“所在学校在教改中最重视谁的意见”题项。调查发现，认为最重视“政府部门”意见和“教学领导”意见的大学人占多数（两项合计约占五分之三），认为最重视“专任教师”意见和“专家学者”意见的大学人分别约占1/6和1/7左右，而认为最重视“学生”意见和“用人单位”意见的大学人合计不到1/10（见表8）。

4.关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满足度

调查表明，政府部门及教学领导的利益满足度高，用人单位与专任教师的利益满足度低，这与他们在利益表达方面的状况基本一致。从数据看，学生的利益满足度不如预想的糟糕，认为“比较高”与“非常高”的大学人合计占37%左右，认为“一般”的占1/3左右（见表9）。这或许与大学人倾向于认为教学改革的旨趣乃保障学生的发展利益有关。

三、基于对利益相关者交互作用的访谈与分析

现实中，大学教学改革的利益群体皆处于一定的互动关系网络中。除内部成员之间存有一定的竞争与合作外，群体之间还发生着复杂的交互作用与影响。

学生对于专任教师的主要作用在于前者是后者实施教学改革的目的对象、依靠力量，学生的表现是专任教师教学改革效能感产生的重要基础。学生为政府部门和大学决策者提供决策的依据（民意基础）和评价的维度。但后者往往难以关注到学生的愿望和需求。作为用人单位潜在人力资源的主要构成部分，学生为其储备着未来创新力量。此外，学生自身亦为专家学者提供研究对象和素材。

专任教师的业绩为教学领导、政府主管部门提供教学改革的效能感，并受其影响和控制。对于用人单位来说，专任教师主要是为其培养劳动力。当然，专任教师还为专家学者提供研究信息和提出改革诉求，对于专家学者倡导的某些教学改革也可能予以抗拒。

教学领导对学生的发展和专任教师具有检查、指导、评价和监督的权力。对于用人单位，教学领导为其传递教学改革信息，但又难以主动积极地采纳其改革建议。而对于上级主管部门，大学教学领导则往往会积极向其反馈学校相关信息并听从其指令、意见。此外，他们在提供专家学者相关信息的同时，亦向其提出改革诉求。有些教学领导还兼具专家角色，成为改革实践中最有话语权和权威影响的利益群体。

政府主管部门不仅拥有生均经费的分配权和学科发展与专业设置的决定权，还拥有强大的人事控制权，因而能全面影响大学改革与发展的重大事务。此外，政府主管部门通过颁布相关政策确保学生的学习权益，从宏观层面间接地影响学生的成长；借助政策、课题资助等方式左右着专任教师、教学领导参与教学改革的方向与投入程度，对大学人具有任免、检查、评价和监督等方面的绝对权力。当然，其与用人单位一般没有利益关联。政府部门有时比较倚重专家学者，通过提供研究经费与课题、赋予评估权等方式，以发挥专家学者的智囊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大学与用人单位之间的联系似乎渐趋密切。作为多数学生的雇主。用人单位虽然一直在呼吁大学设置的课程要适应市场和社会，但这种努力目前看来并不理想。作为松散联合体的用人单位更多地扮演着“局外人”角色，其发出的声音极少能左右相关决策者，往往只能通过校庆、校友会等渠道，对大学教学改革产生偶发性影响。对于学生。用人单位往往通过明确雇人导向来引导其发展。用人单位对其他利益群体则很少发生直接关系，更多的是提供一种市场信息而已。

在我国教育管理体制下工作的专家学者和教育行政体系的许多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权力和利益联系，不少专家学者本身就是教学领导或政府主管部门的官员。无论是政府主管部门还是大学，都需要专家学者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和技术支撑。而这些专家学者在对政策进行阐释、辩解及研究过程中，亦获得了一定的经费和话语权。出于研究、指导甚或某种利益需要，他们往往会跟政府部门、大学教学领导保持联系，但跟师生、用人单位的联系则极为有限。

据上述访谈勾勒出大学教学改革的利益结构示意图（见图3）。如图所示，教学领导与政府部门及专任教师都有着较强的利益关联，专家学者及学生与其他群体的利益互动一般，而用人单位与其他群体的利益互动则较为缺乏或微弱。

四、结论与建议

1.结论

综合上述信息，笔者认为：专任教师和教学领导应该成为大学教学改革的确定型利益相关者和大学教学改革首要关注和密切联系的对象。在大学教学改革预期型利益相关者中，政府部门与专家学者都同时具有合理性和影响力，学生只具合理性和紧迫性，而用人单位仅具合理性，是大学教学改革的潜在型利益相关者。这几大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形象化言之：如果把掌握着诸多资源的教学领导、政府主管部门比作“一家之长”，那么，专任教师及学生便似如其未成年的“孩子”。一方面，“孩子”不便对“家长”的是非曲直说三道四，其成长还有赖于“家长”的关爱与支持；另一方面，这个“家长”有着“望子成龙”情结且实然从“孩子”的成长中获得某些快乐与实惠。而专家学者、用人单位则更像是“家长”雇来的“家庭医生”。面对其“医嘱”和“诊治”，“家长”与“孩子”都可能时而比较配合，时而不以为然。当然，倘若众人都能积极履行好各自职责而又不至于影响他人享有其应有的权益，那么，这个“家庭”的健康和福祉才可得到保障。

2.建议

树立师生为本理念，师生的行为态度是影响教学改革成败的关键。作为一个有限理性的“复杂人”，师生通常是从其自身利益最大化（方面）来对教学改革政策进行分析、权衡进而作出相应的处置。当下而言，亟须在明确师生权益需求的内容、性质（合理与否）及实现路径，厘清各方权力与职责边界的基础上，全面审视现今各种关涉大学教学改革的理念、政策、制度与规定并作出相应改进。其次，政府及大学须携手一道，以“去行政化”、“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为契机，积极主动地完善大学内、外部治理结构，在制度及文化层面积极地构建教学改革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连接机制以及权力制衡机制等系列运作机制，且通过制定科学的、符合教育规律的大学章程来固化、支持它。当下尤其应根据大学内在发展逻辑的变化和教学改革的需要，注重权力与利益格局的调整与完善。在未来很长时间，可能都要进一步增强社会权力（用人单位为主体）、学术权力（专任教师为中坚）和学生权力，而适当削减、分流或规制行政权力，以促成各方权力处于相对均衡、相互制约的状态，从而逐渐优化我国大学教学改革的利益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