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戏剧“殉情”题材并蒂花

殉情是一种无奈的悲剧行为，往往是青年男女刻骨铭心之爱得不到家长和社会认可，以决绝的方式表达矢志不渝情感的手段。爱情故事是戏剧舞台长演不衰的选题，而殉情这种悲剧方式也时有呈现。中国传统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以祝英台殉情作为结局，带给观众强烈的心灵撞击。英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因为莎士比亚的巨大影响，成为最为世人熟知的殉情戏剧。误会出戏剧，因为某种意外，罗密欧没有收到朱丽叶说明真情的书信，却在得知朱丽叶死讯后买了毒药闯入坟墓，在朱丽叶“尸体”边绝然自尽，随后是苏醒后的朱丽叶义无反顾地殉情。

相比《罗密欧与朱丽叶》殉情的偶然性，中日两国的戏剧作品《娇红记》、《曾根琦情死》带有深沉的悲剧意味，是个体生命与封闭社会决然反抗的尖锐冲突；是自由爱情对封建包办的奋力抵抗。尽管两剧结尾都以悲剧收煞，但剧中人物对爱情的执着，对陈腐体制的反抗，在给人带来悲壮力量的同时，也冲击着旧有的观念，带有强烈的自由气息。因此，无论在中国明代还是十八世纪初的日本，都成为殉情戏剧的优秀代表，有着不小影响。

《曾根琦情死》作者是日本近代戏剧大家近松门左卫门，其出身武士世家，却钟情于戏剧创作，后来成为日本“元禄文学”三大家之一。近松门左卫门创造性地让日本净琉璃戏剧作品原先“如同祭文般枯燥无味，无花无实的状态，催生了生动的文本，使之虚实相兼，达到了完美之境。”（唐月梅《近松门左卫门的艺术世界》，载于《日本研究》2007年第二期）作品善于捕捉社会现实中男女爱情的悲剧情愫，以“时代剧”和“时态剧”称雄一时，《贫家女护岛》、《景清出家》、《天网岛情死》等都以贴近现实的悲怨情绪打动观众。《曾根琦情死》便是时态剧代表，元禄十六年（公元1703年）的四月七日，大阪内本町“平野屋”（酱油店）的二掌柜德兵卫与北部新地“天满屋”的暗娼阿初在曾根崎天神的森林中情死。一个多月后的五月八日，近松门左卫门即将这个真实事件搬上舞台，演出后轰动日本各地，直到1978年，这个故事还被搬上电影屏幕。

德兵卫的悲剧来源于俗世的无从沟通，甚至一个无赖就能代表社会对这份爱情的冷漠和欺压。在近松门左卫门的剧情设计中，导致殉情悲剧的导火索是两贯钱。“平野屋”的德兵卫，因为是店主的侄子，所以当上了二掌柜，他和阿初相爱，却被长辈严命要与店主亲戚结婚，贪心的继母在德兵卫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收下了两贯钱。如果拒绝婚事，德兵卫就必须还钱，而且将被赶出大阪。忠于爱情的德兵卫想尽办法要回了钱，却被无赖朋友、油店的九平次骗借而去。不仅如此，九平次的借款凭据还是他自己加印伪造的假凭证，识破了这一点的德兵卫在生玉神社遭到九平次及其同伙的毒打。目睹此景的阿初回到青楼，德兵卫又偷偷来到阿初处与她幽会。不久，带着同伙的九平次恰好来此，并破口大骂德兵卫。阿初制止住了躲在暗处恨得咬牙切齿的德兵卫。如被赶出大阪，德兵卫将无法再和阿初幽会，不仅如此，还会背上骗子的恶名而无脸见人。懦弱善良而无助的德兵卫、阿初最终决定两人一起离开人世，在渺茫的另外世界重聚。

