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的视觉表征与社会构建

摘 要 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人文地理学出现“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的理论思潮，学者们格外重视对地理现象进行文化层面的解释，视觉分析(visual analysis)等定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得到较多的应用。旅游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地理现象之一，旅游地的视觉表征(visual representation)成为“文化转向”思潮中最活跃的研究议题。西方学者援引地理学、符号学、语用学以及社会批判学派等诸多理论，将旅游营销图片作为“文本”(text)进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揭示出旅游地是一个想象的空间这一本质，阐述其被社会性地构建(socially constructed)的过程和意义。国外同行的相关研究工作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旅游营销文本；地方；视觉表征；社会构建；文化研究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lace:Cultural Turn in Western Tourism Advertising Researches

LIU Danping

(School of Tourism and Hotel Management,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In mid and late 1990s, western human geography saw a major theoretical incident―“Cultural Turn”, whose core was to put cultural studies and social theories into the analytical system of humane geography and stress on the shaping role of soci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space and place. For marketing many destinations use pictures to show their landscape, which some scholars named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se marketing pictures just are texts which involves culture, place and man. The major conclusions of those western scholars have been made are: Firstly, the destination is an image and myths. Secondly, postcards are narrative texts involving many social signifiers. Thirdly, those visual marketing texts often make fake representation about the hosts.

Key words： tourist marketing text; place; visual representation; soci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study

一、 问题来源

二战后，西方人文地理学的理论思潮呈现阶段性变化，从1960年代的“数量革命”(计量地理学)，演变到1970年代的“行为革命”(行为地理学)和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①，再到1980年代中期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即结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或称激进地理学)。到了1990年代，由于社会科学总体上对人类文化的兴趣大大增加，文化成为普遍性的研究热点，西方人文地理学也随之呈现出“后现代的”多元化属性，并最终导致经济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等各分支学科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转向，约翰斯顿称其为“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1]。

与上述理论走向相一致的，就是西方人文地理学方法论和哲学基础的某些变化。例如，西方学者逐渐意识到，实证主义影响下的那种强调空间分析、运用“经济人”假设和定量分析(quantitative methods)、对经济活动空间规律的探讨很少涉及社会过程和文化层面等做法，在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复杂的地理现象时越来越显示出局限性和不合理性。于是，人本主义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社会批判(social critics)的以及后现代(postmodern)的方法论逐渐得到重视，一系列原本用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所谓定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2，3]被采纳。其中，不少学者注重探究人类的视觉体验，通过分析摄影图片、影视光碟等视觉资料，来揭示地理现象中的政治和文化意义，有学者称其为“视觉方法”(visual approaches)[4，5]。

Tourism Science旅游科学“地方”的视觉表征与社会构建利用摄影图片进行旅游地的视觉营销一直是旅游企业所重视的策略[6，7]。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文化转向”思潮在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之一――旅游地理学的研究中开始有生动的体现，众多西方学者对明信片、旅行指南、导游手册中的摄影图片进行了符号学(semiology)、修辞学(rhetoric)、叙事学(narratology)、语用学(pragmatics)的分析，揭示了旅游地(“地方”，place)如何被视觉表征(visual representation)，以及如何被社会性地构建(socially constructed)，由此形成了一系列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研究内容和结论，极大地丰富了对人类旅游活动的理论解释。

自1999年起，我国学者就敏锐地预见到西方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纷纷在《地理学报》[8]、《地理研究》[9]、《人文地理》[10-12]、《经济地理》[13-15]等刊物上进行介绍和评述，着重从研究体系或框架上概括出该学术事件在经济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文化地理学以及区域地理学等分支学科中的基本特征，更有部分学者率先选择国内案例地做了某些前沿性的研究工作[16]。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西方学者关于旅游地视觉表征的研究这一“文化转向”思潮中最活跃的学术活动尚缺乏了解，相关的综述与评价也鲜有见到。本文拟在此方面有所贡献。

同时，如果说国内先前已有的那些关于“文化转向”的综论性文章重在粗线条的勾勒，那么接下来该做的，就是在此基础上从微观层面考察国外同行如何进行地理学问题的文化研究。鉴于此，本文就将综述的起点放在西方学者的典型案例研究上，然后再对他们的理论工作加以评价和阐释。

