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政府视域下我国打假监管体制探析
时间：2022-09-03 07:45:24
摘 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社会各种不稳定因素激烈碰撞，威胁社会治安与稳定。本文通过对新时期我国假冒伪劣产品市场现状、原因的分析，借鉴西方协同政府理论，提出我国治假打劣制度改革的新航向，即协同监管模式。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市场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假冒伪劣产品依旧横行，尤其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食品造假事件更加猖獗。
一、我国假冒伪劣产品市场现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种类日益丰富，但接踵而至的是假冒伪劣产品的出现及猖獗的发展势头。具体表现为：
第一，假冒伪劣产品的范围扩大化。从从最开始的小商品、仿造服装到现在的建筑业、学术乃至人民人身安全息息相关的食品、药品行业。
第二，假冒伪劣产品的造假精细化。当前我国假冒产品走“高精尖”道路，科技含量极高。
第三，假冒伪劣产品的制造隐蔽化。面对日益严厉的打假行动，不法商贩将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逐步转入地下。
第四，假冒伪劣产品销售宣传内容虚假化。一些商家未经工商部门许可擅自打出“跳楼价”等招牌并以扩音器配合叫喊，或山寨“某某连锁店”的招牌，并通过豪华精致的装饰以假乱真，坑害蒙骗消费者。
第五，商贩应对打假采取“游击战术”。许多不法商贩在应对工商部门打假行动时采取“游击战术”，和执法人员玩“躲猫猫”。
第六，制售行为集团化。很多商贩采取“一条龙”运营方式，集产、供、销为一体，有基本固定的组织形式和制假售假产业链，这给工商部门识假、打假行动带来一定的挑战。
二、假冒伪劣商品市场产生的原因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并得到长足的发展，市场上商品有了极大的丰富，但各类商品鱼目混杂，以次充好、假冒伪劣产品横行。尽管我国打假力度不断加强，打假频度增大，但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甚至有猖獗之势，就其原因，主要有一下几方面：
（一）利益驱动――根本原因
追逐利益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假冒伪劣产品的制造不仅能带来丰厚的利益，而且速度快、周期短。尤其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人们对财富的渴望、追求达到了一个顶点，为了经济利益甚至会不择手段。
（二）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多元化
我国是人口大国，每个人消费一点点，十三亿人口的消费数量非常可观，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物品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并呈现多元化特点。但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我国合格质量的产品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的多元化的需求，所以假冒伪劣产品钻了市场供不应求的空子，借机大行其道。
（三）消费群体存在差异
在我国，消费群体中很大一部分是低收入者，有些质量合格产品的价格令低收入者望而却步，相比之下，假冒伪劣产品的价格低廉，且具有一定的实用性，也不会对消费者造成损害，而且有的产品仿真度高，许多消费者明知是冒牌货，但在低价的诱导下依然选择购买。如当今山寨手机、相机等数码产品之所以广受欢迎原因就在于此。
（四）监管不力，执法不严
中国被称为世界造假大国，在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口岸，俄罗斯那边赫然写着“当心中国货”。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我国对商品制造、销售的监管力度不够，对违法行为的执法不严、打击不厉。
三、新时期打假对策――协同治理
在我国，打假历程已经有二十多个念头，但假冒伪劣产品不仅没有遏制，反而有更加猖獗的态势。新时期的假冒伪劣产品不仅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更重要的是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开始威胁到消费者的人身安全，打假迫在眉睫。但仅凭工商部门的力量是难以应对的，打假行动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参与。本文从协同治理视角出发，提出政策建议。
（一）协同治理理论
“协同政府”(Joint―up Government)建立在对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批判与反思的基础上，是上个世纪90 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新的改革趋势。
其基本观点是：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既不能靠相互隔离的政府部门,也不能靠设立新的“超级部门”，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围绕特定的政策目标,在不取消部门边界的前提下实行跨部门合作。这种合作是全面的,包括公私部门之间、政府与非政府之间、政府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合作等。[1]
（二）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假“协同治理”模式
基于“协同政府”理论，本文提出我国在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假行动中应采取“协同治理”模式，即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领导下，实现中央与地方的纵向整合，各部门间的横向连接，注重与消费者协会等社会组织的有机融合，从而实现假冒伪劣产品的联合打假行动，做到市场上流通产品质量的“无缝隙”监管。
1、加强部门间横纵联系，建立管理协同机制
消灭假冒伪劣产品的关键在于市场准入机制和监管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协同政府要求打破内部组织间的界限及公共服务的各方参与整体提供，形成合伙式的跨组织形态。[2]在我国,对假冒伪劣产品的监管涉及工商、质监等多个部门，要做到多部门监管的有效协同，就必须明确分工，发挥主管部门的核心作用，统筹监管，防止各部门因自身利益而导致政策制定、执行监管的碎片化。
2、突出舆论监督，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等力量的协作
协同政府理念将公共治理系统外延不断扩大，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和治理权威的多样性。[3]在对商品流通的监管、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方面，单一部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通过多部门的合作，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沟通与合作，依靠社会力量进行识假、打假工作。
其次，加强宣传、教育，使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坚决抵制假货、举报假冒产品，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加强对企业、制造商的法律教育，使其认识到制假、售假危害，严于自律，增强诚信经营意识。
再次，政府机构应加强与网络、电视等媒体的沟通与合作，依靠媒体的力量加强对假冒伪劣产品的监管。
3、健全法制，寻求多元合作
一方面，要实现政府部门与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以及大众传媒等跨部门、多领域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保障这种多元主体合作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另一方面，消费者处于市场弱势，要达到维护消费者利益，保证正常的市场秩序的目的，需要更多地依赖国家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加快相关打假法律法规立法进程，以法律的形式规范、约束市场行为，为解决假冒伪劣产品问题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1]解亚红.“协同政府”：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新阶段[J].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5)
[2]曾令发.论作为第三条道路的合作政府[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7（5）
[3]郑巧，肖文涛.协同治理：服务型政府的治道逻辑[J].中国行政管理，2008（7）
作者简介：张丹，女，1990- ，汉族，党员，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龚涛，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大三本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