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再清源

此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的国有企业替代人民币汇率，成为中美对话核心议题。在5月4日公布的成果清单中，中方承诺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增加上缴利润的国企数量，并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纳入国家预算体系，这让外界颇为意外，怀疑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而在业界看来，美国担心中国国企利润节节攀升，造成不公平竞争，大量利润留存企业，会抑制中国国民收入，进而影响消费升级，阻碍通过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因此冀望从外部给中国国企改革施压。而中国高层也意识到，借此外力，以红利上缴为起点，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实现财政体制重构正当其时。

重启国企改革呼声再起

国企改革是中国改革进程中一个颇受争议的话题。今年以来，重启国企改革的呼声再次鹊起。

2月27日，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2030年的中国》，该报告涉及国企改革与红利返还问题，一时舆论热议；“两会”期间，“国企要不要再改革”亦成为代表委员讨论的焦点；4月初博鳌亚洲论坛上，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指出，国企改革事关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成败，破除国企垄断，降低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舆论之所以如此关注国企改革，深层次原因是忧心国企改革方向模糊，动力减弱，利益固化。如今“做强做大”的国企高管似乎没有继续改革的动力，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国资委也缺乏继续改革的动力。一时间，国企改革要不要继续推进？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如何选择改革路径？国有资本变现如何与财政预算体系重构相协调？坊间诸多争议引起高度关注，一个基本共识是，已经到了必须厘清改革思路，再启国企改革的时候了。

回顾国企改革30多年来，从上世纪80年代的“放权让利”，到90年代的“抓大放小”、“三年脱困”、股份制改造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如今，国有企业数量减少而经济效益显著提升。在市场化浪潮的锤炼下，国有企业不再是政府的附属体，而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到2010年，国有企业的户数占比从39％下降到4.5％； 2002年到2011年，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加到28万亿元；营业收入从3.36万亿元增加到20.2万亿元，成绩是显而易见的。

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曾指出，在“三年脱困”之前，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的包袱和社会稳定的隐患。1994年，中国最大的500家国有企业全年销售收入的总和，还不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的销售收入。而2011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央企业已有38家榜上有名。一些国有企业已经成为国内市场“巨无霸”，在世界上也越来越引人瞩目。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包袱沉重、技术落后、资不抵债被迫破产的困局业已纾解。

也就是说，国企改革的初衷，即摆脱经营困境和提高效益，已经得以实现。不过，改革附带的历史遗留问题依然在发酵，诸如国有经济布局分散、战线过长、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前不久的《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中央对国有企业改革做了新的部署，高层推进国企改革的决心很明确。

那么，下一步国企改革的大方向是什么？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国有企业追求市场化、商业化以及利润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行为，已成积习。这也意味着，改革到了新的阶段，这已经不是国资委层面可以驾驭的国企改革，而是围绕国有资产战略布局和国家战略层面财政体系重构的国资改革。

不过，目前坊间论及国企改革时，多将国企改革、国有资本布局、国家财政体制重构、政府监管模式改革等不同层面的问题混为一谈，而相关争论也因议题失焦，往往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由此，曾任国资委主任的李荣融也抱怨：“为什么国有企业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我，现在我们国有企业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

新的改革难点是国资进退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等学者提出，国有资产应首先从“退”入手，有序退出，退出之际方知国有资本的盘子究竟多大，国有企业应该存留多少家。

他主张，对竞争性行业，国有资产应当不再依附国有企业的实物形态，而是以自由流动的国有资本形态控股与分红，政府不再干预企业决策和内部事务；对自然垄断性行业，则放开准入门槛，制定行业标准，鼓励各类资本进入，实现政府监管模式重塑；对涉及自来水、电力、燃气、医药等公用事业领域，可采取PPP（公众、民营合作制）或者“授权经营”等方式取代行政管理；而最后事关国计民生的领域，则属国有资本“退无可退”之地，也即是国有企业生存之域。该领域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提供一般企业无力生产、不愿意生产的产品或服务，此类国企也被学者称为“公益型国企”。

