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变中国

Q:孟群舒

财经作家、传媒学者

A:陈志武

耶鲁大学终身教授,

2008年获华文财经图书大奖

封建王朝100多年来,古老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迎来了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用深刻、多元的视角,对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对市场经济带来的深刻变化进行了解读。

100年进步7单元

Q:如何看待中国从古至今的发展?

A:看待中国文化,应该从人类的进程来看。不能只看到自然时间的长短,而没有看到相对时间的长短。看待时间进程,有几种方法。一种是物理时间,一天24小时,太阳起落,日月更替;第二种是用朝代,比如是万历多少年、康熙多少年。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计时方法,是用人类的进展程度来算。人类文明几千年来,农业社会占主要部分,比较稳定,人均GDP增长不大。从公元元年到公元1880年,全球人均GDP翻了一倍――我们可以把“世界GDP翻一倍”作为一个时间单元。从公元1880年到现在,世界人均GDP翻了7倍。也就是说,在最近这物理时间120多年里,世界进步了7单元,而之前的1880年里,世界才进步一单元。

中国的情况怎样呢?从秦汉到清末,人均GDP2000多年来基本没什么变化。而从清末到现在,100多年里,中国人均GDP翻了6、7倍,根据人均收入增幅定义的相对时间,是往前迈出了7单元,其进步大大超过民国之前的2000多年!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确支撑了中国社会。但那2000多年实际上只是一个时间点,社会基本上是死水一潭。这种社会进程是有问题的。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对过去中国的社会秩序写得很清楚: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死水一潭!

现在中国社会人口流动幅度远非过去能比,市场扩大,市场跨地区一体化,乃至全球化等现象都已经比较明显。在这样的新背景下,儒家主张的社会秩序和价值体系,终于有了一次大的挑战,过去的制度显然不再适用了。

现代金融让人不再成为工具

Q:这么看中国,是不是有点“唯金融论”?

A: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个人的幸福,而个人的幸福,既表现在是否吃得饱、穿得暖,也更体现在人生活得是否体面,是否有尊严,是否有实现自我价值的自由。说到底,就是要“活得像个人”。人不是工具,不应该被别人随意使用。个人的自由解放才是最终目的。

我的看法不是“唯经济论”或者“唯金融论”。我是强调,在把人的利益交换等由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胜任之后,人际关系包括婚姻、家庭、朋友之间,感情才会更真实、纯粹。传统的儒家孝道是把人看作了实现经济目的的交易工具,一个人来到世界上就是要以后为别人的目的服务。在这种格局中,一切都先给定好了,具体的人是没有选择权的。所谓“养儿防老”,“三纲五常”,这种差序格局,每个人都不能逃脱。

我是通过金融的逻辑,发现“养儿防老”这种孝道体系的工具性安排极不合理,不把人当人看。好在今天有越来越发达的金融市场,正在改变这些安排。每个人可以通过购买债券、保险、养老金这些非人格化的金融产品,通过市场交易,更为自由地过一辈子,不需要当别人的工具,也不需要把别人当工具。

我强调金融交易不仅是为了给企业融资、个人发财、买房子,更重要的是金融市场对于解放个人,特别是对于解放中国人,其意义尤为深远。其终极目的,是将个人从传统的制约下解放出来。只有市场经济加金融市场,才能救中国人。过去“五四”的先知先觉们,高举“科学”、“民主”、“自由”等旗帜,倡导中国人的自由解放,但是他们都没有看到市场经济、金融市场是实现这些梦想的基础。加之其他条件限制,这些呼唤一直没有落实。

今天,因为市场经济和现代金融,我们正在从这个架构中解放出来,正在从“孔家店”和其他约束中解放出来。这不是出于我的个人偏好。客观地讲,金融市场是为每个人的解放奠定了基础,可以让我们实现自由的志向。

Q:您觉得现代社会发展对改变“老有所养”有哪些贡献?

A:中国社会在过去2000多年主要是依赖家庭,具体来讲就是养子防老,用亲情网络、友情网络的方式,为自己提供经济保障、养老保障等。主要是靠血缘网络,用核心的家族为安身立命建立保障。

如今,当火车、汽车、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以后,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在哪里出生基本上已不能决定你未来在哪里生活、在哪里工作。即使是出于愿望,希望以三纲五常维系家庭内部血缘网络互通有无,现在也很难做到了,因为人口流动率大大增加了,你的亲戚有的在北京、有的在广州、有的在上海,大家能够提供的物理上的帮助非常有限。令人高兴的是,随着150年之前洋务运动的开始,中国引进了现代市场。19世纪中期,作为洋务运动的一部分,保险业、银行业慢慢进入了中国,后来证券业、基金业也进来了。

通过保险、银行、基金等方方面面的金融市场提供的理财产品,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超越血缘关系、比家庭更有约束力的保障产品,每个人终于从原来三纲五常的约束中解放出来。金融市场的发展,真正解放了每一个中国人,让个人获得自由。

最近我研究了17世纪、18世纪、19世纪中国社会纳妾的情况。当时除了有正妻,还有一两个妾的制度安排,都是为了保证老有所终。因为一个妻子可能生不了儿子,或者只生了一个儿子,后来又发生了意外,如果出现这些情况,一家人的养老就得不到保障由此演变出了一妻多妾的制度。所有这些,都是围绕养老保障来进行的,而不是基于爱谁而和谁结婚。

Q: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让一个孩子赡养2个老人,是不是又增加了子女的负担?

