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谦:从外交重臣到外交次长

澳门的历史苦涩而令人心痛。1840年以来，葡萄牙殖民者频频制造事端，竭力扩大澳门侵略权益。清政府为澳门问题展开外交交涉，高尔谦有幸成为中方谈判的主角，这一经历奠定了他在外交界的地位和影响。

成功交涉“马白关事件”

高尔谦（又称高而谦），字子益，1863年出生，福建长乐（今福州长乐市）龙门人。福州是鸦片战争后清朝被迫对外开放的港口之一，也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据点。长乐位于闽江口南岸，是福州的门户，临近近代赫赫有名的马尾港和福建船政学堂。高尔谦的父亲高绍曾，一直居住省城福州，较早感受西方影响，并为儿子提供了不一样的视野和成长环境。其长子高凤岐，举人出身，曾创建福建名噪一时的“求是书院”，后曾官至梧州知府。三子高梦旦（即高凤谦），曾初创四角号码检字法，使上海商务印书馆名扬中外。次子高尔谦1883年考入马尾船政学堂制造班，专攻法语和造船专业，1885年4月踏上了留学法国的道路。

高尔谦进入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部律例大书院学习，主要攻读万国公法、法语。1890年，经过六年的刻苦努力，完成学业回国。随后，进入广东官场，办理洋务。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留学生有了用武之地。高尔谦经学部考试合格，被授予举人身份。1907年8月，被授予外务部右参议，踏入外交舞台。

1908年3月6日，高尔谦等不顾苏、浙两省人民强烈反对，代表清政府与英国签订款额为150万英镑的《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在清政府看来这是高明的“两全之策”――“借款”与“筑路”分开，由清廷向英方借款，再转借两省商民自办铁路公司自筑铁路，自以为缓解了两方压力，岂不知由此埋下了清朝覆亡的祸根。高尔谦却因办理此事，深受清廷赏识，于7月升任外务部右丞。9月，复被派任云南交涉使，着手谈判处理1907年云南发生的误杀法国军官的“马白关事件”。法国借此次事件大肆勒索，提出了严办统兵主官、滇越铁路经过地段矿产由法国自由开采、滇越铁路由法国出兵保护等无理要求。熟悉国际法的高尔谦，在知府陈先沅的配合下，据理力争，最后只将当事人宋干臣免职、由中方出资修建边界标志结案。这是晚清少有未丧权辱国的交涉成果。

出任澳门划界大臣

“马白关事件”刚刚了结，澳门“勘界”问题骤然紧张，焦头烂额的清政府又将高尔谦推到了前台。

1887年12月，腐败的清政府在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的哄骗下，以增加税收为名目，与葡萄牙在北京签署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葡萄牙由此以条约形式取得对澳门的“永租权”。在条约签订过程时，中葡双方未就划界问题达成协议。葡萄牙认为有机可乘，竭力扩张其势力范围。促使澳门划界问题凸显的导火索是1908年2月5日发生的“二辰丸”号事件。当日，日本商船“二辰丸”满载走私军火，悬挂日本国旗公然窜入九洲洋海面，被正在海面巡逻的清军水师截获，遂将其扣留。但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却向清外务部发出抗议照会，硬说“二辰丸”拥有运载军火进入澳门的准单，不是走私船；该船是在澳葡领海，清政府是越境截捕商船。日方据此提出了苛刻的交涉要求，最后，清政府屈辱地接受了其交涉条件。因划界不清，清政府在中日交涉中吃了大亏，民众强烈要求清廷与澳门划清界址。

1909年2月11日，清政府委任云南交涉使高尔谦为澳门勘界大臣，特加头品顶戴，以重其事。有意思的是，高尔谦被选中是因为葡萄牙不同意任用广东人，而“高办理广东洋务多年，且曾查勘此案”，遂为外务部看中。

妥协退让使勘界谈判无果而终

1909年6月28日，划界大臣高尔谦带领四名随员到达香港。而葡萄牙派曾任葡属东非殖民总督的马沙铎将军为谈判代表，他到达香港时，一艘向中国炫耀武力的葡舰也开抵澳门。高尔谦深知这是一场艰难的谈判。

