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新特征

[摘要]本文在分析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历史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对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总量失衡的特点展开了深入的考察，指出我国经济失衡的5个方面新矛盾和矛盾生成原因，分析其对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产生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 总量失衡； 宏观调控； 失衡特征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801(2007)01-0031-07

经过28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

就体制转轨而言：在微观层面的资源配置方式上，无论是商品市场化，还是要素市场化，都取得了制度性的进展，尤其是商品市场化进展迅速，市场机制已经替代计划机制成为我国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在宏观层面的调控方式上，无论是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的作用机制，还是金融体制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都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性以及财政政策的公共选择性都在逐渐提高：在基本制度层面的所有制结构及企业产权制度上，无论是社会经济成分的多元化水平，还是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及治理结构的改造，都在为市场机制培育更为坚实的制度基础。

就经济发展而言：在体现经济规模的数量指标上，1978年以来，以GDP反映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62％，2005年我国真实GDP总量已是1978年的12倍左右(总指数为1194．25％)，按人民币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增长了9倍，按美元计算的人均GDP相当于1978年的7倍．达到1700美元左右，国民收入(GNI)达到了2．26万亿美元(按近3年平均汇率法计算)，相当于美国同期的17．4％、日本的45．4％、德国的79％，居世界第4位①；在体现发展质量的结构指数上，农业劳动力比重已由1978年的接近80％(显著高于当代低收入穷国的平均水平72％)，降至现在的46％左右(显著低于当代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54％)，城乡居民家庭消费结构中食品支出比重(恩格尔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贫困状态(60％以上)，经上世纪80年代穿越了温饱状态(50％―60％)，再到目前进入了小康状态(40％―50％)②。

正是在这种体制背景和发展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以及其中的失衡具有了新的特点，针对这一系列新的特点，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导向必须发生新的转变。概括地说，我国宏观经济失衡主要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但同时消费需求增长乏力

首先，衡量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是否过快应当有一客观标准，这一标准显然不能是理论上的假设，而应当是经验的概括。我国改革开放28年来，平均每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实际增长率为13．5％左右，据我们对我国28年来的经济实践数据所做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分析，在不发生较大的制度和技术变化的条件下，我国国民经济现阶段承受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实际增长的波动幅度大体上为9个百分点，即上限在平均增长率13．5％基础上加9个百分点，只要不超过22．5％，不会由于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过快而导致总需求严重膨胀；下限在平均增长率13．5％基础上减9个百分点，只要不低于4．5％，不会由于固定资产需求增长过低而使经济进入严重衰退。以此为波动幅度，自2003年以来，已有近4年的时间，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严重超出22．5％这一上限，由此使得一系列重要的投资品和能源、动力供求矛盾尖锐化。也许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速相对较快有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的客观性。总的来说，我国现阶段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从GDP水平的比较和经济结构的高度上看，我国大体接近于国际社会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从工业化的进程上看，我国正处于向着重工、重化工化的阶段转型。因此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相对于其他发展阶段有着更快的速度。这一点在其他国家历史上也曾有所体现，例如日本和韩国在其工业化加速时期，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年增长率也曾保持较高水平，有些年份也曾高达30％――40％。

但我国的特殊矛盾在于，一方面投资需求增长显著扩张，从而使得国民经济中许多结构性矛盾尖锐化；另一方面相对投资需求显著扩张，消费需求增长乏力，至少与经济高速增长势头之间形成极大的反差。统计数据显示，在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投资需求增长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40％一50％之间，显著高于国际一般的20％―30％贡献率；而相应的消费需求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保持在50％―60％之间，显著低于当代国际一般的70％―80％贡献率。据我们所做的分析，如果经济增长率在9．6％，而总需求增长相对稳定。在这种条件下，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每增长1个百分点。消费需求增速相应降低0．56个百分点；如果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速超过23％(即超过22．5％的增长上限)后，再每增长1个百分点，相应消费需求增长速度则减少0．8个百分点；如果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速度超过30％后，再每增长1个百分点，则消费需求出现负增长。也就是说，在总需求相对固定的条件下，过快的投资需求增长本身对消费需求增长存在排斥效应。尤其是近几年，我国消费需求疲软势态愈加明显，无论是消费品的价格指数还是消费品厂商存货，都反映出消费品需求增长乏力的趋势。

