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多音节音译外来词的音节语素化

摘 要：音节语素化是音译外来词在进入汉语词汇系统后的演变过程，也是汉语词汇系统内部语素生成的过程。语素化动态地再现了汉语的构词过程。汉字机制与音译词中汉字“以形表音”的运作方式之间的冲突是音译词语素化的内在动因和主要依据。语素化的实质是音译词中的汉字由“以形表音”的方式向“以形表义”的方式回归的过程。

关键词：音译外来词 语素化 以形表音 以形表义

一、引言

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各种形式的接触，都会引发语言的接触，而语言接触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词语的相互借用。自古以来，汉族就与周边各少数民族以及西方各国存在着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移民杂居、战争征服等各种形式的接触。鸦片战争之后，汉族与西方各国在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空前频繁，大量涌现的外来词成为汉语词汇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来词在汉语词汇系统中的发展历来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语素化现象作为外来词在汉语词汇系统中的重要表现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激烈讨论。

然而，目前对语素化的研究仅仅停留在表层问题的讨论上，我们认为，语素化对汉语词汇系统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应该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加以考察。语素是语言的底层单位，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也是最稳定的语言成分。外来词的音节语素化是否会从根本上改变汉语的语素系统，或者说，语素化是否应该在语素层面上进行重新界定？汉语语素与音形义三位一体的汉字相对应，汉字机制对语素化有着怎样的影响？以上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下面就这些问题逐一展开讨论。

二、音节语素化的界定

借词现象在汉语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东汉末期，佛教传入中原，在翻译佛经时汉语从梵语和中亚诸语言中借入了大量词语。这些借自外语的词语大多采取音译的形式，用读音相同或相似的汉字转写外语词的音节，一般为多音节词。随着这些借自外语的词语在汉语中被大量使用，逐渐出现了用胃龊鹤直硎驹来用多个汉字转写的词语的意义的现象，例如，“佛陀”借自梵语，原文为“buddha”，早期还有“佛驮、浮屠、浮图”等译法，“佛”原本只是用汉字对“buddha”进行音节转写而使用的一个汉字，其本身没有任何语义价值，然而随着“佛陀”一词的反复使用，汉语社团逐渐将“buddha”这个词的意思归入“bud-”这个音节，并以此为基础造出了“佛经、佛法、佛像、佛教、活佛、借花献佛”等词语。学界把这种现象称为“音节语素化”，并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了讨论。

“借字是音与义都借自外语的字或词，用音近的汉字去对注外语的词音……每一个汉字只代表一个英语音节或字母的音，与它原来的意义无关。汉语是语义型语言，汉字是表义的，在汉语社团的心理意识中不大愿意把汉字作为一种纯粹的表音的工具，因而总是要想方设法地把借词意译化；难以意译的，就选择其中一个音节，使之字化。”[1]（P150）

“所谓音节语素化，主要就是指一些本来不表义的音节变成了表义的语素。比较常见的是音译外来人名、地名的首音语素化。这些音译名称本来是一个双音节或多音节的语素，但人们在使用时为了表达的需要常常将其拆开，用第一个音节代替整个语素。”[2]（P151）

“所谓音节的词素化，是指从多音节词素中分化出来的那部分音节代表整词意义参与构词，从而获得语素资格。”[3]（P205）

以上的论述从不同的角度对语素化现象进行了定义，对我们认识语素化有很大的帮助，然而，仍然存在着一些疑问：语素化发生于语言的哪一个层面？语素化过程中文字具有怎样的价值？语素化的具体实现过程是怎样的？

（一）语素化发生的层面

语素化之前，音译外来词中的汉字是没有语义价值的记录音节的符号；语素化之后，被语素化的汉字变成了音形义紧密结合的语素。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语素化的实质是无意义的音节获得语义价值的过程，或者说是从无意义的音节到有意义的语素的升级过程，即由音节向其高一级单位――语素的蜕变。这种理解下的语素化是一个从低级语言单位（音节）到高级语言单位（语素）的转变过程。

