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代最优货币区理论再看“华元”及“亚元”的推出

【摘要】20世纪90年代，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频繁爆发，致使各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应急措施消除危机带来的冲击，尤其是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亚洲各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受到了冲击，同时也使亚洲各国看到了实行统一区域货币抗击外部冲击的重要性。1999年1月1日，欧元的诞生标志着欧盟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向区域货币一体化的迈进；2002年7月1日，欧元正式成为欧盟的单一货币，使“最优货币区”理论演变为现实。最优货币区理论为欧洲货币联盟提供了理论依据，欧元的诞生和流通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主要分析在目前状况下，推出统一中国货币以构建“华元”的一些设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积极构建“亚元”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最优货币区理论 华元 亚元 欧元 大湄公河次区域

一、引 言

区域性货币一体化，是当今经济国际化、金融全球化的必然产物。迄今为止，世界上出现的真正意义上区域性单一货币，只有三个：一是西非经济货币联盟8国统一使用的西非法郎；二是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6国统一使用的中非法郎，这两个区域均属原非洲法郎区（15国）；三是欧盟25国中12个成员国统一使用的欧元。欧元自诞生以来，欧元的国际影响力正在不断地增强，且在继续“东扩”。

除了上述三个单一货币外，美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结算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它的势力范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美元化已成为一股不可小视的势力，在美洲及美洲以外的地区正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国家。

“亚元”的构想便是在这样一种区域货币一体化的氛围之中催生的。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过后，为了稳定亚洲的货币环境，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提出了在东亚建立“亚元”货币区的构想。近年来，在东盟及“10+3”机制框架内，为达成这一目标，人们一直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据近日中新社电，亚洲开发银行（ADB）透露其将于2006年内启动“亚元”建设进程。

提到“亚元”，很快使人们会联想到欧元及当代最优货币区理论。它们对亚元有何启示？本文试图以欧元为借鉴，构思“华元”进而为最终推出“亚元”提出可行性建议。

二、货币合作的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评述

关于货币合作的理论主要是最优货币区理论。该理论已经从早期的衡量最优货币区标准的静态分析，发展到了现在的动态内生性研究。

（一）当代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

蒙代尔于1961年最先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蒙代尔认为，若要在两个相互固定了汇率的国家之间保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必须要有一个调节需求转移和国际收支的机制，这个机制只能是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蒙代尔提出以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的高度流动性来消除不平衡，而不必借助于汇率浮动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麦金农(Mckinnon)于1963年从经济开放度的角度，提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他认为，对于一些与外部经贸联系紧密的开放型经济的国家来说，组成一个货币区有很大的可能性。若一个地区对外高度开放，即可贸易商品占总产出和总消费的比重非常高，浮动汇率作为对外平衡调节器的作用就会下降。可以在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以达到价格稳定的目标，而相对区外的国家，区内国家可以实行对外联合浮动。

凯南(Kenen，1969)认为，产品多样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在应对国外商品需求发生变化时，由于多种商品的需求相互交叉的影响，可以消除国外需求的波动，保持经济的相对稳定。因而，在产品多样化程度高的国家之间更适合于实行固定汇率制，组成单一货币区。

英格拉姆(Ingram，1973)指出，在解释最优货币区标准时，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当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时，一国可以借助资本的自由流动来阻止国际收支失衡所导致的汇率的一切不利变化，从而避免了汇率的波动。因此，各国之间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时，实行固定汇率制是合适的，有利于形成最优货币区。

（二）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货币与经济合作的现实发展使最优货币区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出现新的高潮，人们在均衡框架下综合并发展了早期的各种单一标准分析。

克鲁格曼(Krugman，1990)以挪威加入欧元区为例，分析挪威加入欧元区的成本――收益曲线，得出了著名的GG―LL模型。该模型假定货币区内价格水平是稳定的和可预测的。

图1和图2的横轴表示加入国与货币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它可以用经济交往占GDP的百分比表示；纵轴表示加入国的货币收益或损失。图中GG曲线为收益曲线，它表示了一国同所在固定汇率货币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与其加入货币区的货币效率收益之间的关系。若一国与所在固定汇率货币区的一体化程度越高，其加入货币区的收益则越大，因为货币区内的固定汇率安排简化了贸易结算以及浮动汇率带来的不确定性。

