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之乐在于从游

摘要：教师之乐在于从游之乐，即教师与师长、友朋和学生的相偕游学问津的快乐。让小鱼在大鱼的引导下借助中鱼传感而成长为自己想象的大鱼，是现代大学从游式教育的核心精神之所在。教师的快乐之源固然在于为师之道，但更在于与之从游的游伴的在场、陪伴及共在。从游过程建构的相偕畅游方式在当今注重“生物圈”中“分享”的时代有着奠基意义。当今教育目标将是致力于全体公民的“生物圈”意识培育，而从游式教育及其快乐可以为此提供可资借鉴的传统范式。

关键词：艺术教育；文化；教师之乐；从游之乐；美育；中鱼传感；生物圈意识；分享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当教师自有其快乐。但教师之乐究竟在哪里，估计会各说不同。我至今仍欣赏陶行知先生的广为人知的观点：“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说得正确些，先生创造学生，学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①这可是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孜孜以求的绝妙的“双赢”结果啊！不过，我在欣羡和神往这一教师快乐观的同时，又多少感觉到，如此仅仅看重结果是否偏了点，“创造”一词又似乎来得“神”了点，尽管他辩护说“教育者不是造神”，“他们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②

我以为同时应当关注的，是与上述教育结果视点有所不同的另一视点，这就是教育过程视点及其乐趣。这种教育过程之乐有两个必要的环节：一是教师施教之乐，这一点众人皆知；二是教师受教之乐，这一点虽众人皆知却未必会计入教师之乐中。我的意思是，教师的教书育人过程，就是孔子式的“从游”路上不断“问津”的过程，要携弟子去共同寻觅通向未来人生之路，为其成长成才找到妙策、良方。同时，同样重要的是，教师在此施教过程中，会时时激发起自己当年跟从老师受其教导的具体情境的回忆，由此回忆而产生更真切而深刻的反思和品味，并把这种回头反思和品味的乐趣融化到自己的施教过程中，从而转化为自己的快乐。所以，教师自己的受教之乐也理所当然地应成为教师之乐整体中的合理成分。这就是说，教师的施教过程及其早先的受教过程，都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快乐处。而且这一教育过程之乐未必就逊色于教育结果之乐。可以说，教师之乐应是由他的施教之乐和受教之乐相互叠加和交融而成的，如此一来，就显然应当属于一种带有双倍效应和绵长余味的从游之乐了。

简言之，教师之乐在于从游之乐，这是教师在其一生中与自己的师长、友朋和学生的相偕游学问津的快乐。这些快乐交织成教师之乐的完整性、丰富性及其深长余味。不过，我自己这些年教下来，体会最特别的还是从游中的中鱼的角色，它是串联起大鱼和小鱼的必要的中介环节。

一、从游传统及其中鱼角色

说到中鱼，需要回溯到早先梅贻琦先生之“大鱼”与“小鱼”之喻，以及更早的孔子对“从游”传统的开创。从游之乐，就发端于孔子带领众弟子周游列国之“从游”传统中。他给人们留下了习礼树下、言志农山、游于舞雩、叹于川上、使子路问津等经典实例。这些经典实例表明，这种从游教育方式意味着先生对弟子的教诲、或弟子向先生讨教，都随实际生活情境展开，随所遇之境而生发创造性发现或领悟，从而促进弟子的思维素养与实际拓展潜能的养成。当孔子忘情地喊出“吾与点也”的内心呼唤时，他的快乐当是无与伦比的。对孔子开创的这种“从游”传统心驰神往的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就在阐发现代大学“从游”式教学时提出了如下明确主张：

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③

梅贻琦先生的上述论述，让在孔子那里本是发生在陆路上的游走（“游”在先秦时代多为“”，地上行走之意），转而演化成鱼儿在水中自在畅游的妙喻，突出了从游式教育中教师与学生所分别扮演的施教和受教角色的共通的自由特质。尤其是“大鱼前导，小鱼尾随”八个字，形象又生动，集中凸显了教师作为大鱼角色的引领作用，及其与学生小鱼的平等相处、亲密无间的相偕从游关系。当然，从地上转到水中，比喻方式是变了，但从游教育传统的精神实质还应是一以贯之的，这就是在游学情境中随处濡染学生的学术兴趣、拓展其知识技能和涵养其完美人格，而教师自身的人格特质也在此过程中同时获得认同和展示。

其实，现代大学本身有条件创造出远比古代更为丰富多样和有效的从游教育环境及机制。我自己的从教经历告诉我，光上述八个字是不够的，还需要斗胆在其后加上“中鱼传感”四字，以突出现代大学人才培育过程中那些介乎老师（大鱼）和学生（小鱼）之间的中介性元素的有力作用，例如友朋、学长及教学体制、机制等，它们实际上都对学生个人成长与发展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于是，我的想法是，可以沿着孔子的“从游”传统，把梅贻琦先生的八个字同“中鱼传感”四字融合起来，构成从游式教育的如下新系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中鱼传感。这个由大鱼、中鱼和小鱼三元素组成的新的从游式教育系统显示，让小鱼在大鱼引导下借助中鱼的传感作用而成长为自己想象的大鱼，正是现代大学从游式教育的核心精神之所在。