在音译外来词中，汉字利用语音的同一性或近似性转写外语词中的音节，单个音节通过加合组成音节组合，具有提示外语词词义的作用。因此，尽管这类汉字与其所转写的外语词的音节、词义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并不妨碍我们将其看作是音形义三位一体的语素，而不是单纯地记录音节的符号。为了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语素，我们可将其称之为“潜在语素”。语素化完成之后，被语素化的汉字获得了原词的整体意义并受汉语相关规则的制约，由于不需要通过语音联系来提示外语词的词义，汉字所对应的音节与原词音节的关系也因此被搁置，此时，汉字所记录的语素是音、形、义三者存在紧密联系的完全汉化的语言单位。因此，我们认为，语素化是语素的具体实现过程，发生于语素这一语言层面。

（二）汉字的价值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音译外来词的音节语素化过程中，汉字经历了一个从记音符号到具有完整内容（音形义集于一身）的语言单位的转变过程。

在音译外来词中，汉字的主要作用是转写外语词的音节，利用字音与词音的同一性或相似性，通过对音节的转写达到提示词义的目的。这种情况下，汉字是作为外语词音节的代表而存在的，其原来的字义已经被暂时搁置在潜层意义系统之中，因而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音形义三位一体的汉字，属于传统意义上汉字系统中的异质成分，这就为后来的语素化提供了可能性。

语素化过程完成后，被语素化的汉字不再为记录外语词音节服务，也不再需要提示原外语词词义的作用，而是越过记录音节这一环节直接记录词义，此时，它所记录的词义并不是原外语词的词义，而是经过汉语吸收、改造之后的属于汉语词汇系统的词义。此时的汉字作为语素的书面表达形式，记录的是一个音、形、义完全属于汉语的语言单位。

（三）语素化的具体实现过程

语素化是随着外来词在汉语词汇系统中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完成的，判断一个外来词单音节语素是否形成，应该看其是否完成了从记音汉字到表意汉字的转变。也就是说，原本由几个汉字记录的、几个音节共同表示的意义凝聚在一个汉字、一个音节上，这个汉字最终具有了和其他汉字同等的表意作用，完成了与意义的结合。根据这个判断标准，我们认为外来词单音节语素经历了如下演化过程：

定形定音多音节外来词单音节式简化独立运用（语素化的完成）

在外来词进入汉语的早期阶段，其书写形式和语音形式都是不固定的，如“佛陀”一词有“佛驮”“浮屠”“浮图”等多种书写形式，其读音也不固定，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人们对这些不同的书写形式、语音形式进行了选择，最终为该词确定了唯一的书写形式以及相应的语音形式。经过定形定音之后，外来词才作为异质而稳定的成分存在于汉语词汇系统中。外来词大多是多音节的，在借入时，汉语通常按照其原来的音节结构进行转写。然而，这种不稳固的多音节词语的结构与汉语词语稳固的单音节或双音节的结构格格不入，因此汉语社团在使用这类词语时不断对其进行单音节简化，使其最终能够独立运用并进而取得语素的地位。

三、单音节语素化的原因

关于多音节音译外来词单音节语素化的原因，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是受到“类推机制和缩略机制”[4]（P6）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是由于“汉语语素的单音节化和词汇的双音节化”和“民族的语言心理作用”[5]（P72）。这些解释都仅仅是从语言的外部因素或较浅的层次上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而得出的结论。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语素化是发生在语素层面的以汉字为主体的一种语言演变现象。汉字是汉语语素的现实单位，因此，汉字机制必然对语素的运用和发展演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语素化是汉字机制规约下的一种语言演变现象，它取决于汉字机制的两个方面。

（一）汉字的表音特点

音译和意译是一种语言从另一种语言中引入新词语所采取的两种基本方式，对于音译和意译的选择，不同语言有不同的偏好。采用音译方式引入外来词的操作原理是：利用本族语言的语音要素转写外语词的音节，进而组成与原外语词在语音上同构的音节组合，起到提示外语词词义的作用，随着这一特定的音节组合的反复使用，外语词的词义被本族语言的词汇系统逐渐吸收并加以改造，使其成为自身词汇系统的一部分。对于使用表音文字的语言来说，这一操作方式能较好地完成外语词借用这一任务，被借入的外语词在以后的发展中能服从借入语言的规律，最终融汇进该语言的词汇系统中。而对于使用汉字的汉语来说，这一操作方式并不能很好地完成外语词借用这一任务，这早在外语词借用初期出现的“同音异形”和“异音异形”现象中就已得到了体现。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大致可以从汉字的表音特点上找到原因。

