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面对“北京共识”宣传 等

专家评论

理性面对“北京共识”宣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教授 邹东涛：中国30年发展成功的经验是经济改革“理性激进”和政治改革“理性滞后”的智慧组合，中国的发展遵循了“一刚多柔”、“刚柔相济”和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非对称性组合的改革之道。

“北京共识”弘扬了中国，大大扩展了中国改革发展成就在世界上的影响，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巨大挑战。中国自己该如何感受，该怎么看待？

首先，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切切实实地“做中国‘猫’，抓中国‘鼠’”。

其次，中国既要坦坦荡荡地接受“北京共识”，又不为其昏昏然，不沾沾自喜。应当高度冷静、理智地面对“北京共识”的宣传，但我们自己不去输出“北京共识”，而是鼓励各国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努力走好自己的发展道路。

第三，清晰地认识我们自己的发展阶段，以及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认真把握好自己的发展和崛起。中国虽然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人均收入还排在世界100多位之后，仍然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虽然实现了30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中国仍然处在“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中国自己应当“理性增长，低调崛起”。

第四，在世界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中，中国要积极而理智地扮演大国角色，但必须量力而行。努力地、持续地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是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坚定不移地基石，既要“兼济天下”，更要“独善其身”。

渐进主义的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结果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胡鞍钢：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渐进式革命。中国的改革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场革命，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国的改革就其演进过程而言，显示出一种渐进变化的方式，这种并不惊天动地的平稳的变化累计的效果，深刻地改变了计划经济。因此，它是渐进主义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结果。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可以概括为四点：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强大的学习能力、不断提高竞争力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力。中国模式集中浓缩了中国社会发展得以成功的经验的同时，也涵盖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困难、教训乃至失误。例如，中国发展的不平衡不仅表现为城市之间、地区之间、人群之间的不平衡，而且表现为政治与经济、人与自然、国内与国际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和谐的突出现象。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中的中国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3扩大至1988年的0.38，目前已扩大到0.458，有的地区通过调查超过了0.46，已属于不公平的范畴，而且贫富差距呈扩大趋势，已产生了不少社会问题，需要我们继续加强重视并改善。

一场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新实践

伦敦经济学院教授 林 春：中国模式的历史准备可以追溯到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时期，以及其之后的新中国建设实践，直至改革初期的自我改进式转型。三者相继，标志着中国寻求自身独特现代化的道路。这一粗线条的历史轨迹依序为以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对抗殖民化，以群众路线式动员参与对抗苏式国家官僚统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抗资本主义的全球整合。中国模式所包含的基本要素有四点。首先，中国模式以人民的意志为基准。其次，中国模式以民众的需要和每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而不是利润（手段）为生产的目的和经济增长的目标。再次，中国模式意味着彻底摆脱发展主义的陷阱，拒绝向老牌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及消费主义看齐。最后，中国模式的现阶段表达是小康社会。总之，中国模式应该是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想相结合的一场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新实践。

各国模式

“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

2004年5月，美国《时代》杂志前任编辑、中国清华大学兼职教授雷默（亦译为“拉莫”），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及其经验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定义为：一是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如中国经济特区）；二是积极维护国家边境和利益（如）；三是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巨额外汇储备）。其目标是：在保持国家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

创新和实验是“北京共识”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整齐划一。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

雷默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足可效仿的成功榜样，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对全世界那些正苦苦寻找不仅发展自身，而且还要在融入国际秩序的同时、真正保持独立和保护自己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出路的国家来讲，“北京共识”提供了新的道路。

渐进主义的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结果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胡鞍钢：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渐进式革命。中国的改革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场革命，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国的改革就其演进过程而言，显示出一种渐进变化的方式，这种并不惊天动地的平稳的变化累计的效果，深刻地改变了计划经济。因此，它是渐进主义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结果。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可以概括为四点：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强大的学习能力、不断提高竞争力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力。中国模式集中浓缩了中国社会发展得以成功的经验的同时，也涵盖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困难、教训乃至失误。例如，中国发展的不平衡不仅表现为城市之间、地区之间、人群之间的不平衡，而且表现为政治与经济、人与自然、国内与国际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和谐的突出现象。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中的中国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3扩大至1988年的0.38，目前已扩大到0.458，有的地区通过调查超过了0.46，已属于不公平的范畴，而且贫富差距呈扩大趋势，已产生了不少社会问题，需要我们继续加强重视并改善。

一场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新实践

伦敦经济学院教授 林 春：中国模式的历史准备可以追溯到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时期，以及其之后的新中国建设实践，直至改革初期的自我改进式转型。三者相继，标志着中国寻求自身独特现代化的道路。这一粗线条的历史轨迹依序为以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对抗殖民化，以群众路线式动员参与对抗苏式国家官僚统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抗资本主义的全球整合。中国模式所包含的基本要素有四点。首先，中国模式以人民的意志为基准。其次，中国模式以民众的需要和每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而不是利润（手段）为生产的目的和经济增长的目标。再次，中国模式意味着彻底摆脱发展主义的陷阱，拒绝向老牌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及消费主义看齐。最后，中国模式的现阶段表达是小康社会。总之，中国模式应该是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想相结合的一场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新实践。

英美模式

美英模式又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以美国为主导国家。它一般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发动新保守主义革命后发展起来的经济模式。