我的这一表述，算是在前人对“从游”的经典概括中，添加了我个人的一丁点独特体会而已，希望在传承中国“从游”式教育传统方面能勉力尽到自己应尽的一点责任。

二、与小鱼之乐

教师之至乐，当然首先莫过于能通过授课而直接指导和见证一个个学生（小鱼）的成长了。我清楚地记得从北大硕士毕业后一分到北师大，就先给分校中文系1982级上“美学”课，后来就是在逢单年份给逢单的1983级、1985级、1987级、1989级等班级上“美学”。我和学生们之间那时年龄差距并不大，都一样地年轻和单纯，怀着对人生和美的艺术的向往，把美学课当成了我们相互交流人生体验的奇特的精神圣地。我那时喜欢把它称为“诗意的空地”。我们一道在课堂上下激动地分享张承志的中篇小说《黑骏马》和《北方的河》，随后假期里，一拨拨同学果真结伴奔向茫茫大草原、滔滔黄河……。他们或许比我更知道人生意义生成的真谛在于个体亲身体验的实践中。我们还一同欣赏赫尔曼・赫塞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即便在下课后也还在热烈讨论到底是做纳尔齐斯那样的理智之人，还是像歌尔德蒙那样做永恒的荒原流浪者？我们曾一道读解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忘记了它的晦涩难懂，仿佛理想的个体人生存在即将或已然“澄明”。

有一次，我刚从北京图书馆翻看到美国心理学杂志上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1908-1970）有关“高峰体验”的十六种特征的论文，激动中马上就翻译过来到课堂上现炒热卖：“1.高峰体验中的人有一种比其他任何时候更加整合（统一、完整、浑然一体）的自我感觉。2.高峰体验中的人更加纯粹地成为他自己时，他就更能够与世界、与以前非我的东西融和。3.高峰体验中的人感到正处于自身力量的顶峰，正在最佳地、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能。……”④那时正热盼自我实现的同学们，同这些观点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一道沉浸在人生的“高峰体验”的期待和快乐中。直到随后班级集体到龙庆峡考察时，同学们热议的话题还是离不开“高峰体验”之类。那时的课间休息时，同学中的好问者总是立刻围拢来热烈讨论，其中常常还有从外校来“蹭课”的青年学子，一问多是写诗的。那确实是纯真的和诗意的年代，学子们期待自己的未来人生就是诗，就是艺术！但假如那时没有这一批批如我一样热切体验并期待诗意人生的学生们，我的作为教师的快乐如何得以生成、又如何得以强化？与他们的从游过程，难道不正是我的教师生涯的真正的快乐之源？给1991级学生上“美学”课时，我留意到一名来自苏北农家的名叫陈雪虎的男生，长得虎头虎脑，说话老是压不低嗓门，喜欢读理论书，勤于思考文论问题，文笔流畅，而且为人质朴无华、做事实在，心想应是个可以培养的理论苗子。多年后他以自己的扎实的学术发展和周围人们的评价，例如对清末民初章太炎等的现代语文及文论的研究，证明自己确实是可以有独特建树的文论人才。

2003年9月至2004年1月，受我那时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李正荣教授的安排和托付，我给2003级本科生及2002级人文实验班学生上基础课“文学概论”。由于选课学生人数多，只能安排到当时全校最大的教室之一的400座“敬文讲堂”上课。那时全国高校正兴起网络教学热，我也满怀憧憬地投入这一实验，想借助新兴网络课堂去培育学生的文论探究兴趣。在助教唐宏峰等硕士生的协助下，我围绕课堂教学而设计了网络实验课、网络论坛、电子邮件讨论、读书报告等多种双向互动方式，目标就是唤起和培养学生们的文艺理论及美学兴趣。整整一学期，我几乎天天都沉浸在与学生们的无时不在的双向交流中，有时阅读和回复他们的电邮来信或网络论坛提问，会一直持续到深夜。有的好学者的提问，需要花费好几小时才能完成回复，因为你得中间不时地停下来查找资料和思考，这些可都需要时间呢。但我那时乐此不疲，还常常兴奋得难以入眠。下面的网帖《敬文旋风》，正来自我对当时网名为“大浪淘沙”和“不语”等学生在网上展开的有关文学研究道路之争的连夜回应。到底是要审美鉴赏还是要文化研究，他们曾陷入激烈争论中，期待我做出及时回应。记录当年网络课程论坛的硬盘已不幸损坏了，数据无法恢复，幸好有学生替我保存了这篇小文，这里不妨照录如下：

敬文旋风

我在周一（11月3日）课后发出的提问帖《讨论：一些同学为什么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情有独钟？》一经刊登，立即引来大浪淘沙和不语的激烈回应。他们以被压抑而急待冲决而出的凌厉之气和富于才华的文笔，对我在敬文讲堂上有关学生研究路数的“主张”发出尖锐的反弹、质疑和反驳，显示了坚守文学的“审美”圣地的坚强决心！