二、 述评方法

本着从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角度探讨旅游营销图像的原则，笔者将文献收集范围限定于旅游研究中的视觉文本分析。文献来源主要有两类：国际旅游研究领域内仅有的两个被SSCI科技文献检索系统收录的期刊《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旅游管理》(Tourism Management)一直代表了旅游研究的前沿成果，它们从1980年代以来的学术论文就成为本文综述的第一类文献；另外，2003年6月，英国Sheffield Hallam大学举办了主题为“旅游与摄影：静态的视觉影像与动态的生活”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交流论文80余篇，集中反映出该议题的国际研究动态，它们是笔者关注的第二类文献。

在具体评述时，笔者将分两个层面进行。

第一层面是案例研究观摩。笔者从国外同行的诸多研究个案中选择三个代表性工作加以详尽的解析，目的是细致地观摩和学习他们有哪些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如何开展工作，以及做了哪些理论解释。

第二层面是关键词的抽取与阐述。借鉴近年来文化研究领域(也包括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日益推崇的“关键词”(keywords)研究思路[17-21]，笔者从西方学者关于“地方”的视觉表征和社会构建的诸多研究案例中抽取他们使用频率相对较高的若干核心词语(这其实是学者们取得的某些共识所在)，然后将这些核心词语视为该议题的“关键词” 逐个进行简要分析。显然，这些关键词彼此勾连应合，已形成一条西方学者关于旅游营销文本的视觉文化研究的理论主线。

三、 典型案例观摩

西方学者认为，旅游业的发展历史受制于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以及决定这种经济制度和结构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某一“地方”之所以成为旅游地，成为旅游者消费的对象，实际上是历史的选择，是一定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及其代表人物意志的集中体现。同时，他们还认为，探究旅游营销图像的产生过程，是洞悉旅游地形象问题的最佳切入点之一。国外同行的多项研究表明，旅游地是视觉表征的结果，是当地政府、旅游开发商与销售商、土著居民(indigenous people或host)以及游客共同地、社会性地重构原地方后形成的一个“非真实世界”[21，22]。

1. 旅游地是一个“意象”：苏格兰旅游委员会案例

Caroline E．等人以苏格兰旅游委员会(STB)为例，试图回答物质景观如何实现话语转换，成为导游手册里的图片影像这一问题[23]。研究发现，在导游手册里旅游空间被设计、转化成某种视觉表征需要经历三个媒介传播过程：市场调研机构提供游客需求信息，并由此提出形成苏格兰地方特色的关键性图符(icon)；专业摄影师运用技术和社会文化知识选择性地拍摄景物；导游手册编辑设计人员使用媒介话语精心编排出一个极具劝服功效的导游手册，最终完成影像表达。三方在整个过程中都需要遵循当代社会关于旅游发展、关于导游手册角色的约定。作者不无幽默地描述导游手册编辑设计人员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合适的东西放在合适的页面里，以引起游客注意，让他们想到：“哦，这很有趣”，或者“嗯，这地方看来值得一去！”

据此，Caroline E．等人认为，地理背景并不能单纯地决定一个地方是否成为旅游目的地。对某一地方而言，不是其自我评价，而是外来因素合力对它进行的描绘使其成为人们所说、所观看到的“地方”。即，旅游地实际上是一个“意象”(image)，它由旅游运营商“经营”(operate)，由市场营销人员“包装成型”(model)，再由旅游者“使其具有生命力”(perpetuate)。供需双方共同建造了一个地方“神话”(myths)。

2. 自然界是一系列值得拍摄的机会：加拿大杰士伯国家公园案例

旅游资源管理、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旅游一直是国内外旅游研究的热点，其中如何看待旅游地是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其中，加拿大学者Keri Cronin的研究可圈可点。他以加拿大杰士伯国家公园(Jasper National Park，简称JNP)这样一个典型的生态旅游地为研究对象，却一改不少学者从旅游地生态与环境监测、生态评价、旅游者行为管理等入手进行研究的惯例，而是收集有关JNP的旅游营销图片，对它们进行内容分析，解析图像中具体的构图元素(element)和修辞手法(rhetoric)，探究图像所隐喻的自然资源管理人员、旅游开发经营人员对JNP生态环境的认知，以及资源利用的主张，由此剖析该旅游地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层原因[24]。

