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投融资体制治道

政府投融资体制的演化是应经济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而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政府投融资和企业投融资的分离、中央政府投融资和地方政府投融资的划分以及财政投融资向平台投融资的变迁。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投融资体制的变革也是政企分开、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地方支出责任变迁的集中体现。简言之，与政府投融资体制变革相伴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财政管理体制由“统收统支”到

“财政包干”再到“分税制”改革的推进，政府和市场间角色定位的日益明晰，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关系的不断理顺。

政府投融资作为政府治理的重要手段，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实现政府职能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我国目前的政府投融资体制在市场深化下存在着明显的不适应性，回顾政府投融资体制的演化及其困境，求解变革之道，以期实现政府投融资行为的法治化、目的的公益性、手段的市场化以及平台的规范化。

加强法制化

政府投融资行为的法治化与政府投融资立法。基于法治政府的立场，政府投融资行为的法治化要求以宪法和法律至上为基点，包括政府投融资职权法定、依法投融资、违法投融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以及接受社会公众、人大和司法监督等内容。鉴于我国政府投融资专门性和综合性法律供给不足的问题，应当加快推进政府投融资立法，为政府投融资体制的法治化变革奠定基础。建议制定《政府投资法》，对政府投资原则、投资主体、投资范围、投资决策、投资审批、项目融资、资金管理、投资监管及法律责任等基本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特别是针对目前政府投资决策中的“一言堂”和“拍脑袋”决策现象，应通过立法对政府投资决策进行规范，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水平。应当建立“公共权力向公众回归”的政府投资决策机制，既要充分发挥人大在政府投资决策中的作用，通过对政府投资规划、计划以及财政预算的审批和监督，实现人人对政府投资决策权的制约，又要在政府投资决策中保障社会公众参与，利用项目公示制度、专家评议制度和项目听证制度等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再者，对于政府投融资行为的监督管理，除了上级政府和相关主管部门的直接监管外，还应强化人大的预算监督、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以及社会公众监督机制，防止政府滥权。此外，在责任政府理念下应强化对政府投融资行为的问责、建立政府投融资责任制度，将政府投融资责任的问责重心由项目法人责任向出资人责任和决策者责任转移。除了在政府投融资立法中明确规定政府投融资的法律责任，以实现对政府投融资行为的法律约束，还可以通过扩大公众参与加强对政府投融资行为的社会问责（socialaccountability）。应当对政府投融资行为的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方式和问责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依法追究政府人员的法律责任或政治责任。

同时，应制定《财政收支划分法》、《财政转移支付法》，与政府投融资立法相互配合，既借助财政立法为政府投融资提供财政支持，又可规范政府投融资行为。（1）制定《财政收支划分法》，对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进行规范划分，建立财权与事权、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分权体制，保证各级政府在投融资体制中的投资事权与其财政收入相适应。（2）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对中央向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进行规范，明确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为辅的转移支付方式，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科学构建财政转移支付的计算标准，提高财政转移支付的透明度。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提高地方财政收入的均衡性，进而提高地方政府投融资能力的均衡性，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3）严格控制政府预算外收支，将政府投融资纳入预算调整框架内，充分发挥预算的民主统制功能，使预算由“政府管理的工具”转变为“管理政府的工具”。

清晰范围

政府投融资目的的公益性与政府投资范围界定。首先，对于政府和企业投资范围的划分应秉持公共财政理念，确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投资范围。公共财政理念要求将政府投资限定在公共领域，用于矫正市场失灵，提供公共产品，这已经被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奉为圭臬。例如，法国将社会投资分为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和企业主导的生产投资，其中公共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30%，生产投资占70%。政府主要投资于公路、桥梁、通信等公共基础设施，教育、科研、医疗、文化体育等社会服务和福利设施，以及军队、司法、监狱、警察等国家政权机关建设。因此，基于公其财政理念，我国的政府投资应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包括基础性项目和社会公益性项目。根据纯粹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结构划分，还可以对政府投资范围作进一步明确界定，如国防、外交、司法、公共安全、科教文卫、生态环境保护、农林水利、城市道路、消防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非营利性的公共产品领域，应主要由政府投资；对于铁路、机场、高速公路、地铁、高新技术等具有一定排他性、竞争性、营利性的准公共产品领域，应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创新多种投融资方式，降低政府投资比重。我围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政府仍然通过国有资本控制着电力、通信、能源、金融等领域，介入一般竞争性项目，参与资源的直接配置。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应逐步退出竞争领域，强化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高在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社会福利等社会公共领域的投资力度。