这种回应出乎我本人预料，但效果却出奇地好，好到了就像师生之间精心预谋似的：把今天文学研究中面临的“文化研究”对文学的强烈挤压态势以及这种挤压激发的剧烈反弹和盘托出；而他们的挑战性回应又激发了其他同学的新的质疑性回应。这使得我们的文学概论课程论坛真正成了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展开真诚而平等对话的“公共领域”，成了探索文学理论道路的前沿阵地！

我为这股敬文旋风叫好！这是对文学和文学研究充满敬意、对自己的专业充满高度责任感和探索精神的文学理论旋风啊！学生们质疑说：“在一个非常有名的中文系讲堂上，一个非常有名的教授将一种非常值得商榷的理念灌输到了如此多的中文学子心中”。“问题在当下的所谓的‘文化研究’已经不是文学研究，根本之把文学看成一傀儡，看作进行文化研究的材料，文学成为社会学的例证，而且还是在国内一流大学文学院顶级教授的课堂上，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另一些学生对质疑发出质疑：“‘美’这样的非实体观念早就被怀疑是一种人为的构造了，我们‘审’什么呢？”“人有感受美的能力，但要赋予美一定的意义是不明智的；用人类的语言来解释美，美就成为毫无意义了。”正是从这样一些激烈或平和的言辞里，我体验到一颗颗拳拳的心：不仅有对于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深深的敬仰之情，而且有对于自己的学校北师大文学院的热爱和自豪，以及对我本人的期待和信赖，更有对于自身专业发展道路的认真思考！这，难道不正是文学院、不正是这一代的希望所在吗？

敬文讲堂以及作为其无限延伸的文学概论网上论坛，正回荡起一股文学理论探索的旋风。年轻的学子提出的具体观点是否成熟并不重要，他们的某些表述是否尖酸刻薄也不要紧；重要的恰恰是这种不拘一格的大胆探索与认真思考精神。能够在我们自己的课程论坛上畅所欲言、放谈文学理论话题，探索并争辩未来文学研究道路，这种敬文旋风正是我所期待的！我为敬文旋风鼓劲！

我喜欢旋风。它不同于顺刮的顺风，也不同于反向逆吹的逆风，而是不规则地回旋着的充满创造力的旋转之风。鲁迅在《野草》里这样描绘“旋风”：“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别的，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分散在地上和枯草上的雪花，本来似乎已丧失凝聚力和生命力，但一遇“旋风”，就突然间获得了新机遇：可以“蓬勃地奋飞”，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旋转中把生命的火焰四处传播，“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于是，人们便可以在无边的旷野和凛冽的天空下，到处惊喜地发现“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雨的精魂”。旋风，可以把散乱的雪花重新“旋转而且升腾”为“雨的精魂”，这该是多么令人惊羡的风啊！我们的敬文旋风应当如是。

自然界的旋风通常来得快去得也快。敬文旋风一经吹拂，其力其效不应该随之轻易终结。我们应该问问：旋风过后能留下什么？

放眼21世纪初文论界，往昔铺满鲜花的审美大道如今正在“文化研究”这跨学科推土机的强力开掘下布满坑洼、崎岖难行。其实，从另一方面看，审美大道上的这些坑洼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它自我挖掘的结果。我自己曾经在这条崎岖小道上经风沐雨、招惹是非，有时步履维艰而有时也乐在其中。我的内心充满张力：一方面，作为学者，我对文学的审美大道痴心不改，在“文化研究”的浪潮中默默地孤独持守，在孤独持守中“生存”。我的《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和《文学理论》等正是这段孤独旅行的笔记。但另一方面，作为教师，我深知今天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正在实现实用型转变，学子们需要适应这种实际生存环境，于是满心想借助研究生教学实习的示范良机而放孩子们到“文化研究”的时尚大道上去轻松地嬉戏，在嬉戏中“占有”。

谁能想到，他们却自有打算？！一些人发自内心地不为时尚的“文化研究”所动，而是钟情于文学的审美胜境；一些人渴望在审美体验与文化批评之间寻求新的融汇点；还有一些人正在苦苦摸索……。这种热诚、这种执著始而令我惊讶，继而让我惊喜！

他们正在按自身的逻辑成长，正在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学术道路、人生道路，能不为他们叫好！

开创自己的时代？好，那就借旋风之力从现在做起吧！

通向新世纪文学理论胜境的大道小径充满诱惑力却又布满坑洼。年轻的朋友，你不妨问自己：真的准备好了？

好，那就借敬文旋风之力“蓬勃地奋飞”、“灿灿地生光”、“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吧！未来的文学理论星空应当是你们的！（2003年11月6日晨）