该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导，崇尚个人主义和充分的竞争性；市场机制对经济的充分调节始终是经济发展的动因，强调并鼓励自由竞争；以企业分散决策为主要形式，公司注重并追逐利益目标，政府决策被限定在最小范围内；实行董事会制和股东制，股票和证券市场的波动对经济有直接影响。在经济政策方面，美英政府主张削减赋税、自由竞争、放松管制、实行私有化和鼓励个人财富的积聚；其经济思想的奠基者是由米尔顿・弗里德曼领衔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著名理论家，他主张减少税收、放松经济管制和实行私有化。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作为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典范，它是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实力基础之上，具有市场经济自发演进的悠久历程，在世界经济中独具一格。

莱茵模式

“莱茵模式”也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它主要流行于莱茵河流域的一些欧洲大陆国家。该模式以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理念和模式最富典型。被誉为“社会市场经济之父”的路德维希・艾哈德，在其经典著作《来自竞争的繁荣》一书中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思想，后人将其总结为“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国家进行适当调节、并以社会安全为保障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的基本特点是：经济活力建立在市场竞争基础之上，市场享有最大的运转自由；市场的运行应该首先受到社会需要的平衡与制约；主张在国家所制定的秩序框架下实现竞争，特别强调社会公平与集体利益，制定实施一整套严格的劳工权利和福利制度，例如劳工组织拥有直接参与劳资谈判、参与企业决策的功能和地位；公司更注重长期发展，公司之间或公司与银行之间联系紧密。在宏观决策方面，实行国家经济指导性计划与市场因素结合。该模式特别突出劳工权利和福利制度，因而能够比较好地体现社会公平与公正原则，也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中被认为是能够在市场经济中体现公平、从而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的模式。

瑞典模式

“瑞典模式”是以瑞典为首的北欧国家所实行的经济模式。它认为社会福利是西方国家中成功实现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典型。

“瑞典模式”的两个目标是充分就业与社会平等，它的基本特征是：加强对经济的计划调节；实现法制管理经济；通过国家调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借助工会进行企业竞争中的优胜汰劣；利用税收制度刺激企业增加积累和投资；不断发展与完善社会福利。对其他众多国家而言，瑞典是私营企业与公共部门合作的“混合经济”。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瑞典这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也向新自由主义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混合的“第三条道路”进行转变。瑞典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不断发展起来的，最终导致该体系内容复杂、结构庞大的福利体系。瑞典模式也被誉为福利国家的楷模。

东亚模式

“东亚模式”并没有严格的具有权威性的界定。通常，它主要被理解为东亚各国（地区）在促进经济高速发展中的成功的共同做法或经验。“东亚模式”的本质是：东亚各国（地区）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为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以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为目标，成功创造了一条在落后国家（地区）实现经济赶超的道路。

“东亚模式”的内涵，被一些学者归纳为以下特征：（1）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高投资，以及大力发展教育与人力资源的投入；（2）政府主导的经济体现为：政府的职能仅限于为市场交易提供合法机构并在市场失败时提供公共政策或货物；（3）保持较高的储蓄率与投资率；(4)促进出口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和出口导向型政策（即在经济增长初级阶段，采取本国本地区货币贬值政策，在经济起飞阶段，则采取有利于出口制造业的工业政策）；（5）家族主义的经营方式比较流行；（6）谨慎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在对外经济政策支持下的稳定健康的宏观经济环境。（7）一个具有创新性和竞争力的经济，其很大一部分活力来自于经济开放。由于始发于东南亚地区的1997年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对东亚模式的再认识和新探索，但是东亚经济起飞及其发展路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崛起的示范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上述资料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田春生教授整理）

以比较优势

为中心的综合发展战略

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与东亚其他国家比较，中国总的发展战略是采取了以比较优势为中心的综合发展战略，具体遵循了三个原则。首先，做大蛋糕，着眼于做大蛋糕的改革可以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加大资源总量，从而扩大可供在各个利益集团间进行分配的份额，使改革尽可能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把改革的成本和风险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上。其次，增量改革，可以避免调整的成本，有利于调整改革中的稳定与速度的关系。第三，试错法。即从较小范围内试验开始，在取得成果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加以局部推广，由点及面，不断总结和观察，进而扩大范围，这就表现出中国改革的局部性特征。

中国模式的几点概括

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张维为：中国模式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四点。其一，在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方面，中国找到了平衡点：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其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三，不断地试验、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进行大胆而又谨慎的制度创新。其四，推行渐进改革，拒绝“休克疗法”。其五，确立了先易后难的优先顺序，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中国崛起带来的可能是一种全新的思维、一种深层次的范式变化、一种西方现存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的新认知。

参与全球化的社会发展模式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蔡 拓：中国模式是全球化背景下积极回应和参与全球化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是一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一种以人的全面需求和全面发展为依归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一种开始关注社会功能、挖掘社会潜力、发挥社会作用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一种坚持社会主义，强调民族特色，但同时又倡导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共处竞争、对话合作”的社会发展模式。

形成实现和平发展的制度保证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秦 宣：中国模式所遵循的中国道路应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实践；应毫不动摇地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基本内涵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形成实现和平发展的制度保证；应大胆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而又坚持传承中华文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民族精神，以形成实现和平发展的精神支柱；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周到细致地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以形成实现和平发展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