Keri Cronin注意到，导游手册、明信片、旅行指南里关于JNP的图片的画面“主角”始终是广阔无垠的原始森林或其它自然景观，似乎刻意避免出现人类活动的痕迹，以塑造JNP“未被侵染的、纯净的、新奇刺激的野生环境”之形象。但这显然违背公园的发展实情：其旅游业发展得十分红火，某些地段和景点常常游人如织。同时在导游手册里，人们满眼看到的是公园内一长串适合拍照的景点，以及相应的取景角度和时间说明。对此，Keri Cronin不无讽刺地写道：“在旅游营销文本里，自然界变成了一系列值得拍摄的机会(photo-opportunities)，导游手册简直就是一个为摄影发烧友服务的向导(shutterbug Guides)。”另外，研究者还发现，JNP的管理政策也大多是从有利于旅游发展的角度制定的，常常为取悦游客而人为干涉生态系统的自身循环。例如，公园有禁火规定，每年干燥季节里自然燃起的山火都会被立即扑灭，并在最短时间内原地补种树苗或草坪，目的就是保证游客的眼睛和照相机镜头所观察到的都是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世界。

Keri Cronin进一步揭示，旅游营销图像树立的JNP“自然绝境(the sublime)”的形象诱使更多的游客前往观光体验。当这些被“艺术化唯美化”的旅游广告图片“洗脑”后的游客大量涌入时，很难期望他们能够自觉意识到JNP所面临的环境压力，以及过度的旅游、拍摄行为可能导致何种生态损害。研究者总结道，为了JNP的旅游业发展，公园管理者、旅游批发商和游客等群体的态度和行为都是“以人为中心的”(humancentered)的，他们不约而同地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认为野生地(wilderness space)是一个非人类世界(nonhuman world)，人类可以不断地征服和利用它。就这样，摄影和旅游营销图像“进入了国家公园的生态过程(ecological processes)”，并在其中起到不容忽视的消极作用。

JNP案例再一次证明：但凡被营销者贴上“生态旅游地”标签的地方，永远维持“处女的” 形象和状态就成为它们的重要任务。因此，地方是表征的结果，被如何表征则受控于人类社会的选择。

3. 明信片是一种“社会能指”：札格勒布市案例

Sanja KalaposGasparac将前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共和国的首都札格勒布市( Zagreb )作为研究对象，比较了二十世纪初到二战和二战后这两个历史时期内札格勒布市明信片中影像的不同[25]。研究发现，在第一段时间里，当地人一直有“札格勒布市是欧洲中心”这一地方认同感。明信片里的影像大都是展示该市精美绝伦的教堂、高贵典雅的文化场馆、古典厚重的城市雕塑以及奢华迷人的贵妇人等，那些五色琉璃、世界名画、人体线条、蕾丝花边等构图要素无时不在传递札格勒布市浓厚的浪漫主义文化气息。而二战后，作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明信片里的影像则更多地试图树立“新札格勒布”、“人民的札格勒布”的形象，各种能集中反映“繁荣”、“进步”、“平等”、“祥和”、“兄弟手足情”等社会主义特质的生活场景成为明信片的画面主题，且这些特质通过陪衬物、拍摄角度、画面色彩以及文字说明等手段逐一突显出来。

同时，研究者还发现，以上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明信片都形成了强大的劝服诱导功效，它们为游客量身定做了一个札格勒布市，通过符号和象征规定和指导了游客如何选择该市的旅游景点、如何欣赏城市风景、如何选择拍摄对象、如何产生“合适”的情感以及日后如何形成“应有的”记忆等。当然，两个历史时期的旅游者，也都分别认为自己欣赏到了当时札格勒布市的精华所在。

这一案例表明，明信片很容易被人们操纵，它是政治、审美、修辞的合力结果，是具有多种意义的强有力的“社会能指”(social signifiers)。无论是二战前的浪漫之都，还是二战后的社会主义新城市，札格勒布市都是城市管理者(政府部门)、旅游开发商、景点销售商以及游客等一起为自己精心重构的一个旅游地。他们共同策划并联合演出了一幕戏剧，所有演员各取所需：旅游产品的供给方获得金钱，旅游产品的购买方获得畅快、愉悦或刺激等体验。

四、关键词的抽取与阐述

从西方学者的诸多研究案例中抽取、归纳他们频繁使用的核心概念，将十分有助于我们洞察旅游地被视觉表征和社会构建的基本特征和实质，准确把握国外同行的若干理论点。笔者视这些核心概念为“关键词”。通过串连、参照、对比、整合这些关键词，能够较为清晰地梳理出西方学者关于该议题的一条理论主线。