究其原因。首要的在于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产生了较大的扭曲。首先，经济发展中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据统计，1978年至2003年中国农村居民相互间基尼系数从0．2124上升为0．3763。速度并不快，直到2003年差距也并不显著(0．3763应当说处在正常安全线之内)；同期中国城市居民相互间基尼系数从0．1806上升至0．3732．应当说上升幅度也不大，并且直到目前差距并不显著(0．3732是处于正常值之内)。但问题在于若将城乡居民混合在一起。基尼系数则从0．298上升到0．460，不仅上升幅度大，而且0．460的水平已经显著超出通常所说的安全警戒线。这表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在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其次，我国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别也在扩大。由于要素参与分配。因而在经济增长中不同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对于增长的贡献提升速度不同，因此不同要素持有者的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增长速度也就不同。据分析，我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发展中要素的效率起到了显著提升作用，但对资本要素效率的提升程度显著高于劳动要素的效率提升程度，相应地，资本要素持有者的报酬增长速度也就显著地高于一般劳动者。同时，伴随收入来源的多元化，人们在经营能力、承受风险能力、资产存量持有水平等多方面的差异，都在扩大着人们的收入差距。此外，地下经济及灰色收入的存在，特别是寻租行为的存在，也构成人们收入

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收入差距扩大，意味着越是高收入阶层其收入增长速度越快，而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是相对偏低的，即越是收入水平高的阶层，其现期消费占总收入的比重越低；其边际消费倾向也是偏低的，即越是收入高、增速快的阶层，其消费增量占收入增量的比重越低。因而，若经济增长中国民收入的分配更多更快地体现为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那么不仅会导致收入差距的严重扩大从而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性，同时，还会严重威胁经济增长的均衡性，即导致消费需求的相对疲软。再次，对于低收入阶层而言，本来其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是相对较高的，因而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增长，对于扩大市场消费总需求，拉动经济均衡增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若低收入阶层对未来的风险不确定性预期增强，那么为尽量减轻未来风险的威胁，只有尽可能减少现期消费而强制性增大储蓄。而我国现阶段相当多的低收入者增大储蓄的主要目的，在于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教育体制、医疗体制、失业保险体制、养老体制等变化带来的风险，并且这种储蓄的增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强制性挤占现期消费，甚至牺牲现期应有的消费而实现的，这又促使消费需求增长动力进一步减弱。

二、物价总水平低，但人们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值高

从1997年11月份开始直至1999年，中国的价格总水平是负增长。随后开始有小的波动，但直到2002年，我国的主要物价水平仍是零上升率甚至是负增长。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率为负的0．8，工业品出厂价格上升率为负的2．2，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升率为负的2．3，只有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上升0．2个百分点。2003年后，物价总水平的增幅开始略有上升，但不仅上升幅度微弱，而且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上升幅度要小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这表明供给在增加的同时，国民经济总体需求是疲软的。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看，2003年上涨1．2％，2004年是3．9％，2005年又回到1．8％。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看，2003年为2．2％，2004年为5．6％，2005年又回落到1．6％。这种物价总水平，相对于同期10％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而言，可以说是高增长低通胀①。尤其是要考虑到，这种物价水平是在1998年至2002年连续采取了5年以扩大内需为目标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之后才达到的，若无连续5年的扩张需求政策干预，物价总水平会更低。在这种条件下，通常人们不应担心发生恶性通货膨胀，至少通货紧缩的威胁要比通货膨胀的威胁严重。

但在现实中，恰恰是人们一方面面临“通缩”的威胁，一方面对未来又存有很高的“通胀”预期。首先，从厂商行为来看，我国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明显高于消费价格、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2003年为4．8％，2004年为11．4％，2005年为8．3％。这表明上游产品的价格已有较大幅度的上升；相应地，下游产品，尤其是消费品厂商生产的成本已经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之所以下游产品的价格上升率低，主要原因在于市场需求，尤其是消费品市场需求疲软，就价格的成本推进而言，下游产品价格已经面临很大的成本上升压力。其次，从一般消费者角度来看，尽管总的消费品价格水平上升很小，但与消费者消费关系最为密切的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上升并不慢，也就是说消费品物价总水平的统计范围和权重与消费者对物价的感受之间产生了扭曲。尽管国家统计局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简称CPI)的编制方法和依据做出了负责任的证明，但人们在现实消费生活中感受到的物价上升率与CPI反映的上升幅度还是存在很大的反差。

