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金融风险

不久前的一天，浙江奉化市人民法院的法警，将一名叫吴培飞的男子押送进审判庭。忽然，一位站在旁听席的男子蹿进警戒线，抓住吴培飞就打。法警赶紧拉住该男子，不料该男子死死拖住吴不放，并低头在吴的右手上咬了两口。

到底是什么深仇大恨，让该男子公然在法庭二对吴培飞又打又咬呢?原来，吴培飞是奉化溪口的金融标会“会主”，法庭上咬他的男子是他的“会脚”，吴培飞让这名男子几乎倾家荡产。

2003年9月至今，奉化市人民法院受理了200多起关于溪口标会的民事官司，涉及金额2800万元。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当地一位镇干部向《望东方周刊》透露，光溪口一镇，“标会”涉及的金额就超过3亿元。

事实上，最近以来，以标会、地下钱庄、民间借贷为主要形式的地下金融，在浙江进入了新一轮活跃期，而信用危机也随之浮现。

溪口倒了“中央银行”

奉化溪口是的老家，境内有部级风景区雪窦山，每年接待游客数百万。光旅游收入，就可以让溪口人赚得盆满钵满。

精明的溪口人当然不甘心把赚来的钱困死在银行里。标会发展没几年，就成为溪口中小企业最重要的融资渠道之一。

标会脱胎于古老的“钱会”形式，一般由发起人(称“会头”)邀请若干“会脚”(普通的人会者)参加，约定每月、每季或半年举行一次会，每次会脚需交一定数量的钱款作本金。

标会的特点是：“得会”顺序(即各位人会者收回本金的先后)通过利率竞标产生。谁出的利息高，就由谁把钱拿走(实际上是透支)。

敢于出高息的会头和会脚们，把“标”来的饯都拿去参加更大的“会”。从小会标来几万元，去参加“十万元会”，再从“十万元会”标来几十万元，去参加“百万元会”。以此延续，溪口最终形成了一张巨大的“标会网”。

小钱标到大钱之后，这个大钱就可以派大用场了。标来的钱是用来投资的，搞房地产、按摩院、饮食城。

标会着实让不少会头赚了一大笔钱：香苗(化名)，71岁，一名大字不识几个的农妇。3年前，她拿着几千元积蓄，到溪口来“做会”。去年，她就在溪口黄金地段买下了好几栋别墅，她家里停着别克、奥迪这样的名年。

据溪口人介绍，像香苗这样资产上千万的会头，在溪口至少有10多个。

但好景不长。

2003年9月，几个会头经不住资金短缺的压力外逃了。溪口标会资金链骤然断裂，透支现金的会头和会脚们纷纷逃离溪口，而钱还压在会中的人们，则血本无归。几个会头之所以资金短缺，据称是他们到澳门、缅甸后，血本无归。

掘当地人介绍，在溪口至少有六成家庭参与了标会活动，会头一走，每家损火少则数千元，多则数十万、上百万元。

到了2003年10月份，一个更惊人的传言在溪口流传：溪U有个总会主，把10多个人会主的钱标走后逃跑了，据说，这个总会主带走的资金有上亿元。总会主倒了，相当于“中央银行”倒了。

传言一出，会脚们奔走相告。越来越多的会脚涌到会头家里，只要会头拿不山钱，就会被怀疑为准备携款潜逃。上是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一名会头对《望东方周刊》说：“2003年10月中旬的一大，我正在上海办事情。晚上接到堂妹的电话，说家里值钱的东西部被抢走了，叫我千万别回来，一回来说不定被他们打死。”

许多会头家被偷窃或抢劫，有些会头被打伤，有的会头在无奈之下白杀。

很快，两手空空的会脚们把愤怒与失望的情绪对准了当地政府。他们认为，溪口镇政府“行政不作为，没有严厉打击标会”。

“也许，在拘留所比在家更安全。”53岁的周瑞娣来到公安局投案自首时这样对民警说。

从2002年到2003年，不到一年时间里，周瑞娣在奉化溪口参加了200多次标会，骗取500多万元，用这笔钱，她买下了好几处房产，并疯狂参与。至今她还有200多万元的债务。

去年9月，几个会头出逃，标会崩盘后，她成了讨债会脚围攻的对象，无奈之下被迫自首。近日，她被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在溪口倒会风波中，16名会头入狱。因为倒会风波断了资金链，溪口的许多建设项目停工，溪口经济元气大伤。

民间信用多米诺骨牌效应

事实上，浙江的民间金融风险向来有之，其中以标会、抬会风险最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曾周期性多次酿成悲剧。

1985年温州乐清发生了“抬会风波”。郑乐芬、蔡胜南夫妇从1985年9月开始组织“民间互助会”，到1986年3月19日，该会被乐清县政府取缔时，居然拥有大小会主427人，会员遍布温州各地，有些会员已发展到江苏、新疆等地。

该会共收入会款6200万余元，支付会员会款6010万余元，非法经营金额共为1．22亿余元，收支差额达189，6万元。

在1985年的中国，万元户就是普通百姓不可企及的梦想，1．22亿元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一对农民夫妇玩转了1亿多元，当时中央也很震惊。