1. 抽取关键词

这些核心概念可划分为如下5部分：

第一部分属于旅游地视觉表征问题的研究基点，或者是一个理论分析工具，主要有“凝视/被凝视”(gaze/gazed)这一对关键词[26-34]。

第二部分是西方学者用以解释旅游地视觉表征和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人及其行为的核心概念，主要包括“发送者/接收者”(sender/receiver)和“编码/解码”(incode/decode)这两对关键词[35，36]。

第三部分是西方学者进行旅游营销图片视觉分析时重点使用的概念，包括“图符”(icon)、“符号”(sign)和“符码”(code)等[37，38]。

第四部分是西方学者揭示旅游营销图片如何激发人们产生旅游动机时所频繁使用的核心词语，包括“表征”(representation)[39，40]、“隐喻”(metaphor)[41]、“叙事”(narrative)[42，43]、“修辞”(rhetoric)[44]、“象征”(symbol)[45，46]、“意指”(signification)、“能指/所指”(signifier/signified)[47，48] 等。显然，这些关键词分别援引自符号学、修辞学、叙事学、语用学以及文化研究和社会批判学派。现代西方人文地理学与其它学科的交融日益深刻和广泛的事实也由此可以略见一斑。

第五部分是西方学者用以回答旅游地视觉表征和社会建构过程之本质的核心词语，包括“文化再生产”(cultural reproduction)[49，50]、“话语”(discourse)[51，52]、“权力”(power)[53-55]等关键词。

2. 阐释关键词

上述5类关键词深刻揭示出旅游地被视觉化表征和社会性构建的原因与过程，其间有复杂多样的政治缘由和意识形态问题。笔者将选择其中几个关键词进行阐述。

第一，“凝视/被凝视”。它表明旅游者(凝视主体)与旅游地居民及其文化(凝视客体)之间的关系。旅游，原本就是一个看与被看的过程，游客正是通过欣赏旅游地不同于自己日常生活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而获得审美、愉悦、刺激、新鲜等情感体验的[11]。而在西方文化里，凝视主体与凝视客体之间客观存在着某种权力之争。“凝视/被凝视”这一对概念其实就暗含有这样一个观点，即，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不平等。显然，“凝视/被凝视”是国外同行回答“旅游地如何被视觉化地表征？其中的社会建构过程和意义是什么？”之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所有相关论述都由此深入展开。

第二，“发送者/接收者”和“编码/解码”。它们描述了旅游营销文本与游客之间的一个基本的传播过程：广告设计者以满足游客需求的原则对旅游地景观进行重新设计，精心拍摄广告图片并撰写文字说明(即编码)，然后以明信片、导游手册等形式销售或赠送(即发送)到游客那里；游客阅读和理解这些营销文本，并做出自己对旅游地景观和吸引力的判断(即解码)，决定是否出游。

第三，“图符”、“符号”和“符码”。这是社会批判、传播学以及视觉文化理论中常见的核心概念。其中，口头语言、书面语言、人的动作与姿态、服装、建筑、饰物等所有的社会与文化活动或产品都可以视为符号；而符码则是这一套受制于使用它的文化成员明确或不明确赞同的规则的符号系统[11]。换言之，文化成员不仅借助于这些符号和符码去表达、传递和构建某种意义，同时也有意无意地采用固有的文化惯例和规则破译并理解这些符号、符码。基于此，整个社会生活得以延续和推进。显然，旅游广告的设计者(我们完全有理由扩展到旅游产品的开发商、经营商)和旅游广告的阅读者(包括潜在游客和实际到访游客)都是这样一些文化成员，他们共同通过某些符号、符码来完成旅游产品的供给与消费。于是，在西方学者分析明信片或导游手册里的旅游营销图片时，画面主角、色彩、拍摄视角、背景物、附加文字等各个要素就被他们视为回答旅游地如何被表征和社会建构的理想切入点，国家公园的原始森林、城市街头的灯饰图案、女性衣裙的蕾丝花边等也都成为一系列符号被逐一探测和解释。

第四，“表征”、“隐喻”、“叙事”、“修辞”、“象征”、“意指”、“能指/所指”。国外同行通过这些词语揭示了一个事实：旅游营销图片其实就是使用一系列符号，通过隐喻、修辞、象征等手段引起旅游者的情感共鸣，促使他们产生旅游的欲望。例如，一望无际的绿色森林(森林是一种符号)象征生态旅游地的处女地性质，贵妇人华美的衣帽(衣帽是一种符号)隐喻城市古典文化，海浪、悬崖、野生动物意指未被征服的自然界绝景，等等。