LL曲线为成本曲线，LL曲线斜率为负，说明了一个国家的经济与其所在固定汇率货币区的一体化程度越高，其加入货币区的成本越小。图中GG曲线和IL曲线的交点为E，它决定了一国是否加入货币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临界点θ1。当该国与货币区的一体化程度大于θ1时，加入货币区有净收益，否则执意加入只会带来净损失。

GG―LL模型可以判断一国经济环境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其加入货币区的选择的。例如图2，当某国出口需求变动时，在相同的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任何一个水平上，该国产出和就业的不稳定性增大，于是在图2中LL2曲线上移到LL3，结果使得加入货币区的临界点由θ2变动到了θ3。克鲁格曼的GG―LL模型借用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从单个国家是否加入货币区为切入点，分析了加入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因素，有助于人们直观形象地分析单个国家加入货币区的利弊得失，从而成为确定一国是否加入货币区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

在这之后，随着欧元的成功启用和欧元区的良好表现，最优货币区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经济学家进一步探讨了货币一体化时各种影响因素的动态关系。这其中最有影响的是Frankel和Rose(1998)首次提出的最优货币区标准的内生性概念。他们认为，使用各项标准来判断最优货币区的方法是不可靠的，因为最优货币区标准间有内生性、贸易开放度和经济对称性等标准，本身是内生于汇率制度选择的。货币合作可以促进这些标准向更有利于货币合作的方向演进。判断一个区域是否构成最优货币区，依赖于区域内这些内生变量(汇率、贸易联系和对称性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即他们之间是互为因果的。所以，一个国家更可能在加入货币区后满足有关标准而不是在加入前。

Frankel和Rose对21个工业化国家1959～1993共35年的贸易联系和产出相关度的综合数据，进行了单一方程回归分析，回归方程为：

corr(υ,s)i,j,t=α+βTrade(u)i,j,t+εi,j,t

该回归方程共有32组回归数据，计算结果证实贸易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能够促进国家间产出对称性的增加，从而验证了其基本假设。

1999年，Frankel进一步论述了最优货币区内生性假定。他用一个简单的图示说明了这种动态关系。

图3的横坐标是潜在货币区的成员内部的相互贸易联系(反映贸易一体化程度)，用区内贸易除以GDP的值表示；纵轴是潜在货币区的成员国的收入相关性，反映宏观经济周期和经济结构一致性。随着区内贸易联系的增加，加入货币区的收益(交易成本的节约)将上升；随着收入相关性的增加，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的成本将下降。因此使一国加入货币区净收益为零的临界线为最优货币区(OCA)线，斜率为负，表示相互贸易联系越深(区内贸易／GDP越大)，为维持净收益为零，则成员国的收入相关性可越低；或者贸易联系越低(区内贸易／GDP越小)，为维持净收益为零，则成员国的收入相关性可越高。实际上是贸易联系和收入相关性有替代关系。OCA线右上方，代表加入货币区会获得净收益；在线的左下方，意味加入货币区将招致净损失。RR线表示贸易一体化程度与成员国的收入相关性的关系，当斜率为正时，表示两者是正相关的。

图3假设A国当前处于图中的Q1点。就短期看，该国的经济基本因素决定了该国如果加入货币区会招致净损失，但是如果在贸易联系和收入相关性之间存在正向的联系时，即图中RR曲线的斜率为正值，则加入货币区将会获得收益，并能促进区内贸易联系和收入相关度同步提高，该国将沿着RR曲线迅速向OCA曲线靠拢，达到Q2点。随着加入货币区之后，贸易一体化、收入相关性进一步的加强，则该国可达到Q3点，使加入货币区的收益为正。因此，一国应该主动通过提前推动货币一体化而获得事后满足最优货币区条件，并获得福利的改善。就这一点而言，货币合作是自我强化的，具有内生性。

