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对《越界的庸众与阿Q的悲剧》的理解

摘 要：俞兆平教授在《越界的庸众与阿Q的悲剧》①这篇文章中，对阿Q进行了一番新解，他认为，多年来大家所认可的鲁迅对阿Q“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的态度是一种误读，鲁迅对其审美态度从根本上说是憎恶的、鄙弃的，他提出要真正理解阿Q的形象就要将其放置回历史语境中，这样才能正确理解鲁迅在塑造阿Q形象中所传达出来的思想。

关键词：《越界的庸众与阿Q的悲剧》；精神胜利法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4-0011-01

小说的时代背景是辛亥革命过后、处于半封建半殖民时期的中国，人们生存在双重压迫下生活是水深火热，“未庄”正是处于革命的时代浪潮当中，虽小说中并没有直接描写，但是通过未庄的变迁与对阿Q的侧面描写来揭示革命的不彻底性。

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落后农民，是“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很沾”一词，充分体现出鲁迅对阿Q并非纯粹的充满同情的“哀其不幸”，而在于对这个“狡猾”之徒的鄙弃之情。阿Q的形象是在暗喻这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被压迫已久的人们的国民性的劣根――这正是鲁迅先生从根本上憎恶、鄙弃之处。

文中海引用周作人《关于阿Q正传》中的一句“他的主旨是‘憎’，精神是负的。憎不是厌恶，负也不是破坏”来表明立场，并将其与学术界宣扬的鲁迅对阿Q的审美观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进行了对比。他认为阿Q与拜伦所面对的那一类驯服、麻木的奴隶，即“愚庸”、“庸众”有所不同。“阿Q是不肯安分、不甘平庸的，不是那些关在绝无窗户的铁屋子里，熟睡、昏睡，行将闷死的人们，也不完全是那些以麻木、冷漠的神情，围观将被日军砍头的中国人的中国‘看客’”。

鲁迅先生就邦国社会问题曾提到有两类人，一类是“个人的自大”，另一类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阿Q人物的形象定位，就是游离在这两个界限之中。“他”曾经当过麻木的看客，调侃世俗，有着独特的精神胜利法，但也却是敢在森严的“男女之大防”的未庄，公开表露出性生理的需求，还很是“神往”革命。他骨子里面那些不安分的东西又将他驱除在“庸众”的界限之外，他摆脱不了庸众的灵魂却又追随着”个人”的脚步。他的不甘昏庸让他成为了一位”越界”的庸众。阿Q作为庸众中之一员，也处于与其它庸众相对立的孤独者地位。

当时政局更替，阿Q作为贫农，一是受专制统治的压迫，二是动荡时代的产物。他是人们反抗精神与现实生活环境的双重压迫的的缩影。在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成了一个多时代的人物，他既是过去式，也是现在时，更是未来时。他将阿Q的内涵与蕴意，从空间向时间延伸、拓展。这个全民的缩影，也给处于现在时的我带来了一系列的思考。

太多的人有“从众”的心理，不太敢于突破现有的传统秩序，在我们儒家教育传统的渲染下，“枪打出头鸟”的道理还是深埋于文化根处，大多数走着“不为最先，不耻最后”的庸众之道。或许我们缺少个人，还是有着太多的庸众将“个人”埋没在人头潮涌之中。

所以说，个体和众数的比例不管是从什么时候看来都依旧保持着沧海一粟的状态。时代的变迁并没有让民众的本质得到了变化。看客心理总是埋在人性的最深处，挂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光大的庸客们都好像当年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并不是麻木不让，也并不是昏庸无力，他们自身有不安分的因子，有文化有智慧，但他们个体所拥有的力量太过于渺小，面对如此汹涌的潮涌又是那么地无能为力。

有人说，“中庸之道，未尝不可”。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是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争端与是非，但又不是属于那种水波不兴的人群。但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保持这种常态，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股对现实的反抗，但是由于大环境的影响而将自己的个性慢慢泯灭。人们开始满足于现实，流转于各种场合，我们学会自我安慰，自我嘲解、陶醉。我们或许是被表面现象蒙蔽住了双眼，或者是我们根本就是缺乏探究事实真相的精神。

于是在文学上还有“阿Q似的”这一修辞前缀，这个词和阿Q本身一样，都带有嘲解、自我安慰等含义。鲁迅先生说过，辛亥革命的革命军是“阿Q似的革命军”，用来批判其改革的不彻底。阿Q似的人，用其精神胜利法支撑，为独特的思维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这阿Q似的精神有时候固然可以自我安慰，自我排解，但是在有时候甚至还会带来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扭曲，与正常的思维渐行渐远，这就是阿Q精神中所包含的消极的一面。

所以在现实生活中，要学习阿Q的乐观精神，但也不要过于乐观的态度，正确对待阿Q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剔除人性恶劣的一部分，把握好“度”适当地进行自我安慰，自觉进行自我监督、自我完善来提高自身思想境界与觉悟。当然战胜阿Q精神不仅仅是提高个人修养的问题，也是关乎全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序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