我当时意识到，自己的最重要任务与其说是为学子们裁定哪条道路正确，不如去肯定和鼓荡他们的日益高涨的学术热情，唤醒和培育他们的文艺理论及文艺美学兴趣。每每读到来自他们的积极的提问信或体会帖子，我的快乐是无法言说的，常常兴奋地连夜回复，大加鼓励。等到后来保研或考研时，他们中不少人，如金浪（网名“大浪淘沙”）、易莲媛（网名“不语”）、林玮（网名“豺狼”）和云韬（网名“嗑瓜子的兔子”）等，都坚定地选择了原来一度被学生们视为畏途的文艺理论专业，靠自己的努力成长为博士或硕士，我终于体会到了莫名的收获的喜悦。

与学生交流的过程，还可以助你产生新的理论领悟。当每个学子都携带其独特的“此在”来与你相遇、伴你从游，一道碰撞出新的智慧火花时，不乐何为？胡继华教授当年就在勤学好问中显示了对美学的执着追求精神。在跟我做关于他的安徽前辈同乡、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的博士论文时，他曾深入其中流连忘返，激发深深的共鸣。但给我的感觉，是陷入以深释深的治学困境中。如何走出来冷静地把握，一度成了我们两人都深感头疼和着急的难题。我在同他一道反复分析原因和办法的过程中终于悟出来，现代学术体制要求学位论文的是，不宜说“深”而必须说“透”，就是最终捅破那层纸，达到“透彻”。这就是我后来概括的学位论文九字口诀“他材小新厚面实透返”之“透”字的由来。继华一旦领悟到“与其说深不如讲透”的道理，论文写起来就顺畅了。这部博士论文在答辩时碰巧被教育部抽中列为当年统一送盲审的论文，得到那些匿名评审专家及答辩委员会的优秀评价。我想这是对他的说透之功的最好回报了。

今年恰逢我大学从教30年，而如果算上小学和中学代课，也就该有40年了。回头看去，教过的学生已不算少。有时偶然见面说起，他们会提到至今仍保存着我当年批改过的那份或那几份作业，还特别说上面的批语有励志作用。但真正让我感慨的是，其中有的人已身居高位了，却还能保存下这份记忆，特别是对一位普通老师的感念，这令我不由得对他们心生敬重和感恩。你当年为他们做的哪怕只是一点分内事或小事，人家居然能记你一辈子！能做拥有这样人格风范的学生的老师，岂非人生之至乐？

三、与中鱼之乐

不过，在我个人的体会中，真正可能对学生的成长和成才产出更大或更多实效的，恐怕还是中鱼元素的合理开发和运用。如果说，教师的课堂讲授足以令小鱼对大鱼油然而生仰慕之情（就其理想情形而言），那么，教师对中鱼元素的运用则可促使小鱼在感动中自觉地起而仿效。仰慕可以仅仅属于一种由低处向高处的外在旁观，因为低处或许永远无法与高处相比肩；但自觉的仿效却属于实在的参与，有可能让小鱼为了与中鱼看齐或像中鱼那样成长而积极行动起来。可以说，模仿大鱼难而学习中鱼易。这里说的中鱼元素，其实就是能对本科生的成长产生切实的传感作用的各种教学环境、条件和手段，既包括高年级学长、研究生及其他凡是在某方面有特长或优点的同班同学，也包括研讨课、读书会、学术论坛、学术讲演、游学等教学机制或手段。不妨化用哲学家萨特那句“他人就是我的地狱”的名言说，在大学校园，他人就是我的中鱼。凡是有助于本科生成长成才的有利元素，都可以归入中鱼范畴。我甚至想到，运用中鱼传感的力量去助推学生成长，应是现代大学教师的一项核心使命及快乐之源。教师的教学素养及手段，不仅在于直接去教导学生，而且更在于自觉地利用这个职能去为本科生（小鱼）的成长处处制造出中鱼元素或环节来。因为，年轻稚嫩的学生直接师法作为大鱼的教师并非那么容易，尤其是当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愈来愈大时。但就近师法周围的同学或学长即中鱼，却相对现实些，既看得见又够得着，从而更具说服力。

在2003年秋上“文学概论”课时，我把我的研究生助教唐宏峰、单之卉和刘苑三人带到课堂，请她们逐一运用新的文化理论手段去讲解中国当代文艺文本，令学生们惊异于当今文论研究手段的丰富性和有效性，同时更惊异于这种拆解式阐释同个体审美体验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从而反弹地激发起他们对理论探究的浓厚兴趣。他们中有的起初激烈地不服和不悦，有的甚至起来尖锐质疑。但正是在这一不服、不悦及质疑的过程中，他们本来强烈的理论抵触感就于顷刻之间得以化解，而深藏的理论兴趣被迅速唤醒或点燃，强力助推他们的自主学习和自由思考积极性，直到终于有所顿悟，理论兴趣急剧增长。

趁着这种热劲的作用，我邀请已经喜爱上理论的本科生们多次旁听我的研究生读书会。石天强、何浩、罗成、岳雯和陈玮等研究生围绕读书报告而展开认真研讨乃至激辩的场面，更加激发起金浪、易莲媛、林玮、云韬等本科生的理论兴趣，使他们相继产生了未来从事文论研究的坚定的个体愿景。