第五，“文化再生产”、“话语”和“权力”。这些关键词揭示出旅游地被表征和社会构建的最本质问题――如何生产意义？如何使意义合法化？谁掌握了权力？首先，这里需要分别解释“文化再生产”和“话语”的含义。因为与前述若干关键词相比，它们并不为人文地理学家所普遍熟悉，而是国外同行从文化研究和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转借过来的概念，带有某种“后学”倾向[56，57]。

“文化再生产”表示文化领域作为一个各阶级为争夺社会利益而在意指方面进行不断斗争的场所所发挥作用的方式。其结果是文化在任何时代都或隐或现地有利于解释支配阶级的利益，有利于他们的表意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s)。于是，文化再生产就是使统治阶级集团利益的社会权威自然化与合法化的过程。同时，什么能够得到再生产不是一个可预知的结论，而是特定空间与时间中运行的文化力量此消彼长的结果[58]。

同样，在文化研究和批判学派那里，“话语”也决不简单地等同于“语言”。前者本身兼有名词和动词两种属性，同时指涉思想和传播的交互过程与最终结果。同时，话语是社会化、历史化及制度化形构的产物，它体现着权力关系，而意义就是由这些制度化的话语所产生的。话语包括电视和新闻这些媒介话语，以及诸如医学、文学和科学等制度化的话语。因此，话语是一种社会控制力量，各种话语无不体现着社会权势的意志，无不对应着特定的权力机构[59]。

借鉴文化研究和社会批判的上述观点，西方学者揭示出旅游地被视觉表征和构建为某种非真实世界的深刻内涵，即，刻意设计、规划和选择性拍摄旅游地景观，然后通过明信片、导游手册等旅游营销方式将其大量复制和广泛传播，并最终强烈地影响游客的消费决策和体验，这一切行为说到底就是一种文化再生产。同时，这样的文化再生产并非随意或偶然地发生的，而是文化产业的各个相关机构(institutes)(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图片社、出版商等)通过国家各项发展政策、经济法律制度等共同界定和规范了旅游者的凝视主体地位和旅游地居民及其文化的凝视客体地位，其后暗含着复杂的制度化、政治化操纵意味。换言之，旅游营销图片就是媒介话语的一种具体形式，它具有强大的说服和洗脑功能；旅游者掌控了话语权，他们决定了究竟哪一地方能讲故事，为谁讲，以及如何讲。

至此，我们就可以勾连到第一类关键词“凝视/被凝视” 进行初步总结：正是因为要满足旅游者观光、凝视和消费的需求，旅游地才被表征和社会性地建构为游客所希望的“模样”。迎合旅游者的凝视偏好是塑造和强化旅游地形象的根本动力之一。

3. 简析西方学者的理论走向

在现代西方人文地理学发生“文化转向”思潮这一重大理论事件中，各个分支学科各有不同的表现。其中，文化地理学的要点就是借鉴“后现代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最新成果，将文化研究和社会理论纳入人文地理学的分析体系中。在“新文化地理学”看来，“景观”并不是传统文化地理学所定义的“那些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风景，或一片土地”，而是人类对世界的“多种解读方式”(ways of seeing)[60]。至于区域地理学，学者们则普遍关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把“地方”定义为“利用空间来提供社会相互作用的场所”的观点，开始偏重小尺度的视野。于是，作为对文化转向的响应，“新区域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就由过去的“区域”(region)转变为被赋予了社会化涵义的“地方”(place)。在“新区域地理学”看来，“地方”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是个人和各种组织实现其功能的限制空间[61]。基于此，我们对比分析前文所述的西方学者关于旅游地的视觉表征与社会构建的前沿研究，就不难发现他们是在旅游研究领域里接受和演绎了人文地理学中关于“景观”、“地方”的某些新观点。在他们看来，所谓旅游地形象并非客观世界的直接反映，相反地，它受制于人们观看的方式(即旅游者的凝视偏好)，是社会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