《大学》有云：“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国家以服务民生为己任，即使付出一定的效率损失代价，也应不惜国家财政补亏。在诸如义务教育、民众教化、农田水利等这类民资不愿涉足的领域，正是“公益型国企”大显身手之天地。事实上，公益型国企早已存在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这些企业并不将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更多的是把国有企业作为提供公共服务弥补市场失灵的一种特殊工具。

由此，可以清楚看出，此“退”非彼“退”，非国有企业之退，而是国有资产之退，是资本的概念而非企业的概念。可以预见，如此布局之后，类似新加坡淡马锡那样的中国投资公司将不断涌现，或投资海外，或持股私企。国有企业并不一定必须是国家经营，可以“国有国不营”，而国有资产亦可以经由民企经营保值增值。

以国有资本战略布局的视野俯瞰全局，方易厘清国企、国有资本、财政体系重构三个层面的改革关系。如此，方能明晰国有资本 “保值增值”的真义：国有资本就是要在应该赚钱的地方赚钱，以股份、控股、分红、国家财富基金等资本形式进入，“保值增值”才能保全民众的既得利益。

进而，国有资本可以以退为进，补足社保和公益性基金所需，使国有资产回归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

中国正值转型时期，“未富先老”导致未来社保基金缺口庞大。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的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全国养老金缺口大约1.3万亿元，缺口将在2035年左右达到高峰，每年会产生1000亿元的“窟窿”。

应对这么大的“窟窿”，只有依靠国有资本这块“补天石”。除了加大国企利润分红力度外，还可通过变现部分国有资产划转到社保和公益性基金中，填补“亏空”。近年来，国资委大力推进国企整体上市，实现股权多元化，不仅可使国有资本处于可变现状态，保证国家不时之需，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企业微观治理结构。

长远而言，国有资本的进退，应与国家财政体制的再改革相匹配。目前已经到了恢复国企红利的公共财政属性之时。把国有资本预算与国家经常预算统一，税收与利润放在一起，将大大提升政府的财政调遣能力。经常预算出现困难，资本项下资金可及时补足。这将使国家资产负债结构更趋合理。

因此，国企改革再出发，更深层的含义是国家财政体制的建设和国家财政能力的重构。此次中美对话中，中方承诺的提高国企分红比例正是财政体系重构的题中应有之义。

如此，国资委将不再是国有企业的管理委员会，而是国有资本配置的机构。财政部亦不再是出纳与会计的身份，而真正是国家财政统筹规划的机构。这样的战略布局，需要“顶层设计”和高层的决策勇气。

国有资本的进退离不开政府职能的转变。目前，公众对国企的意见，主要是国有资本借助国有企业的实物形态扩张，依赖行政特权获取利润，导致市场不公平竞争。当国有企业的存在不再以营利为目的之时，政府也就从建设型政府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更多行使社会管理职能，而国有企业以往所负担的社会功能全部转由社会担负。“卒走卒路，马走马路”，国企改革的思路与路径抉择将进一步厘清。

中美对话传递出的信号表明，国有资本进退已成为国际对话焦点。美国等国家认为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扩张，即国有资本借助国有企业的实物形态挤压民营资本，对民主基础是一种破坏。

同时，随着中国国企海外投资额逐步扩大，美国等国家认为中国国企享受政府权利获取低廉资源，造成了国际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美国财长盖特纳在此次对话中就批评国企享有巨额政府补贴及各项“不公平”的政策倾斜。

据了解，美国正在要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研究“限制各国政府对国有企业支持”的 “竞争中立框架”，该框架包括一整套政策建议，从税收中立、债务中立、规则中立、保证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利润率具有可比性等方面入手，确保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能够公平竞争。一旦该框架成为具有全球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中国国企的海外之路将更形蹇促。

当此内外情势，决策宜早为之计，果断重启国企改革，将其导入国资改革路径，实现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运作，与国家财政体制改革相配套，则国企“正名”有望，国资进退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