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生与中国彩陶研究

[摘要] 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里发现了彩陶，否定了当时“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说法，他和他的助手在当时的甘肃地区又找到了大批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遗址，提出“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文章力求通过梳理中国学术界在不同时期对安特生及其研究的不同评价，结合目前中国新石器时期彩陶研究现状，分析目前美术史研究领域新石器时代彩陶部分所受安特生的影响。

[关键词] 安特生 彩陶 文化西来说

基金项目：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项目“仰韶文化彩陶蛙纹、鸟纹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8JK110）。

安特生发现彩陶

1921年4月，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的灰土中发现了彩陶片及石器，撰《中国远古之文化》一文，肯定了中国石器时代的存在。1920年《中国新石器类型的石器》一文，是所知安氏最早的一篇考古学论文。[1]他发现“河南与亚诺石器相比较，有其相似之点，既多且切，实令吾人不能不起出于一源之感想。”[2]他曾征求过当时大英博物馆的中国陶瓷专家郝博森和德国考古学家、安诺遗址的发掘者施密特的意见。郝博森的观点和安特生的猜想一致。 [3]

于是，安特生选择去新疆至河南的通道甘肃地区考察。根据安特生发表于1925年的《甘肃考古记》“此次甘肃考古为期两年（1923-1924），足迹所涉，几及甘省大半”[4]。此次考察让安特生确定了自己的猜想，“谓中国人民乃迁自中国土尔基斯坦，（即新疆）此即为中国文化之发源地。但受西方民族之影响。[5]”在这种结论下，处于中西交通要道上的甘肃地区，必然有早于处于中原的河南地区的彩陶文化类型，当他发现没有彩绘的齐家文化类型陶器时，便认为它早于仰韶期，把他在甘肃考察中所见到的六种彩陶类型顺序定为“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辛店期、寺洼期、沙井期。”[6]并把半山期的彩陶归为葬地用器。

中国彩陶研究的权威

根据尹达于1955年发表的《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关于安特生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理论的分析》中“我国部分的历史学者以为安特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权威’，因之信而不疑”[7]。

我们采用安特生由这研究而编成的甘肃仰韶文化年代表作为讨论的出发点。[8]虽然1931年春，梁思永已经发现后冈遗址中“上层所包含的是白陶文化的遗物，中层所包含的是黑陶文化的遗物，下层所包含的是彩陶文化的遗物”[9]。梁思永还是在安特生所列年代表的基础上出发，足见他对安特生的信任。

吴金鼎在1938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中，已经正确分析出不招寨属于龙山文化遗存，也认识到仰韶村遗址可能分属两个时期，但却只是把它看成同一文化的延续，没能突破安特生的窠臼。这其中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对安特生的信任。[10]这些足以说明，在20世纪的20-30年代中国学术界，安特生基本处于中国彩陶研究的权威位置。

中国学术界对安特生所持观点的质疑

1927年西阴村发掘后，李济在研究报告中对仰韶文化的流向发表过与安特生不同的意见。[11]尹达写于1937年发表于1947年3月《田野考古报告》第二册的《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也对安特生的分期说有所怀疑。

20世纪40年代，考古资料已经明显能够证实安特生在分期上的错误。1945年5月，夏鼐在甘肃宁定县半山区洋洼湾发现了两座齐家墓葬，第一次准确无误地证明了安特生把齐家文化当成仰韶文化第一期的错误。[12]1947年裴文中调查甘肃史前遗迹，他认为就地层及所采陶器之观察，皆不能证明齐家坪遗物代表彩陶文化系统中最早的一期。[13]1948年荆三林又在《大中华》发表《安特生彩陶分布说之矛盾》一文。

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 20世纪40年代安特生的权威地位已经动摇。他自己在1943年出版的《史前中国之研究》一书中，也写道：“当我们欧洲人在不知轻重和缺乏正确观点的优越感的偏见影响下，谈到什么把一种优秀文化带给中国统治民族的时候，那不仅没有根据，而且也是丢脸的。”[14]

对于安特生的“住地”和“葬地”说，安志敏于1956年发表《甘肃远古文化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提出半山、马厂代表着不同的时期，安特生“住地”和“墓地”的分法是缺乏根据的。[15]1962年，杨建芳又发表《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社会分期》，否定了“住地”与“墓地”陶器不同的说法。[16]1963年在兰州青岗岔遗址发现了半山的房子、窑址、窖穴等遗迹，彻底纠正了半山无住地之说。

1965年，苏秉琦先生通过研究仰韶文化彩陶花纹的变化指出：“仰韶文化遗存在甘肃境内的移动方向是自东部到中部。”[17]1978年，严文明就甘、青地区彩陶的源流，不同时段的花纹特征及风格流变等作了细致的梳理和深入讨论，初步归纳出，中国西部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是从东向西不断扩散的，年代学的检测结果亦证实“西渐说”是可信的。[18]