其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投资范围的划分应以财政分权为基础，在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原则下，按照中央和地方政府职能划分以及公共产品受益范围等因素，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的投资事权。具体来说，与“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财力相适应，要适度加强中央的投资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在事权明晰的基础上，中央和地方应按照事权划分承担和分担相应的支出责任。以德国为例，州和地方政府的投资比重高达80%，为了引导和促进地方政府投资，联邦财政对州财政实行投资补贴政策。鉴于我国日前巾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不匹配的现状，应尽快建立起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一方面，中央可通过安排转移支付将部分事权支出责任委托给地方承担；另一方面，对于跨区域且对其他地区影响较大的公共服务，中央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承担一部分地方支出责任。

走向市场化

政府投融资手段的市场化与政府融资渠道拓展。政府投融资中市场化手段的引入及其限度在于准公共产品领域，对于此类具有一定程度排他性、竞争性和营利性的公共产品，引入市场机制可以实现政府公益性和市场效率性的优势互补。在这个层面上，政府投融资目的的公益性和手段的市场化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市场化的政府投融资手段可以提高投融资效率，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实现政府职能。对于国防、外交、警察、司法等纯粹公共性的领域，应严格限制市场机制的进入，要依靠政府财政支持。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政府治理经历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即新公共管理运动，其内涵包括政府职能的市场化、政府运行的市场化和计算机化、政策执行的自主化。新公共管理运动作为对政府失灵的回应，其核心就是将市场机制引入政府治理，将部分政府职能通过合同等市场机制转移到“第三部门”，甚至返还给市场和社会。概言之，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就是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务，实现“无需政府统治的治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应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政府投融资中的作用，建立规范透明的市场化政府投融资机制。

1、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融资。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市政债券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市政建设的主要融资渠道，如美国的市政债券主要包括一般责任债券和收益债券两大基本类型；日本的地方债券主要包括地方公债和地方企业债。在我国，笔者认为，逐步放开地方政府发债的同时要制定《地方公债法》，对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主体、发行程序、发行方式、发债规模、资金使用、偿债基金、信用评级、信息披露和市场监管等问题作出规定。

2、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政府投融资。公私合作（PPP）是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而盛行起来的政府投融资机制，在公共利益的考量下，通过特许经营方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和公用事业经营等领域，利用市场机制优化公共资源配置。PPP以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为基础，可以有效弥补政府和市场缺陷，提高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在我国政府投融资活动中，应充分利用PPP的优势，采用多种项目融资模式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

3、发挥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在政府投融资中的作用。从政府融资结构来看，银行贷款、BT融资、债券融资、信托融资等商业性金融占据很大比重，而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展现。事实上，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在政府投融资中的作用不仅体现在融资上，还在于其重要的导向性作用。因此，要积极利用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为国家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并引导社会资金流向。还可以建立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政府投融资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

4、平台投融资的规范化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治理在我国财政分权体制尚未完善，地方政府投资事权过重，以及地方政府融资渠道狭窄的背景下，平台投融资依旧是地方政府投融资的重要机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一定时期内仍将继续存在。但是，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数景多、债务规模大且发展良莠不齐，很多融资平台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徒有公司之名，却无公司之实。2011年《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公告》显示，大量融资平台公司存在虚假出资、注册资本不到位、地方政府和部门违规注资、抽走资本等问题，并且由于融资平台公司举借的债务主要投向回收期较长的公益或准公益性项目，盈利能力较弱，有26.37%的融资平台公司出现亏损。因此，亟待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行分类治理，以实现平台投融资的规范化运作。

（1）对于承担无经营性收入的纯公益性项目融资的融资平台公司，不得再承担融资任务，此类公益性项目应通过财政预算或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对于兼有前述公益性项目融资和投资职能的投融资平台公司，应剥离其融资业务。（2）对于承担有稳定经营性收入的准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并主要依靠自身收益偿还债务的融资平台公司，以及承担非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的融资平台公司，要按照《公司法》等有关规定，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落实责任承担机制，实现市场化运作；要通过引进民间投资等市场化途径，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改善融资平台公司的股权结构；应逐步摆脱对商业银行贷款的单一依赖，利用资产证券化、信托融资、股权融资和产权交易等方式多渠道融资；要强化融资平台公司的信息披露要求，包括公司资产、负债规模、投资项目、资金使用等信息，以便于监管。（3）要严格执行《担保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以财政性收入、行政市业等单位的国有资产或其他任何直接、间接形式为融资平台公司的融资行为提供担保和承讲。

从制度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政府投融资的产生是公共产品供给的必然要求，政府投融资体制的变革则是经济体制改革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与之相应的是政府治理方式的革新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在此背景下，政府投融资体制需要顺应公共财政、财政分权和法治政府的要求，从政府投融资立法、投资范围、融资渠道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方面进行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改革，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