从基本物质生活上看，在食品消费上，近年来虽然农业连续丰收，但主要粮食价格仍然大幅上升。如2004年粮食大幅增产，是近些年来少有的丰收年，但同期粮食价格上升26．4％，米价上涨33．2％，其他农副产品由于多种原因，价格上升的趋势也十分明显。在住房支出上，城市居民的购买住房支出，在世界各国的统计中是列入投资而不是列入消费的，我国城市居民的购房支出也是列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没有列在消费支出中，消费价格指数统计的居住支出价格指的是房租或对自有住房折算出一个虚拟的租金收入列入消费支出(按支出法统计GDP)，而不是购房支出。但消费者对物价上升的感受，是不区分统计上是列入投资还是列入消费范畴的，只要支出价格费用大幅上升，就自然引发对未来“通胀”的担忧。而我国现阶段主要中心城市房价不仅上升幅度大，而且进一步上升的趋势明显。因为，从需求方面看，我国中心城市的人均GDP大都超过了3000美元，有的地方更高，而且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中仍会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在这样的阶段上，正是人们从满足一般的吃、穿、用支出之后向购买住房转移家庭支出的时候，因而对住房的购买需求开始进入活跃期，由此拉动房价上升。此外，我国居民购房支出的代际周期尚未形成，并不是每代人都在其生活稳定，事业有成之后才购房，而是由于体制转轨的原因和历史传统，老一代由于过去没有采取购置的方式，现在进入房改之后，要转变购房方式，进入市场购买，而年青一代甚至在组织家庭之前的先决条件之一便是购买住房。形成几代人同时涌入房市的局面，同时租房市场又极不发达，这在客观上也加剧了城市住房的需求。从供给方面看，我国中心城市的房地产开发商的成本在一定时期内难以大幅下降，包括土地获得方式的改变及相应的费用上升，融资条件的改变及相应的财务费用提高，政府基础设施投入的欠缺及相应的开发项目摊派，规划、绿化、设计的科学化和人文化水平的提高及相应单位土地面积上建筑面积减少，等等，都会提高其成本，并由此推动房价上升。此外，我国房地产开发商普遍存在规模不经济。本来房地产开发业是规模经济起点较高的部门，也就是说开发商单个规模要大到一定程度，其土地储备、融资能力、固定成本分摊能力等才可能提高。而我国由于种种原因，政府权力过度干预，将本来可以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规模效益的房地产业市场分割得过于狭小，形成厂商过度进入、过度竞争而又普遍难以获得规模经济的状况①。

从服务类消费支出上看，在教育支出上，由于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的重视，也由于各类教育资源的稀缺和相应的价格上升，同时还出于对教育产业化、市场化前景预期的不确定，人们对教育费用上升的担忧是客观的。在医疗服务支出上，由于我国医疗服务资源的紧缺，也由于社会对于医疗卫生保障体制改革的预期不确定，再加上医疗服务本身作为典型的信息不对称领域，消费者在市场上与医院谈判能力低下，因此人们对医疗费用上涨不能不产生严重的疑虑。

三、经济增长速度显著加快，但失业率继续攀升

一般而言，如果在短期内其他条件不变，经济增长速度比前一时期显著提升，相应地失业率应较

前一时期有所下降。而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失衡表现恰恰相反，经济增长速度显著加速，相应地失业率不仅未下降，反而大幅度上升。1998年至2002年间，我国经济增长平均速度在7．3％左右，当时城镇登记失业率在2％―3％之间，约500多万人：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年均达到10％以上，比此前的年均7.3％高出近3个百分点，但城镇失业率不仅未下降，反而继续攀升；到2006年6月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达到4．2％，登记失业人数近1000万。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经济双重转轨的特殊体制和发展背景。就体制转型而言。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换的市场化过程，必然以效率为首要，因此以往大量的以损害企业、事业单位效率为代价，以冗员为基本方式来降低社会失业压力的做法必须根本改变，由此以往体制性的大量隐蔽性失业必然逐渐转化为公开显性失业。据有关方面调查，在我国明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之后，当时我国城镇各类隐蔽性失业率(企业冗员率)大体在20％左右②。市场化越深入，隐蔽性失业转化为公开失业率的程度越高。就发展转型而言，向工业化加速发展的过程，客观上会加剧资本对劳动的排斥，伴随技术进步，伴随工业化进程的重工、重化工化阶段的来临，产业及产业结构会在更大程度上由劳动密集型占优势比重逐渐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占优势比重转变，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自然会降低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增长弹性。正是由于上述体制和发展原因，使得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失业率难以下降。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调查，在1985年前后，我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相应带来的就业岗位增量为240多万个；而进入21世纪，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相应新增加的就业岗位仅为90万个左右。此外，我国每年新增1300多万劳动力也是我国失业率继续攀升的重要压力。