近松门左卫门非常善于写情，把这段真实的殉情故事写得凄美泫然。德兵卫和阿初殉情前的一段以诗写就的篇章，被誉为日本文学史上最优美的篇章之一。“向世界告别，向夜晚告别，往死亡之路走去的我们该拟如何？恰似通往坟场小径上的霜雪。”他们是留恋尘世的，德兵卫还认真听着不远处的钟声：“啊，你计数钟声了吗？预告天将破晓的。七声钟响，已经敲了六响。剩下的那一响将会是我们此生听到的，最后一声回音。”（《曾根琦情死》剧本，下同）是啊，面对无从挣脱的社会桎梏，德兵卫的悲剧丝毫没有轰轰烈烈，更没有罗密欧、朱丽叶肆意的青春爱焰。他们只是拥有小市民一份小心翼翼的爱，还有不能更改的尊严；他们连一点世俗传统的力量都改变不了，甚至他们的直接死因还只因为无赖的欺压。但他们依旧不能忘记爱的力量，无助的小市民至少保持着对爱情的独立性，他们无能抵抗住外部的任何重量，却能够保留自己选择和放弃的权利，这也够了。

在德兵卫和阿初前行的路上，剧作者别具匠心地安排他们听到了四周传来的歌声，居然是很熟悉的民间殉情之歌，只是，今晚听来，味道如此苦涩，德兵卫叹息：“那么多的歌曲，今晚唱的居然是这一首，但不知歌者是何人。我们是聆听者。歌里的人一如我们，走同样的路，经过同样的试炼。”的确，当整个社会缺乏同情宽容的心态时，今天你听到了别人的挽歌，明天，也许同样孤苦无助的是我们自己。再听听《曾根琦情死》最后动人凄丽的歌声：“尘世恋恋难舍，今宵惜别情长。去情死，犹如无常原野路上霜，步步临近死亡，梦中之梦才凄凉。天将晓，钟声断肠，数罢六响剩一响，听罢第六响，今生便埋葬。寂灭为乐，钟声飘扬。”钟声飘荡，而回味无穷。

尽管《曾根琦情死》的结局辛酸而无奈，作者却以如此优美的词句，写出爱的深远。与此相似，中国明代名剧《娇红记》辞美意深，是殉情名篇，以五十出的长篇幅，叙述着申纯、王娇娘爱的艰苦。《娇红记》全名《节义鸳鸯冢娇红记》，作者孟称舜，戏剧取材于宋末元初宋梅洞所作小说，《娇红记杂剧序》中曾言“元清江宋梅洞尝著《娇红记》一编，事俱而文深。”刘东升也曾有同名杂剧。申纯与王娇娘的爱情虽然不如《西厢记》中崔莺莺、张生的丰富张扬，也不如《牡丹亭》中杜丽娘之爱的感天动地，但却真实自然，具有很真切的现实意味。“两鸳鸯，双飞陇头，似啼鹃哀鸣树头。觑山空水幽，觑山家水幽，白云天际，千载悠悠。一点衷情，甚日还休”（第五十出《仙圆》）的深沉意境，让人怦然心动，是真情实爱的歌咏吟唱。

王娇娘情感真挚，她排斥着富贵人家的纨绔子弟，也拒绝着多思善变的聪明人，她与表兄申纯由相知到相爱，是性情之交、心灵之爱。申纯第一番向舅父王文瑞求婚遭拒，理由是近亲不婚，在古代“亲上加亲”的婚姻习俗中，申、王的婚事并非因此而难成，王文瑞首先因申纯此时功名尚未得手，颇为犹豫。申纯求婚不得，仍不死心，借个理由依旧来在舅父家，与娇娘暗中约会，后被发现，被打发回家。舅父一家离职远任，申纯从小道拼命追赶，终得与心上人聚首，这别离，怎不教日月黯然，天地动容。坚韧的爱情，似乎有了回报，申纯得中了进士，锦袍加身，这时的舅父也有了许婚意愿，两人以为艰难的路途有了停泊的港湾，然而，又一个戏剧突变发生了：权势熏天的帅府公子来求亲了，现实的王文瑞怎敢拒绝。没有选择爱情权利的娇娘一病不起，连老王最后都不得不哀求她：“你果然得好，我回了帅家罢了”，然而已经晚了，娇娘香消玉殒。申纯自缢得救，又绝食而终。