最优货币区标准内生性假设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开辟了实质性的进展，许多学者对于最优货币区标准内生性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如Rose(2000)认为，以双边贸易规模为标志的经济开放度标准具有内生性。Beck和Weber(2001)说明通货膨胀率趋同性标准具有内生性。Baele等(2004)论证了金融市场一体化标准具有内生性。Janichi，Warin&Wunnava(2005)论证了生产要素流动性标准具有内生性。其他还有学者从冲击相似性、生产和消费多样性、政治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制度等标准来论证最优货币区标准的内生性。应该说，标准内生性的假说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研究的拓展(宋卫刚，2006)，它从理论上对货币区内各国最优货币区标准改善的现象给出了解释，丰富了货币区成本收益分析的内容。

三、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概述

所谓最优货币区（Optimal Currency Areas，OCA），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最优地理区域：在此区域内，支付手段或是单一的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的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最优在此意味着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同时得以实现。

蒙代尔认为，形成“最优货币区”的首要标准是要素自由流动；“货币区”内的汇率必须被固定；“最优”的标志就是有能力稳定区内就业和价格水平。最优货币区不是按国家边界划定的，而是由地理区域限定的。蒙代尔认为,在价格、工资刚性的前提下,组成最优货币区的关键在于相关地区的要素流动程度。由于要素流动代替汇率变动作为调节机制,各成员国的货币相互间实行固定汇率或采用共同的货币,而对区外的其他货币实行浮动汇率,这样既可以提高微观效率(如消除交易成本),又不会增加宏观稳定的负担。因此,那些彼此间生产要素高度流动的国家或地区适合组成一个货币区。

假设有A、B两个国家，两国各有自己的法定货币和中央银行。在两国货币之间的兑换汇率是浮动的情况下，如果A国与B国之间的需求转移会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则通过汇率浮动可以达到外部的平衡。比如在B币贬值、A币升值的情形下，则B国出口扩大，失业减少；A国则进口增加，物价受抑制；但另一方面可能会造成B国通胀、A国失业增加；也即汇率浮动无法达到内部平衡。但当要素市场一体化、区内成员货币之间汇率固定时，B国超额供给与A国超额需求随要素B向A转移而消失。因此，要素自由流动可以部分的替代价格-工资的自由浮动，并最终达成区内成员国之间内外均衡的统一与协调。

概括起来讲，区域性货币一体化的收益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有利于促进本区经济一体化，并极大地提高区内总的经济福利。区域货币一体化的前提之一，就是实现人力、资本及商品等要素在区内的自由流动与统一共享。区内要素的自由流动，不仅有利于促进区内贸易自由化，从而极大地提高区内贸易效率，而且它还有利于充分利用区内人力、物力及财力，实现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进而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上易于达成一致，并直接推进本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

第二，有利于降低货币汇兑成本，规避区内货币之间的汇率风险。区域货币一体化的初级形式是：区内成员间货币实现可自由兑换，且比价固定。这一规则无疑将会锁定区内成员间的汇率风险，并大大便利区内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结算。当区域货币一体化走向其最高形式――单一货币时，则区内各成员国货币退出，取而代之的是“大一统”的单一货币，这样，区内成员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就变成了“内贸”，也就没有了所谓的成员国之间的货币“兑换成本”。

第三，有利于整合区内金融资源，降低投融资成本与风险。国际投融资不但成本高，而且风险大。区域货币一体化则有利于区内金融资源共享，而且在固定汇率下锁定汇率风险，在共同货币政策下，还可以锁定利率风险。在此条件下，各成员国也无需保留太多的国际储备，从而减少总的资源闲置成本。应该说，在人力、商品及资本等要素的整合上，金融资源的整合处于核心地位，因此说，区域内实现单一货币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高形式。

第四，有利于加强区内一体化协作，并一致对外抵御竞争风险。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股强大的国际力量，它不仅有利于经济上的联盟，而且还有利于区内成员国之间结成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强大联盟，它们一致对外，采用“一个声音说话”，往往能获得一种“放大”的效果。