四、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但同时面临严重的“通缩”威胁

与通常所说的过度运用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产生的“滞胀”不同，我国现阶段经济失衡的又一突出特点在于，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是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并未产生现实的高度“通胀”，反而面临较为严峻的“通缩”威胁。这种“长缩”与所谓“滞胀”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对于“通缩”的理解存有分歧，但我国在高增长的同时存在进入“通缩”的威胁是客观事实①。

其一，尽管物价存在较强的结构性上涨压力，但总的来看，一般物价总水平上升幅度很低。经过1997年11月至1999年底持续20多个月的物价负增长，到2000年至2001年的接近零增长，再到2003年至2004年物价水平提升为3％―3．9％的低增长，紧接着又是2005年以来的物价总水平增长速度再降低。在1998年至2002年连续5年扩大内需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作用下，物价总水平尚且如此，表明我国现阶段经济的确面临“通缩”的现实威胁。

其二，尽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高，但产品过剩或潜在的产能过剩已经出现。从消费品来看，消费品价格并不活跃，明显低于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幅度，表明其市场总需求疲软。据商务部2006年的最新调查显示，国内600种主要消费品中，供大于求的商品430种，占71．7％；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170种。占28．3％；没有供不应求的消费品。并且，这种市场状况是自2005年下半年一直延续至今。这表明我国现阶段消费品市场过剩已成事实，如果再考虑到我国消费品工业生产厂商普遍开工不足，那么，潜在的产能过剩也已形成。从投资品来看，据商务部进行的300种主要生产资料市场供求调查显示，供过于求的69种，占23％；供求基本平衡的218种，占72．7％；供不应求的只有13种，占4．3％，并且主要集中在能源、有色金属和木材等资源性投资品上。相应地，除极少数投资品价格仍在上扬外(能源、原材料等，大体涨幅为5％)，加工工业投资品产品价格普遍下降，如黑色冶金及压延加工业产品出厂价格平均下降幅度达到10％，这表明国民经济在总体上对投资品的需求开始减弱。而在这种需求相对减弱的同时，基本生产资料的产出能力还在扩大，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汽车、铜冶炼等行业的产能过剩矛盾已经很突出，水泥、电力、煤炭、纺织行业也潜在着产能过剩问题。若继续发展下去，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很可能演变为总量的产能过剩。

其三，货币流动性陷阱的显现，会进一步增大产生“通缩”的压力。在我国，由于受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人们的储蓄偏好较高，尤其是在现阶段经济转型时期，人们对未来诸多方面体制变化预期的不确定性加大，这又促使人们增大储蓄倾向，以减少未来的风险。因而，尽管前几年连续下调利率，但人们仍在普遍持续扩大储蓄，从而使得“货币流通性陷阱”(或称“凯恩斯陷阱”)开始显现，存款增长率长期高于贷款增长率，严重限制了总需求的扩张。在已经开始显现“货币流通性陷阱”的情况下，采取提高存贷款利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很可能一方面进一步提高人们的储蓄倾向(尤其是在居民投资渠道不多的体制条件下)，另一方面是商业银行面临更大的存贷差压力(尤其是在贷款风险增大的市场环境下)。由此，有可能进一步促进“通缩”的形成。

其四，各种负的外在性(外部不经济)的存在，使得资源和基础设施过度消耗以及环境等方面的过度损失，未能通过市场机制真正纳入现实的生产和发展成本；而这部分事实上已经发生但并未进入价格的费用却作为一种潜在的因素，转移并延滞到未来的发展中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现阶段的“通缩”现象发生。同时，又进一步加剧着中国经济发展未来的“通胀”压力。

五、内需扩张乏力的同时，外需扩张速度加快，内外需增长严重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贸增长迅速，平均年增长率高达两位数以上，近些年来更是连续保持在20％以上，有些年份甚至超过30％。事实上，在我国现阶段，只要经济增长率达到或超过10％，相应地进出口增长率便达到或超过20％。从而使得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迅速提高，现阶段升至60％以上，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经济的外向程度。这种外向程度的提高，一方面在要素资源、技术等方面的进口，提高了中国经济发展对国际资源的利用程度，另一方面出口的迅速扩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着内需增长的不足，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对国际市场的利用程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与进出口贸易的迅速扩张有着深刻的联系。据测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年均9．63％的增长率中，有近2个百分点是来自出口需求的拉动。