与此同时，当研究生在完成了自己的课堂试讲及整个课程的助教任务而体验到收获的喜悦时，特别是当他们在做完读书报告后赢得来自本科生的欣羡的目光时，这样的特殊经历对作为中鱼角色的他们来说，想必也具有特殊的反思与启迪价值，并可能在他们今后的什么时候发生某种奇妙的作用。可以说，小鱼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反过来促进和刺激中鱼的成长和成才。这里不仅有“教学相长”，而且也在发生实实在在的“学学相长”或“本研相长”啊！

还有一次，我从一家权威电视台看到一则配乐诗朗诵短片，由该台九大主持人明星集体朗诵海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并且动用了载歌载舞等多种艺术体裁及多媒体艺术手段，渲染出一种诗人热爱日常生活的喜庆氛围。但如此一来，该诗文本却被严重曲解了，完全误读了诗歌文本创造出的意义，令我扼腕叹息。我还了解到，这种误读已经通过中学辅助教材或教参等形式，一直蔓延到中学生和大学生的阅读中。有鉴于此，我意识到澄清的责任，本打算自己去重新读解和讲述这首诗的，但为了替大一本科生找到我以为更加适合于他们师法的“中鱼”角色，就改请刚刚确定保研的四年级本科生岳雯同学去讲解。她的贴近该诗语言与意义的准确而流畅的讲解，赢得了同学们的掌声，我也及时给予了点评。下课后她立即被众同学热烈地围住了，他们纷纷找她切磋和请教。这样的场面让我感到，中鱼的传感力量其实一点也不亚于大鱼本身的引导作用。不妨更进一步说，中鱼的中介作用有时远比大鱼来得亲近、感人和有效。

确实，一个人的经历和力量毕竟都很有限，幸好你拥有同学和朋友，他们会给予你必要的补充、感召和慰藉。这样的作用难道不也正是实实在在的中鱼式传感么？当然，自觉地寻找和建构中鱼传感作用，正是教师为学生成长所需履行的一份天职。

教师本人在从教路上及更早的求学途中，都曾从同学和友朋那里获得过这样的中鱼传感式惠助，对这些经历的回忆和反思，也必然会构成教师自己施教生涯的不竭的资源。尹鸿是我的四川大学中文系本科同学，年纪比我轻，身材颀长、俊秀，一副玉树临风的气派。同他一道结伴复习考研时，我惊异于他的博闻强记、才思敏捷及流畅的表达能力，后来更是感受到出众的学术开拓才干。张法在本研阶段都低我一届，其貌不扬又言语不多，但却文笔出众，理论思辨力及创造力令人叹为观止。他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约会或参会都永远是准时的，甚至常常是超准时的，总是早于约定的时间抵达。因为，他不愿因自己迟到而耽误别人，而宁愿自己早到等人。如果说做学生时这还算不得什么优点的话，那么成名成家后至今也依然如故，一副自然而然的淡定。我在北大中文系读硕士时的学兄丁涛，一位从小在北京长大的“老三届”，“”中的学生领袖，还到过北大荒插队，什么风云没见过？但我开初见到的却是一位内向、少语、淡然、甚至有时显得反映慢的大姐。后来接触多了，才不得不感叹她是一位对艺术及人生都有深湛见解、理论造诣极高却又功名淡泊的高人。毕业刚一年后的1985年夏天，我在乘长途客车去九寨沟途中，同车后排的两位男生模样的陌生青年长时间在座位上争相回顾和夸赞他们的老师丁涛，说其对剧本的课堂分析令人拍案叫绝之类，反正好词儿全用上了。这位教师肯定应该就是我那位在中央戏剧学院执教的学兄吧？我心想。一问正是。围绕这位他俩眼中顶呱呱的女老师，我们愉快地聊了一路。内心高远而又外表淡然，只在课堂上面对学生时才偶露平时深藏不露的旺盛激情与出众才华的一角，这就是丁涛。博士生时的学兄董晓萍，是我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的高足，学科路数与我的完全不同，既有江南女性的秀丽、聪慧和精明，又有东北女性的热情和豪爽，再加上做事大气和提气，是我一见就感叹需要结交和学习、后来更意识到这一过程须持续一生的学兄和挚友。

刘恪本是很晚才结识的学术圈外的朋友，一位多年来固执地坚持先锋写作立场的小说家，但我后来发现，自己之需要他，恰如需要一位可以随时随地与之讨论、争辩和讨教的朋友和兄长一样。我和他总是每隔一段时间就约会，而且地点都几乎无例外地总是在书店，除了书店似乎就别无去处了。北京城内外我们所知道的种种书店或书市，都留下了我们从游的足迹。为什么总是书店而非别处？原因就在于，这位“书痴”每天的几乎唯一乐趣就是书，买书、读书、写书、出书和教书。论买书，他家的唯一财富可能就是藏书了。他不仅小说写了好多部，而且近年来文学理论著作更一部接一部地出，且出手不凡，令我艳羡。不过，提起这位“书痴”对书的痴迷，还需要加上送书一项。因为，他凡是看到好书都常常硬要推荐你买，或者时看你迟迟没买就自己买来“强行”送你。反之，你如果有时得到好书却漏掉了向他推荐，他会埋怨你好几回。