7月1日，中葡双方代表举行首次会议。马沙铎一开始便狮子大张口，提出澳门界址应包括澳门半岛、海岛、领水等领域，所要求的领土面积超过了澳葡原居留地面积的30倍。他还声称“久占之地，即有”，企图以这种强盗逻辑为其殖民扩张主义辩护。马沙铎自恃有英国的配合，态度蛮横无理。而反观高尔谦，则交涉权力有限，谈判中要与两广总督张鸣岐商酌核示，“随时电由外务部请旨遵行”。澳门划界问题，清政府打算以妥协退让的方式解决，对此高尔谦自然心知肚明。面对咄咄逼人的马沙铎，经过几轮舌战，高尔谦虽据理反驳，但因准备不足（有关历史资料未能带来）而底气不足。相反，马沙铎则公然向高尔谦进行讹诈，要求新开香洲新埠不得有妨害澳门商业之举动；在澳华人须入葡国籍，并声言如果这两项要求不能满足，划界之事就不谈了。忍无可忍的高尔谦起而反驳：“所要求与本大臣无涉。本大臣只知关于一切划界之事，不受他人之要求。”交涉中，马沙铎还围绕“占”、“租”及“附属”等字样大做文章，提出将划界问题提交海牙法庭“公断”。高尔谦坚决反对“公断”的意图，认为欧美对东亚是种族歧视，一定偏袒“葡方”。

在葡、英两国的恫吓威胁下，高尔谦步步退让。他一度向葡使提出，中国愿意“割弃澳门半岛（由妈阁至关闸）、凼仔、路环等岛，附近内河和海面由中葡共管”。9月间，高尔谦还向强烈反对妥协的香山勘界维持会代表宣称，划界交涉有三条出路，即“和平”（接受葡萄牙的全部要求）、“公断”（提交海牙国际法庭裁决）或“战争”（谈判破裂诉诸武力），要求爱国民众接受他的以妥协求和平的方针。清政府的妥协态度和高尔谦的“息事宁人”策略激起了澳门民众的强烈反对，他们纷纷举行集会抗议。

鉴于民众的反对声浪汹涌，清政府为了避免“酿成事端”，不得不表示“下系舆情”，由高尔谦出面拒绝了殖民者的无理要求，并提出将谈判地点移至广州，以摆脱香港英国当局的操纵，“藉示粤民团结，不肯弃地之意”。11月14日，马沙铎见讹诈手段难以得逞，便在香港举行的第九次会议上“拂袖而去”。历时四个多月的划界谈判，宣告终止。高尔谦虽然没有成功解决划界问题，但也没有让葡萄牙殖民者遂愿。

1909年8月13日，清政府将正忙于与葡萄牙代表交涉划界问题的高尔谦从云南交涉使一职调升为外务部左丞。划界交涉停顿后，他回到北京任职。

几度沉浮的民国外交生涯

1911年8月，高尔谦升任云南布政使。10月10日，武汉楚望台的枪声引发了全国的反清风暴。10月30日，云南新军在蔡锷等率领下起义，成立云南军政府。在起义风潮中，到任不久的高尔谦被礼送出境，寓居于上海。

1913年12月，高尔谦重返外交舞台，被任命为中国驻意大利全权公使。在他近两年的任职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意大利无暇东顾，中意关系波澜不惊，高尔谦及时将欧洲和意大利情况汇报国内。1915年9月，袁世凯称帝野心暴露，勾起高尔谦对清朝的怀旧情绪，他提出“因病辞职”。11月1日，北洋政府正式免去他的公使职位。1917年3月，中国对德宣战问题凸显，主张中国保持中立的外交次长刘式训辞职。闲赋在家的高尔谦被请出山，接任外交次长。然而，府院之争因对德宣战问题而激化，7月，张勋乘机拥戴清帝复辟，高尔谦被任命为外交部右侍郎，但他持观望态度，未赴任。

1917年7月，段祺瑞内阁成立，高尔谦再任外交次长。他协助处理对德宣战事宜，配合做了对日借款的一些辅助工作。1918年4月15日，高尔谦因病请假，5月4日被免去次长职位。同年10月，病逝于上海，享年5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