1985年标会被取缔后，在乐清引起了一场巨大骚乱，会员急于向中小会主索回会款，甚至采用绑架人质、非法拘禁等手段，造成3人死亡，53人被绑架和拘禁。

1989年11月23日，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投机倒把罪判处被告人郑乐芬夫妇死刑。

1988年和1999年，温州平阳发生过两次“会案”，共涉及资金几十亿、造成非正常死亡几十人。

2004年5月16日，与温州相邻的福建宁德也遭遇了大规模会案。宁德福安市的一个名叫李住的会头，在当天向当地公安机关自首。

截至2004年?月15日，福安市共查实会头225人，参与标会人员27883人次，涉及金额约9亿元。当地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0名，其中45名会头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5名会脚涉嫌集资诈骗罪，共查明涉案发生金额2．3亿元。但也有人土认为，实际涉及金额远远不止于此。

为什么标会、抬会的金融风险如此大呢?

――位熟谙此道的会头在苍南灵溪告诉《望东方周刊》：“标会体系呈金字塔结构，总会头是金字塔的塔尖，二会头、三会头等等构成了金字塔的塔身，无数的会脚则是金字塔的基础和底层，几乎所有的资金都控制在总会头手里，哪一天总会头的资金脱节，为了补窟窿，他就设法扩大标会规模，一直到无力支撑为止。”

他说：“总会头相当于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倒了，你说这个金融体系怎么支撑?总会头潜逃或者被逮捕之后，会脚和会头一层一层向上要钱，多米诺骨牌效应显现，标会体系走向彻底朋塌，大批会脚倾家荡产。”

因为标会本届非法集资，所以会脚很少会求助政府力量和法律，而是试图私下解决纠纷，绝望的会脚们很容易被激怒，一些会头及其家人被打死。

事实上，多米诺骨牌效应还在会与会之间爆发。在温州，当一个标会崩溃之后，很快就会“传染”给别的会，最后往往是整个地区的标会体系崩溃。

民间借贷遭遇金融风险

浙江省的有关研究显示：温州传统上的民间借贷行为，发生半径一般不超过3个乡。也就是说，借贷一般发生在熟人之间，双方信用知根知底，而且多数借贷里面有着江湖救急、互相帮助的成分，开非纯粹为了谋利。

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民间借贷的信用正在越过血缘和地缘这个坎。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一份研究资料表明，从1999年开始，温州越来越多的借贷行为正冲破“三个乡”，越来越多的民间借贷成了纯粹的获利行为。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当民间借贷走出“三个乡”之后，基于血缘与地缘的民间信用体系就不能维持作用了。民间借贷手续简单，一张欠条就是所有的凭证，因此，纯粹为了获利的民间借贷，风险很大。

那么，借贷者如何规避这种民间信用危机呢?民间浮动利率是一个自发形成的解决方案。《望东方周刊》在苍南几个乡镇了解到，一些信用好、经营状况好的中型企业的借贷月利在1％左右，而小作坊型企业的利率最高可达2．5％。

“利率一浮动，就可以让资本的收益和风险挂钩，这是一种解决办法。”灵溪镇的一位钱中(民间职业货币经营者)认为。

灵溪镇的一位政府官员认为地下钱庄可以跨越血缘与地缘的隔阂，融集到巨额资金。他告诉《望东方周刊》，“一些钱庄因为存在时间已至少有10多年，储户分布跨乡镇甚至跨县市，在民间有良好的信用记录，而地下钱庄在当地往往有深厚的人脉背景，所以大家愿意把钱存到钱庄里。”

但这位政府官员同时认为，“尽管温州的地下钱庄没有发生大的信用危机，但一直存在较大金融风险。国家的严厉打击、不可预测的天灾人祸、地下钱庄老板卷款逃走等等，都可以造成信用危机。地下钱庄在中国还属于非法金融机构，无法建立退出机制。”

“严打”或“招安”

据温州市银监部门资料显示，温州市民间借贷总规模在350亿元左右。有官员认为，如果加上地下钱庄、标会等其他地下金融形式，温州的民间金融资本肯定超过800亿元。

地下金融冲击了国家经济秩序。此外，因为民间资本无法通过合法途径得到合理又稳定的回报，许多人把钱投向了和。不少人因为而倾家荡产、负债举家外逃。一些乡村经济濒于崩溃。在甬、台、温一带，介绍和组织老板到澳门、泰国、缅甸等地参与豪赌，也成了一门新兴职业。

地下钱庄还成为了一些贪官洗钱的去处。

面对地下金融存在的风险和危害，公安部、银监会和央行多次组织打击地下钱庄的专项活动。但也有专家认为，面对现实，将某些地下金融机构合法化，也是解决民间资本去处的方案之一。

国家发改委投资所所长张汉亚曾提出个人主张：“让一些地下钱庄等民间金融机构公开化和合法化，以填补我国县及县以下金融机构的短缺，为中小企业提供合法的融资渠道，满足其发展的需要。宏观调控信贷紧缩期间，民间借贷的再度活跃，就是因为有需求，但这种需求得不到公开渠道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