我常常感叹，同这样一群如今都还在做教师的友朋一道游学，不亦乐乎？如果说，大鱼的作用更多地在于令人仰视和启蒙，甚至叹为观止或仰止，那么，中鱼的角色就更多地带有令人平视和追赶的意味，尽管有的中鱼的美妙身姿你可能永远也学不像！学不像也没关系，毕竟你发现有了可学的榜样在那里。

四、与大鱼之乐

教师之乐，固然来自与小鱼和中鱼的从游，但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自己对当年受教时的老师即大鱼所给予的关怀的回忆和反思。尽管做学生时可能还来不及明确地意识到，但毕竟自己从教后会产生更加深刻的追忆，从而生出一种反思后的自觉理念和行动来。这种自觉会成为其施教理念和行动所需时时啜饮的源头活水，甚至可能惠及其整个的教师生涯。因此，承受、回忆和反思自己当年与大鱼从游之乐，当是上面所述与小鱼之乐和与中鱼之乐的活的源头。

我在四川沐川中学就读时的高中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张子勋先生，仁寿满井人，毕业于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身材修长、清瘦而精干，讲课时总是双手背在身后，一副神情严肃、不苟言笑的模样。他往往只在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故事时，才偶尔露出点笑容来。但他在“”年代对我的教导，却不惜倾注心血，采取了多种方式和方法。印象深的首先是个别谈话。他总是在下课后把我留下来单独谈，告诉我这篇作文好在哪，不好在哪，勉励我进一步修改。这令我心悦诚服，全力向前。其次是当众表扬。这种表扬具有仪式般神奇功效，让我这个全班年龄最小的人，可以在同学们面前树立自信心，产生荣誉感，逐步坚定了读书成才的内心愿景。再有就是单独布置远比其他同学多的阅读书目，加“小灶”，还鼓励我做中外小说、诗歌、散文、名言警句等摘抄。这些在今天可能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与其他因受到“读书无用论”毒害而不喜欢读书的同学相比，却使我获得了虽然有限但有用的文化滋养，促使我养成了读书的习惯。记得1973年，当全国学校掀起“学黄帅”、学生上讲台当老师的政治风暴时，张老师安排我登台对全班同学讲课，讲的内容是样板戏《海港》第五场。我刚开始不敢接，怕得要死。幸好他耐心鼓励我，指点我备课，打消了我的顾虑。我怎么讲的早已忘却，只是记得当我顺利完成讲课任务，并在他的嘉勉式点评后获得全班同学的掌声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将来是可以当老师的。这件事也许就是我高中毕业后，年仅15岁就敢去远离县城40来里的山村小学河口小学当代课教师，以及后来选择教师做职业的最初的自我认同契机吧！还有一点不能不提到，就是我高中毕业后，张子勋先生的关怀仍然环绕着我：由于他向陈和松校长力荐，在农村当“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我，得以借调回母校去当高中语文代课教师。这种二年制高中毕业生回头教高中的实例，照今天的眼光看当属“滥竽充数”之类，但在当时毕竟给予我比起在烈日炎炎下劳动来说远为美妙的读书环境。再有就是我后来参加高考填报志愿时，想当然地选择了四川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显然正与张子勋先生唤起的文学兴趣和他个人的人格魅力的熏染相关。一回想起这些往事，做张子勋先生这样的老师的学生，能不幸运和快乐么？多年后当我在大学做教师时，我总会一一想起他当年对我的那些教诲，以及特殊的教育方式，而它们自然地也就成了我指导学生时可以师法的理想范本，尽管我自知，我这些年所做出来的东西，很可能根本就够不上张先生的意趣高远的法眼。

进入大学，随导师从游，其学术濡染会影响一生。在四川大学读本科时，王世德先生在“美学”课上对我在作业里写下的愿把一生贡献给美学的誓言的当众勉励，仪式般地确认了我的激情式承诺，激励我在这条道上奋力前行。在北大做硕士生时，导师胡经之先生带领我们以“艺术美与自然美的比较研究”为题，游历江南名胜，南京、芜湖、黄山、镇江、无锡、苏州、上海、杭州、宁波、普陀山等，令我这个首次出川的人眼界大开，且在途中处处能从导师和同学处获取知识，增长见闻。胡经之先生倡导的文艺来自审美体验的观点，经此从游过程中的比对体验和思考，更是深潜入我心。我后来做的“西方体验美学”以及“中国现代性体验”等相关研究，可能同先生的洋溢更多乐观色彩的“审美体验”之说存在些许距离，多少渗进了我在北大图书馆苦读海德格尔及其个体此在论得来的体会。不过，这种“和而不同”的学术境界追求，想必正是先生所期许的。