但内需扩张乏力的同时外需急速扩张，不能不加剧失衡。因为，其一，这会促使中国经济的外向程度急速上升，明显超出通常大国经济的外贸依存

度。一般来讲，大国经济属于基本内向型经济，即资源供给和市场需求的80％以上依靠国内。以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当代世界经济规模及对外贸易规模最大的国家为例，其进出口额度占GDP的比重(外贸依存度)都长期稳定在20％左右，但在我国这一比重现已超出60％，这就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使国内经济增长及增长的失衡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更大程度地联系起来，增加了其不稳定性。其二，出口导向性的外向型经济水平的提高，对内需的扩张是有限的，从而更加剧了高投资与低消费并行，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胀并行所造成的失衡。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迅速扩大使中国成为当代世界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而外商直接投资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相对更高；另一方面，国内厂商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本身就在提高着国民经济的出口导向程度，这种外向型程度的上升对内需，尤其是对消费内需增长的贡献作用程度并不显著。其三。吸引外资，不能不让外资分享更多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利益，尤其是在各级地方政府竞相积极招商引资的条件下，对外资外商的优惠程度不断提高，使中国高速增长所产生的收益分配更多地向外商倾斜，相对降低了国内厂商和居民所获得的经济增长的收益分配增长速度，从而对内需的扩大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其四。外向型经济程度提高过程中进出口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形成巨额外汇储备，有可能诱发过度的货币紧缩政策。从而抑制总需求的扩张。因为，外汇储备越多，在其他条件不变，尤其是汇率不变的条件下，为维持外汇储备所占用的本币(外汇占款)越多，使得一国广义货币(M2)供给量同比增长速度加快，这就容易提高广义货币超常增长而形成的通货膨胀压力，尤其是提高人们对“通胀”的预期值，甚至脱离经济失衡的真实，产生“通胀幻觉”，并以此为据。加强紧缩银根的政策力度。事实上，外汇占款的增加的确能够增大广义货币供应量，因而形成一定的通胀压力，但这对通胀压力的影响程度是有限的，一般并不会明显扩大国内需求而导致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对这种外汇占款形成的M2快速增长采取过度的货币政策紧缩措施，很可能使经济失衡严重加剧。我国目前的货币供给，到2006年3月，广义货币同比增长18．8％，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4．7个百分点，比上年末高出1．2个百分点。那么，是否应当进一步加大货币紧缩力度呢?通常来说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收紧银根是有根据的，但若进一步分析我国目前经济失衡的特殊性，就会发现。在我国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的增长上，总计增长14．6％，其中各项贷款的增长率比上年同期增长11．3％(在金融机构资金运用总计增长当中，所起的拉动作用只有52％左右)，贷款规模的增长完全处在正常范围，不存在商业银行过度发放贷款问题；而同期外汇占款增长35％(在金融机构资金运用总计增长有49％左右是由此而来)，资金运用总量的超常增加。主要原因在于外汇占款增速过快(这与过万亿的外汇储备的增长有直接关系)。在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中，在支出方体现为外汇占款的增加，在收入方体现为银行存款的增加，我国当前M2增长速度超常的主要原因在于这种人民币外汇占款增加速度过快，而外汇占款的加速增长，直接原因又在于人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和贸易顺差的迅速增大。在这种情况下，若要抑制M2供应量的增速，不能主要依靠调整利率或存款准备金率等通常意义上的货币政策手段，否则，受M2增速过快现象影响，采取抑制商业银行信贷能力的方式为主，以抑制M2增速，将会加剧经济失衡。外汇占款增速超常所带来的M2过快增长的问题应当从控制外汇占款的合理增长入手，对外汇政策或汇率决定机制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

上述5个方面宏观经济失衡的新特征，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政策实现的机制等都要发生变化：从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的结合，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从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衔接。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策行为周期的配合；从宏观政策手段与微观政策工具的综合，到内需政策与国际收支手段的统一等等方面，都要根据宏观经济失衡新特征的要求，做出深刻的调整。由此，也对我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更深刻的要求，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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