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法律移植

时间:2022-09-04 02:04:14

日本近代法律移植

【摘要】法律移植是“特定国家的某种法律规则或制度移植到其他国家”。近代亚非拉国家在西方列强武力和文明的双重冲击之下,纷纷实施本国的变革。其中日本被认为是成功移植的典型国家,通过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运动,在政治、经济、法制、文化教育等领域实施了一系列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措施,使国家初步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文章从日本法律移植的背景、特点以及对中国的经验分析日本法律移植。

【关键词】法律移植;背景;特点;启示

中图分类号:D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010-01

一、日本近代法律移植的背景

(一)日本落后的法制状况

在明治维新之前,德川幕府竭力维持日本的封建体制,长期推行锁国路线。这一时期,日本法律的渊源受到中国隋唐明清法律的巨大影响。法制落后的状况在日本长期存在,不仅严重阻碍了日本社会的进步发展,还严重影响到日本的国际形象。日本国门被列强打开后,明治政府在对列强保证在10年内改造全部法律制度。这促使日本在短期内推出民法典、商法典、民刑事诉讼法等移植大陆法系法律制度的成果,使本国的法制水平跃入近代化。

(二)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当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成为社会主流之时,就必然需要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和巩固其发展。明治维新之际,也正是日本社会经济发生重大转型之时。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提高,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统一的国内市场逐渐形成。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城市中,涌现了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新兴的资产阶级却在法律上深受幕府的压制和歧视,其经济权利也不能得到保障;新兴资产阶级与新兴地主同封建幕府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制度革新的愿望亦与日俱增。

(三)西方法制思想全面冲击日本社会

西方法制思想对日本社会的冲击是广泛而深刻的,其影响途径主要有以下三条:上层官僚出洋考察、西方法学家著作的传入和日本知识分子的大力传播。经过实地考察,成员们认识到立体已经成为文明国家的通用政体,不吸收这种制度,小国就无法和大国抗衡,难以富国强兵。西方法学家的著作纷至沓来,西方学者的自由观、人权观、社会契约说、法治理念等近代西方文明成果在日本风靡一时,其译作在日本各界广为流传。日本学者也积极出版著作,宣扬西方的先进制度和理念。

二、日本近代法律移植的特点

(一)全面的法律移植

对整个法律体系加以全面改革,无疑能避免日后部门法之间在法律内容和精神上出现重复和矛盾,保持整个法律体系的和谐一致。明治时代的法律移植,自始就注重稳步建立一套完整的近代法律体系,全面地吸收西方国家的优秀成果。法律移植活动准备充分、循序渐进、大刀阔斧,遍及每一个部门法。日本完整地将大陆法系的核心——六法体系移植到了本国,从中华封建法系中彻底摆脱出来,实现了法制近代化。

(二)多元的法律移植

善于拿来的国民性让日本人在法律移植过程中广泛借鉴不同地域的法律制度。日本近代法律移植的对象主要是法、德两国的法律。但在各法典编纂时也兼顾其他国家(包括英美)的法律,取其精华,这一点对于日本近代法律制度的完善是功不可没的,因为只有博览各国法律制度,才能更多地发现每一种法律制度的特点和长处,从而能带有选择性地加以吸收,增加法律移植的价值。

(三)注重法律移植本土化

法律本土化是指对所移植的法律加以修改,使之与本土社会相适应的过程。日本是具有数千年文明的国度,历史上深受儒家文明的熏陶影响。长期以来,忠君敬上、家族本位、重义轻利、恪守尊卑等儒家理念被日本人视为与生俱来、根深蒂固之物和为人处事的准则,它们与西方近代崇尚自由平等、标榜人本主义、保护个人权益的法制理念是截然不同。因此,日本近代的法律移植就必然面对一个“本土化”问题。日本政府选择了适宜的母本——以德国法为主的欧陆法律加以移植。在引进西方法律的同时,当局也对日本的传统习惯、民情作了仔细的考察,在新法中对许多影响较大的传统习惯予以承认,并将其上升到法律高度,删除、变更了西方法中与日本国情不符的条文规定,这一点在民商事法律中尤为突出。借鉴吸收与本土化目的是一致的,二者相辅相成。日本经过这一次法律移植,在较长的时期内政局颇为稳定,社会相对平稳,法律也得到普遍的遵守,这都与日本近代法律移植本土化做得较好是分不开的。

三、明治维新时期法律移植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法律移植所取得的成就值得我国学习借鉴。首先,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法律移植之初只是单纯地模仿、复制先进的外国法律,并没有考虑到当时日本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的实际情况。从中可以看出,移植外国法要本着符合本国国情的原则,在适合的基础上结合国情予以创新。在移植外国法的过程中要注意吸收本土资源的有益成分,在改革和立法实践过程中,要尊重和珍视本国的宝贵成果。其次,要重视传统法律文化和本土资源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本在明治维新初期的法律移植中就忽略了这两点。所以我国立法者在考虑法律移植问题时,既要学习和创造新的法律文化元素,也要理性地继承历史上形成的法律文化传统,正确地处理好法律创新和法律继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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