硕士生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专门从北大把我要来的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童庆炳先生，马上就安排我讲课，9月初起给已经三年级的分校中文系1982级学生上必修课“美学”。记得他和教研室副主任齐大卫先生特地骑车赶到位于黄寺大街的分校听我上课。他们在教室后排专注地听我讲，下课后即同我讨论，在肯定基础上提出了改进建议。这种听课制度带来的细致关怀，给初上大学讲台的我以莫大的力量。我在入职北师大的第二年就幸运地成为全国首批文艺学博士生，师从新中国高校文艺理论事业的开拓者黄药眠老先生，而年富力强的童庆炳先生是我的副导师。黄先生早年先后写出了一批洋溢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色泽的诗作，后来转而信奉阶级革命的世界观，并由此走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的开拓之路，还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参与发起“美学讨论”，后来被错划为“”，遭受长达20年困厄。等到招收博士生时已是耄耋之年的他，虽然身患多种疾病，仍鹤发童颜，待人和蔼可亲，教导和鼓励我在文艺美学领域大胆开拓，直到因病去世。随后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时，起先对诸种西方“体验美学”思潮肯定过多而缺少必要的批评而困惑，童庆炳先生明白地指出这在当时会有政治风险和学理欠缺，建议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观去做分析和评判。这令我的思考和写作转入柳暗花明之境，答辩也顺利通过。博士刚毕业时，他向学校推荐我申报并最终获取教育部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奖学金项目，得以赴牛津大学跟从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先生做一年博士后研究。这次出国经历使我有机缘在牛津遭遇突如其来的“语言论震惊”，并借此反思而实现平生第一次自觉的学术转变――我自己概括的是从“体验美学”到“修辞论美学”的转变。回国后，我即开辟了“修辞论美学”这条新路，并一头扎进中国现当代文艺文本的修辞论阐释中，以便具体实践自己提出的“内容形式化”、“语言模型化”、“体验历史化”和“理论批评化”等具体主张。这样一来我走的路就显然与国内文论学者通常的理论路数不同了，想必也超出了童先生原来的预期吧。但他不仅没加责备或劝阻，还欣然为我的连书名也有标新立异之嫌的《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20世纪小说人物的修辞论阐释》一书作序。后来，当我因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而承受巨大压力、一度苦不堪言时，他的一拍肩膀和“坚持住，有我在”的话语，至今仍抚慰我心。

我之所以能走到今天，还受惠于那些虽不是我的指导教师、却又给我以热心指点和帮助的师长们。叶朗先生的“中国美学史”课程，把我指引到中国古典美学的“感兴”宝库中。谢冕先生在我的硕士论文答辩会上的鼓励，永记在心。乐黛云先生每到其弟子博士论文答辩时，总会邀我到北大做评委，使我得以持续与比较文学及比较诗学的学术前沿相接触。我后来才意识到，这是来自先生的一种别样的关怀和提携。陈传才先生的谈话，总是有着深切绵长的启迪的力量。杜书瀛先生当年撰文对我的“修辞论美学”的意外肯定，给我增添了坚持下去的动力。我斗胆给黄药眠先生当年的友人钟敬文先生的《兰窗诗论集》和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丛》写的学习体会，居然都得到二老的勉励。一想到程正民先生，就如同沐浴在睿智而厚道的长者之风里。我还知道，语言学家王宁先生给予我的学术关怀和人生启迪，会影响我的一生。

其实，谈及大鱼对小鱼的培育作用，还不能不提到我的两位亲人――我的母亲刘素敏和父亲王显权。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母亲，曾当过一辈子山村小学的公办教师，长时间教的是复式班。我从一年级起跟从她读书，每周一清晨起来从县城跟她走10里公路，再爬几里山路，去到一个叫做任家背的乡下大队小学上学，周六傍晚回城，一直跟了四年，直到转学回县城中学小学部上五年级。有时放学后她爬山涉水走家访，我也跟着。遇到下雨天，山路稀滑，摔倒了爬起来再接着走，风雨无阻，因为她认为学生的事最要紧。母亲是个平凡的教师，朴实、真诚、善良、不善言谈，即便是在“读书无用”和教师受气的年代里，仍然一丝不苟地坚持履行自己视之为神圣的平凡使命，从未有过哪怕一天懈怠。这些也许都在默默地涵濡我吧。我的父亲是一名医生，已因病去世7年了，但他留在我记忆里最清晰的一件事，居然就是亲自送我去山村小学代课。那是1974年8月底或9月初的一天。那年我才15岁，却已高中毕业了，但又不到“上山下乡”年龄，于是父亲就建议我先去当代课教师过渡一下。我刚开始不敢去，担心管不住那些调皮孩子，但父亲坚定地认为我行，反复劝说我，母亲也支持。父亲还亲自到县教育局推荐和报名，给我选了估计学生没有城里的那么淘气的建和公社河口小学代课。谁能想到，那碰巧正是我母亲怀着我时教过书、并且走路过河时遇过险的地方。回想40年前那个早上，在秋色斑斓中，父亲和我一人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沿着我母亲当年走过的路出发了。我们骑行20里公路到达建和公社所在的小镇，再徒步走号称“24道脚不干”的水路和山路交织的20里路。路蜿蜒曲折看不到头，山越爬越高，树林越来越密，汗也越出越多。我身背可以吃一周的口粮，终于爬上坐落在深山腰上的小学时，早已汗流浃背、腰酸腿疼了。一路上如何怀着新奇和忐忑不安，早已忘记了，但永远记得的是父亲下山时那渐行渐远的身影和我的依依不舍的目光。当我后来在教学工作中遇到困难时，总会想到父亲送我上山当老师这一幕。有多少人拥有我这般幸运和幸福呢！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后来之所以最终选择了教师这职业，或许正是由于父亲和母亲平时合力养育和点点滴滴感召的结果。同时，父亲对母亲一生怀着柔情，小心呵护，从不拌嘴，彼此恩爱一生，是我眼中夫妻和父母之楷模。无论在教师职业还是在做人上，他俩应当是我于不知不觉中随时师法的一对始终如一地比肩畅游的大鱼啊！