A:应该说,政府必须提供基本保障,让社会保障体系尽快建立起来。否则,如果按照原来的养子防老模式来实现经济安全的话,独生子女的政策对于中国家庭具有非常大的风险。除了政府提供低保,市场还必须提供方方面面的理财产品、信贷产品和保险产品,这样才能让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利用这些产品进行财务安排,给自己的生活提供长远的支持,而不至于老了以后被迫到街上讨饭。

根据我做的调查分析来看,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主要大城市提供的金融产品已经非常丰富了,很多家庭和个人已经把自己一生的经济需要安排得很好了。但除了这些超大城市之外,二线城市,甚至是一些省会城市,对子女养老的依赖还是很大的。

用金融工具来保障个人幸福

Q:改革开放30年,网民们有一种说法,钱多了、富起来了,幸福感却不如以前,这是什么原因?

A:这是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带来的。过去,人们有“铁饭碗”,生病、养老、住房、子女教育……都依赖国家提供,“铁饭碗”能够给人们提供一种经济安全的感觉。但我知道,这个代价是很大的,因为那时大家都很贫穷,没有什么钱,住房也没多少,没有自家厕所,也没有自家厨房,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一个家庭能分到十几、二十平米的房子就不错了。在那个时候,为了得到表面上的经济安全,人们牺牲了个人自由、个人权利,连和谁结婚、和谁谈恋爱、什么时候谈恋爱、什么时候结婚都需要领导批准,更何况工作上的自由!你不喜欢这个单位想换到另一个单位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换工作可能房子就没了,子女的教育、医疗也都和这些挂钩。在那样的体制下,牺牲了太多的个人自由、个人空间,整个社会处于死水一潭的停顿状态,经济不能发展,产品供给总是短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1978年要改革开放,要走出那个状态。

现在进入了市场经济,个人要承担自己生活的责任,不能什么都指望政府,每个人都要靠自己的双手,特别是年轻人,在观念和价值上,该都朝个人对个人负责的方向迈进。虽然还有一些距离,但我相信随着中国在市场经济制度的安排下,运作时间更长,大家对自我责任、个人责任的认识也会相应地上升很多。

Q:在您看来,中国未来改革的道路是怎样的?

A:从我的角度来讲,改革的道路可以有很多名称,但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是不是有足够多的由市场提供的经济保障产品,能给未来的中国社会、中国人提供方方面面的灵活性,让他们通过金融工具的支持来实现自己的自由,保障个性的发展。

最近几年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现象,比如芙蓉姐姐,我可以不喜欢她,也可以喜欢她,这不重要,但大家回想一下,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可能会有芙蓉姐姐个性这么强的人吗?从个性角度来说,我觉得芙蓉姐姐这个现象是非常不错的,是一个社会个性表达的进步。但我们也要知道,如果没有金融市场的支持,如果没有整个社会收入的上升,没有经济足够的发展,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的。我们想想,这种现象背后反映的是什么?如果没有私人财产、没有金融市场的支持,如果没有整个社会收入的上升、没有经济足够的发展,在中国社会能有这种现象吗?不可能,不会出现。想想看,在原来计划经济时期,个人没有财产、没有自己的房子,除了国家提供的工作外没有其它饭碗可寻,那时候,即使芙蓉姐姐有个性,也不可能表现出来,因为万一领导不高兴,饭碗、住房、医疗、养老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现在不同,领导不高兴、父母不高兴,又怎么样?除了国有单位、国有企业外,还有民营企业、合资企业提供方方面面的就业机会,实在不行,自己也可以创业给自己以就业!住房市场化了,买到自己的房子,领导喜欢也行、不喜欢也行,房子是自己买的,和工作单位脱钩了,即使领导、同事不喜欢芙蓉姐姐的个性,她也不用害怕!加上有了自己的保险、养老基金、投资基金、按揭贷款,芙蓉姐姐是个完全自由的人,是她自己的人!

Q:对年轻来说,现在买房子的负担很重,您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A:年轻人能做的就是努力工作,想办法创业,即使创业失败,也不妨去试一试。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应该承担起自己养活自己的责任,而且要以自己能养活自己来评判成功与否。

人活着不应该只作为一个螺丝钉,不应该把人活着等同于社会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而是要实现个人价值,通过努力实现个人化的幸福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