当然，我们还可以将思考范围进一步拓展到后现代地理学关于“空间”(space)概念的某些观点，来理解西方学者对旅游地视觉表征的若干结论。例如，后现代地理学的先驱者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其专著《空间的生产》里指出：空间不仅是物质的存在，更是社会关系的容器；空间具有其物质属性，更有其精神属性[62]。著名地理学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在其著作《社会公正与城市》一书的后序里写道：“空间和空间的政治组织体现了各种社会关系，但又反过来作用于这些关系”[63]。西方思想界大家、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更坚信权力的分析就是空间的分析[64]。他论述道：“是的，空间在任何形式的公共生活中都极为重要；空间在任何权力的运作中也非常重要。知识一旦按照区域、领地、移植、置换、过渡来加以分析，人们就会捕捉到知识作为权力形式和传播权力效应的过程。”[65]并非巧合地，在剖析旅游地的视觉表征时，不止一位国外同行提出这样的观点：摄影术提高了人类操纵视觉空间的能力，它可以反映事实，更可以创造事实。摄影中常用的方法，如取景、剪裁、调焦距、柔化、布景以及对底片的技术处理等，都使它具有隐藏、神秘化和欺骗等功能。实际上，摄影照片从来没有描绘客观事实，它总是陷入社会、经济意义所编织的网中，参与社会历史进程。当与旅游营销目的结合时，摄影便表现为社会权力手段，旅游地(“地方”)按照人的意愿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被重新构建。因此，无所不在的旅游营销图像帮助人们搭建起一个想象的空间――旅游地。在那里，山水、树木、雕塑、街灯等景物都被赋予特殊意义；在那里，旅游者与旅游地居民及其文化之间凝视/被凝视的权力关系得以体现和强化。显然，这是后现代地理学和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空间思想(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在旅游研究中的某种渗透和引用[11，66]。

应该说，把艰深晦涩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应用于旅游现象的研究是有相当难度的，西方学者的研究也存在不少或牵强附会或肤浅僵化的缺憾。然而，他们探索性的前沿工作却极大地丰富了旅游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拓展了人地关系、人人关系的思考方向。当然，对他们的某些社会批判思想也应该结合其国家发展状态和社会文化背景进行具体分析。可以肯定的是，西方学者的批判目的并非简单地否定一切(如否定旅游广告、否定图片营销、否定旅游需求)，而是希望提出一种思考社会现象的方式来帮助人们理解旅游现象。

五、 对我们的启示

近年来，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不仅成熟旅游地异常重视旅游市场营销，某些深藏于偏僻山区的自然景观和民族文化也因其独特的旅游吸引力而被迅速纳入到旅游消费市场中。通过摄影营销图片和各种大众传播媒介，这些区域特有的人文事象被越来越多的公众所知。它们反映了当代社会的某种审美与消费偏好，并获得了社会制度、政策以及相应组织、机构的引导和支持。虽然国情和文化背景决定了我们的研究对象和学术旨意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国外同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借鉴他们的经验和学术观点进行如下思考：当下国内旅游营销文本的特征是什么？它们如何介入到旅游地的发育过程中？这又反映了怎样的文化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缘起与结果？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不能仅仅停留于某一具体研究议题的层面，本文的写作初衷也绝非局限于旅游话题，西方学者在人文地理学领域内异常活跃的科研探索才真正需要引起国内同仁关注。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在国内最近两、三年问世的传介西方学界关于都市文化和空间研究的若干新观点的译著或编著中，有不少是专业背景为文艺美学的学者完成的。例如包亚明[67-70]、周宪、许钧等[71，72]学者，他们对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爱德华・苏贾②、米歇尔・福柯等学术大家思想的评述十分可贵，其中不乏对“地方”的文化研究和后现代地理学倾向。相反地，国内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学家们却显示出某种缺席，无论是编译、述评还是实证研究，近来相关论著所见不多[73]，这或许是一个遗憾。笔者谨借旅游地视觉表征这一小议题，提示国内同行应该对西方人文地理学及城市社会学的发展方向保持必要的学术敏感性。

注释：

① 虽然有译为“人本主义地理学”的，但文献检索发现国内学界学多译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参见：(1)马润潮：《人文主义与后现代化主义之兴起及西方新区域地理学之发展》，《地理学报》1999年第4期；(2)张祖林：《当代西方地理学中的人文主义》，《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4期。同时，该流派的创始人段义孚(Yifu Tuan)先生也同意“人文主义地理学”这种译法。故本文采纳之。

② 当代杰出的地理学家Edward W. Soja，国内也有人翻译为“爱德华・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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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 英国兰开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约翰・厄里(John Urry)先生、丹麦洛斯基尔德大学(Roskilde University)乔纳斯・拉森(Jonas Larsen)先生曾为本文提供部分文献资料；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保继刚教授、中山大学政务与公共管理学院王宁曾给予热心指导。在此一并致以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