小鱼当其逐渐游成中鱼、大鱼或老鱼时，当其身边也有一条条小鱼及中鱼快乐地环游并逐渐地游成大鱼时，一定会时时缅怀和永远铭记当年大鱼所赐、并且也会自觉地师承大鱼的当年泳姿的。

五、从游之乐与“生物圈”意识

从游的结果固然重要，但其过程本身毕竟包含更丰厚的人性内涵和更多样的人生乐趣，因为那毕竟是众多个体携带各自的丰富多样性而彼此相遇所产生的无法预料的新颖的快乐。假如每一个人都是人们所说的一个丰富的“小宇宙”，那么，从游过程正意味着众多“小宇宙”之间的碰撞及融合，那必然会产生分享、共享或认同的快乐，其结果是一个人可以分享其他个体的存在之精华。真正重要的，就该是这种以分享为核心的从游过程本身的快乐吧！不妨想想大鱼、中鱼和小鱼相偕从游的特殊情境：跟自己的师长从游，“大鱼”让你获得了成长的启示、引领及机遇，也为你找到了后来做人及为人师表的最初示范；同友朋、学长从游，你从作为传感的中介的“中鱼”那里，得到亲密的“传帮带”，知不足，懂奋起，得慰藉；与弟子从游，同比你年轻活泼的“小鱼”相遇、相知、相长，激发你、逼迫你、甚至倒逼你去学习那些他们正在学习、渴望学习或应该学习的种种新东西，让你始终保持一颗不知疲倦和永不衰老的青春的心。学校恰如海洋，大鱼、中鱼和小鱼在这里自由自在地畅游，寻觅到各自人生的精神原乡，而小鱼也终将游成自己想象的大鱼。

如此说来，当教师的人的快乐之源，固然在于其自觉的和始终不渝的为师之道，但毕竟更在于与之从游的那些游伴们的忠实在场、亲密陪伴及彼此共在的需要，无论他们是他的老师、友朋，还是他的弟子。正是众多游伴的相偕从游，才助他找到或校正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坐标。而这种从游过程所建构起来的相偕畅游方式，在当今这个越来越注重“生物圈”中的“分享”的时代，或许有一种奠基的意义。“在一个全新的全球紧密相连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让学生意识到自己是同一个生物圈的一部分，以此来进行思考并身体力行。” ⑤这种预测如果是有道理的话，那么可以说，如今的教育目标将不再是仅仅追求超越他人、出人头地或独占鳌头，而是集中致力于全体公民的“生物圈”意识的培育，养成其普遍同情心、同理心或怜悯心，养成“分散式合作”的习惯，共同分享人生意义。“通过学习以一种分散式合作的方法来思考和行动，学生会逐渐认为自己是具有怜悯心的生物，并且是各种关系中的一部分，是更广阔社区的一部分，也是整个生物圈的一部分。” ⑥

我相信，从游式教育及其快乐正可以为这种“生物圈”意识的培育提供可资借鉴的传统范式。（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陶行知《创造宣言》（1943），《陶行知文集》（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91页。

② 同①，第891页。

③ 梅贻琦《大学一解》（1941），《中国人的教育》，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④ [美]马斯洛著，许金声等译《自我实现的人》，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57-260页。

⑤ [美]里夫金著，张体伟、孙豫宁译《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48页。

⑥ 同⑤，第255页。

Teachers' Happiness Lies in Studying and Touring Together with Students

WANG Yi-chuan

（School of Art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Teachers' happiness lies in studying and touring together with students. In the course， little fish could gradually grow up to be his or her imaginative big fish with the help of big fishes' guide and communication with moderate-scale fishes， which is the core spirit of studying and touring way of education in modern university. No doubt， the origin of teachers' happiness lies in teaching， but even lies in studying and touring together with students. Harmonious way of getting along with one another established in the course of studying and touring together with students is significant in the era stressing sharing in an ecological circle. The goal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 will be dedicating itself to consciousness cultivation of ecological circle. The education way of studying and touring together with students and happiness it brings has provided a referential and traditional paradigm.

Key Words：Teachers' Happiness； Studying and Touring Together with Students； Moderate-scale Fish Communicates； Ecological Circle Consciousness；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