“文化西来说”批判之矛头所向

随着裴李岗、磁山等早于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安特生的“仰韶文化西来说”及其他不符合事实的观点被。1948年贾兰坡在世界日报撰稿《彩陶文化东来西向，甘肃考古获得结论》[19]；尹达发表于1955年的《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关于安特生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理论的分析》也明确把矛头指向“文化西来说”[20]。1959年10月出版《梁思永考古论文集》，在《小屯龙山与仰韶》一文的后面，专门增加了编者后记“我们知道这表是建立在安特生的那一张表的基础上。安氏的表是凭着主观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制造出来的”[21]。安志敏在发表于1972年的《略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问题》中有“仰韶文化的发现，宣告了为殖民主义服务的‘中国无石器时代’谬说的破产，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资产阶级反动学者又转而推迟仰韶文化的年代，妄图为反动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寻找新的理论依据[22]”。

不难看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安特生的观点成为众矢之的。加上其中掺杂了意识形态的问题，安特生一度成为矛头所向。1977年半坡博物馆编《中国原始社会》，前言部分就有“如瑞典人安特生在20世纪20年代仰韶文化发现之初，就主观虚构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谬论，为我国原始社会史的研究造成了很大混乱”[23]。一直持续到80年代安特生还被很多人所排斥。

尘埃落定后的重新评价

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仰韶彩陶相关的很多问题有了基本清晰的脉络，同时意识形态的问题在中国学术界也相对放松，对安特生开始倾向于重新给予评价。陈星灿在1991年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985-1949》中，肯定了安特生“对仰韶文化性质的判定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假说，具有重要的意义”[24]。对安特生所提出的“仰韶文化西来说”他认为“这与其说是安特生和阿恩的错误，还不如说是那个时代的错误”[25]。

2007年2月2日安特生博士纪念馆在甘肃天水成立，2月7日《天水日报》公开报道，对安特生的评价是： “1921年底，他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掘了我国史前彩陶，否定了当时国外‘中国无石器时代’之说。这些陶器的发现，把中国历史推前了千余年。受时代局限，安特生在学术上也曾出现过失误，并多年受到非议，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当今考古学家严文明说：‘对安特生在中国从事的考古工作，应该进行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给予应有的评价。’[26]”不论是学术界还是通俗的报刊都开始站在历史的角度给予安特生以公允的评价。

惊弓之鸟——安特生对目前中国彩陶研究的影响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术界已经普遍认识到安特生对中国彩陶的研究是受到历史局限的。然而在彩陶研究中，仍然还存在很多顾忌。尤其是跟美术史相关的彩陶纹饰研究，在涉及到不同文化时，总是显得谨小慎微。

以我国彩陶纹饰中常见的蛙纹为例，汤惠生在《青海史前彩陶纹饰的文化解读》一文中，就马家窑文化彩陶中的蛙纹在世界范围内找取资料。“在法国南部三兄弟洞穴发现的镌刻在动物骨头上的图案中，便出现了蛙形人。在法国南部凡泰尔也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刻在骨头上的蛙形人形象。”[27]该文中提到的不论是写实的蛙纹还是蛙形人纹饰在中国的彩陶纹饰中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纹饰，对这两种纹饰进行探讨的文章有很多，在内涵上有过不同的观点，在形式上有过不同的分类，然而从世界范围内进行探讨的文章却是比较少见的。

自从安特生“仰韶文化西来说”被批判之后所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来看，很少有人把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再放到世界范围研究，似乎确定中国彩陶文化自成独立体系之后，即使跟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史前文化有相似之处，也很少有人去做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研究。而另一方面，我们面对彩陶纹饰，可以产生很多联想。

新石器时代彩陶研究中这道大家都有意回避的鸿沟不能不说是安特生对目前中国彩陶研究仍然存在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年）[J].生活·读书·新知，1997，6：87-88.

[2]刘大有，刘晓龙.安特生评传[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2：37.

[3]安特生.中国远古之文化[J].地质汇报（第五号），1923：25.

[4]安特生著.乐森璕译.甘肃考古记（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2-3页.

[5]同[4]，36页.

[6]安特生《黄土的儿女》，转引自刘大有 刘晓龙编著《安特生评传》，文物出版社2008年2月，，19-20页.

[7]尹达.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关于安特生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理论的分析[J].考古学报，1955，10：1-12.

[8]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5年1月，555-568页.

[9]梁思永.后冈发掘小记[R].安阳发掘报告，4：，609-625.

[10]同[1]，282页.

[11]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年.

[12]同[1]，295页.

[13]同[6]，295-296页.

[14]李水城.半山马厂彩陶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12：5.

[15]安志敏.甘肃远古文化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J].考古学报，1956，6：9-19.

[16]杨建芳.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社会分期[J].考古学报，1962，1：49-80.

[17]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J].考古学报，1965，1：51-82.

[18]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J].文物，1978，10：62-76.

[19]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0：595.

[20]尹达.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关于安特生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理论的分析[J].考古学报，1955，10：1-12.

[21]同[8]，91-98页.

[22]安志敏.略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问题[J].考古，1972，6：35-44.

[23]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编.中国原始社会[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2：6.

[24]同[1]，116页.

[25]同[2]，132-133页.

[26]同[2]，76页.

[27]汤惠生.青海史前彩陶纹饰的文化解读[J].民族艺术，2002，2：143-156.

作者单位：西安美术学院 陕西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