在中国古典的爱情戏剧中，坚贞的爱情总是要历经磨难而后大团圆的，但像申、王如此艰难苦恋最终殉情的颇为少见。《娇红记》作者孟称舜制造了一系列的艰难险阻让这段爱情凄艳苦楚。娇娘对申纯之情初为拒绝，等到约会之夜，天公下雨，使好事阻断；娇娘重寻申生，再约盟期时，申纯却醉酒卧床而错过机会；二人历尽艰难，合欢相拥时，又受到舅父侍妾飞红的妒嫉阻挠；等到飞红最后为申纯之爱感动，欲助其一臂时，又出了个豪门公子，终使二人只能选择殉情化为鸳鸯而告终。

无论是《曾根琦情死》还是《娇红记》，都描写了爱情与世俗力量的冲突，这种力量，乍看起来不过是一种利益计较。如《曾》剧中德兵卫继母收下了两贯钱，使得爱情最终在利益前夭折；《娇》剧中申纯先因贫困，无法获得王娇娘父亲青睐，后有了功业，却难敌豪门势力，痛苦决绝。实际上，笼罩在两剧主人公身上，都有着共同的心灵束缚，即程朱理学。理学与自由爱情的冲突，是许多文艺作品的主题，但在《曾根琦情死》和《娇红记》中，这种冲突已变成决绝必然。作者都是以极大悲悯同情，在凄美的挽歌中吟咏爱情力量，显示了对理学的反叛。就《曾根琦情死》的社会背景而言，多年来德川幕府强制推行中国理学，一切与程朱理学相违背的，则属于异端，连歌舞伎中的“情死剧”，也受到压制，社会束缚重重，缺乏宽容和弹性。而在孟称舜的时代，社会比近松门左卫门的大阪浸淫理学之风远为长久，虽有青年男女一次次的背叛，社会习俗却总像铁幕那样难以撕开，申纯、王娇娘费尽力量，换来的不过是殉情化为鸳鸯的可能，对比杜丽娘死而复生的传奇，这样的选择真实而让人泫然。理学的深入，形成了整个社会心理上的集体意识，那是促使德兵卫和申纯等走向毁灭的强大力量。

当然，除了相同之处，两国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也带来两出殉情戏剧相异所在，使作品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意象。《曾根琦情死》中，因为日本社会特有的“耻感文化”，德兵卫不能选择私奔行为，那是一种彻底弃家族、群体尊严不顾的懦弱行为，正如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文化精辟的理解：“日本人持久不变的目标是名誉，这是博得普遍尊敬的必要条件。至于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使用手段则根据情况而决定取舍。”（[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等人译，商务印书馆1990 年版，第155页）显然，德兵卫的殉情不过是牺牲相爱之人的生命，却与社会整体伦理认识违背不大，因而殉情事情引起了社会的轰动，戏剧也能借此进行文化反思，从而让戏中的殉情故事得到大多数观众的同情和理解。《曾根琦情死》除了令人深省的戏剧剧情外，还笼罩着作者对生死寂灭的深入领悟，用佛教的精神“宣扬殉情是对男女两人悲剧命运的一种拯救，通过殉情赋予这对男女寂灭为乐的生命意义，肯定了殉情者的正当性。”（唐月梅《近松门左卫门的艺术世界》）通过宗教的救赎，最终使殉情悲剧达到向善向美的境界，这也冲淡了悲剧结尾带给观众的痛苦感受。

与《曾根琦情死》不同，孟称舜的时代，虽然理学的机械化扼杀了性灵和爱情，反理学的思潮却也坚韧生长，王阳明“心学”一路发展为“左派王学”，将自由天性视为人的存在根本，对理学形成冲击，并影响了文学创作。汤显祖的《牡丹亭》以真情对抗义理，振聋发聩，形成强大影响力。孟称舜的《娇红记》被称为汤显祖《牡丹亭》最优秀的继承者，虽然申、王之恋远不如杜丽娘、柳梦梅生死之情石破天惊，充满浪漫色彩，但对心灵性情的执着坚守，对自由爱情的坚决渴望，不能生相依便死永合的挑战精神，显而易见是与《牡丹亭》一脉相传的心学创作观。没有宗教的抚慰，以心灵的自由反抗身外的“义理”，《娇红记》同样达到了激发人心的效果。

在思想价值和艺术体现上，《曾根琦情死》和《娇红记》都取得很好的成绩，不愧为中日“殉情”题材戏剧的并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