汉字表音的最大特点是整体性。这种整体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表音符号的整体性，即用一个整体汉字来表音；二是相对于语言中基本的语义单位词或语素来说，所表语音的整体性，即汉字所表示的这个语音单位在语言中恰好代表着一个词或语素[6]（P95）。汉字的这种整体表音的特点导致了个别汉字的读音和形体之间缺乏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在这种字形与字音之间关系不稳定的条件下，要借助汉字字音与外语词的词音之间的对应关系来确立词音与汉字之间的对应关系，自然会遇到汉字体系中“同音字”的问题。在汉字体系中，汉字字音不具备足够的区别词义的能力，必须借助于字形表意性区别特征才能完成准确表达词义的任务，因此汉字形体与音节的结合不是一一对应的。这就导致汉字在转写外来词的时候词音与字形的结合在同音字内部具有相对任意性，从而出现词音与词形之间一对多的现象。

（二）汉字的表义性

通过前面的论述可知，在音译外来词中，h字是作为记录音节的符号而存在的，其主要目的是通过记录外语词的音节从而间接地通过音节组合来提示外语词的词义，这里的汉字与词义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必然的联系。然而，音译外来词中的汉字作为记录音节的符号，用“以形表音”的方式记录语言，一直受到汉字系统和汉语社团的排斥，或者说，汉字顽固的表义性也是汉语机制作用于音译词并促使其语素化的一个方面。“汉语是语义型语言，汉字是表意的文字，汉语社团的认知心理不大愿意接受只表音不表意的汉字。”[7]（P150）

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其基本作用机制是“以形表义”，字形与意义有着直接联系，与语音无直接联系。音译外来词中，利用汉字转写音节这一方式打破了这一作用机制，强迫汉字执行“以形表音”这一职责。另外，汉语的基本编码机制是“1个汉字・1个音节・1个概念（语素）”，而音译外来词的结构特点是“n个汉字・n个音节・1个概念（语素）”，音译外来词的这种结构特点同样违反了汉语的基本编码机制。

由于违反了汉字“以形表义”的运作方式和汉语的基本编码机制，音译外来词在进入汉语词汇系统后，不断与汉字的表义性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也突出地表现在汉语社团对音译词词义的曲解以及对其进行意译化的改造上。

在老舍的《茶馆》里有这样一段对话：

小刘麻子：我要组织一个“托拉斯”……

小唐铁嘴：嗯――“托拉斯”，“托拉斯”……不雅！拖进来，拉进来，不听话，就撕成两半儿，倒好像是绑票儿撕票儿，不雅！

对“托拉斯”一词词义的曲解体现了以汉语为母语的人习惯于从汉字中寻求释义，这也是汉字表义性与音译词“以形表音”之间发生冲突的体现。

音译词中的一部分进入汉语词汇系统后逐渐被意译词所取代，如“telephone”由“德律风”改为“电话”，“microphone”由“麦克风”改为“话筒”，“piano”由“批亚诺”改为“钢琴”等等。这同样是汉字“以形表义”运作方式、汉语基本编码机制与音译词发生冲突的表现。

汉字的表音特点和汉字的表义性对音译外来词中的汉字提出了由“以形表音”向“以形表义”进行转化的要求，并借助单音节简化手段，使汉字跨越“表音”这一环节直接与整体词义发生联系。被语素化的汉字从“记录语音”转变为“记录词义”，重新回到“1个汉字・1个音节・1个概念（语素）”的基本框架之中。

参考文献：

[1]徐通锵.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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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斌.新编现代汉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3]邱玉冰.汉英语言的词素化现象对比[J].学理论，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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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一凡.音译字字化的机制和动因[J].外国语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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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燕.现代汉语外来词的单音化缩略[J].松辽学刊，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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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韩宝育.表音：并非汉字演进的终极目标[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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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徐通锵.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