从成本角度看，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各成员国来讲可能会带来以下成本：

第一，成员国将会失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或自主性。根据蒙代尔“铁三角结构”原理（又称蒙代尔三元悖论）：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固定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及独立的货币政策三大目标。区域货币的一体化固然要以固定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为前提，但独立的货币政策就会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在一体化的货币区内，任何一个成员国都将不再拥有货币政策的自以实施反周期调控。从成员国自身利益来看，这无疑于要“少数服从多数”、“个别服从全局”。

第二，固定汇率将使汇率政策工具失去用武之地。区域货币一体化要求各成员国货币之间锁定汇率，而不能随意调整或变动，实际上，这就意味着该国汇率政策工具将再无法使用。由于不能动用汇率政策工具调节国际收支，则表明国际收支的调节只能利用要素转移来达成外部均衡与内部均衡的统一。

第三，区内流通单一货币将使各成员国不再拥有铸币税。铸币税是一种无形的税收，它是政府通过垄断货币发行权而获得的货币面值大于币材成本的差价部分。区内实现单一货币，各国必须放弃各自的货币，也就失去了铸币税收益。

可见，所谓“最优货币区理论”是阐述一个最优货币区、货币联盟或货币一体化应具备的条件及汇率制度安排的理论。这里的最优货币区，就是由既有实现内部平稳又能实现外部平衡的相关国家和地区所结合而形成的货币联盟，在货币联盟区内，各成员国采用固定汇率，对外实行浮动汇率。在2001年的上海APEC会议期间，蒙代尔曾预言：“未来10年，世界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亚元区）。在全球性货币缺少的情况下，亚洲或亚太地区建立一个统一货币是大势所趋。”（引自2004年4月23日《海南日报》吴泽明《区域一体化催化亚洲金融合作》一文）。蒙代尔认为在最优货币区内部，地区之间的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生产要素可以得到有效的利用，对外运用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调节贸易关系，以平衡国际收支。凯南则认为建立统一货币区，可降低外部冲击对一个国家收支平衡和就业的影响。

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实行单一货币有利于各个成员国的利益协调一致。第一，实行单一货币,可以节约大量的兑换及交易成本, 降低了货币交换和兑现的频率，提高了货币使用效益，能够有效刺激经济与贸易的发展，提高市场透明度,促进经济一体化进程。第二，可以节省外汇储备，减轻中央银行调节国际收支的负担，消除汇率波动，增强抵御外部游资冲击的能力，降低金融风险。第三，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货膨胀和对通胀的预期，降低贷款的风险溢价,抑制国内利率的不正常上升,有利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和深化,有助于商品的流通和物价的稳定,有利于资金的自由流动,有利于贸易和投资的发展，能够为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在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指导下，欧盟各国经过多年不懈地努力，2002年7月1日,欧盟12个成员国成功启用欧元，从而开创了国际货币的新纪元。欧元的启动，不仅对欧元区各成员国、欧盟和整个欧洲事关重大，而且对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对正在形成中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特别是对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都必然产生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欧元的诞生提高了欧洲地区在全球化战略地位，推动了世界经济、金融的多极化进程，同时也为“亚元”的推出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之借鉴。

四、统一中国货币，积极构造“华元”

“最优货币区”理论强调经济比较开放，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自由，产业结构不同而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率较为接近，经济政策比较协调的地区，可以组成独立的货币区，实行单一货币政策。亚洲许多国家为了能够实现亚洲货币联盟和亚元的流通进行了不懈地努力，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因素的影响，要真正实施亚洲货币联盟和单一货币尚存在许多障碍：第一，亚洲各国经济发展差异很大，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指标体系也不相同，高级别高层次的经济一体化缺乏基础。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跨国界的劳动力流动比较困难，这使要素流动代替汇率机制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减弱。统一大市场所需要的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基本自由流动难以实现。第二，受到政治制度、历史、文化的差异的影响，亚洲地区缺乏区域性的货币合作所应具有的核心国家和推动力量。建立亚元区，要以一到两个国家的主题货币作为亚元的主导货币，但目前亚洲还没有一个较为坚挺的货币可以代表亚洲成为“亚元”的主导货币。日本虽然是经济大国，但在历史上对亚洲国家的侵略而造成的伤害仍然存在，日本政府逃避责任，不认真反省历史，深深伤害了亚洲人民的感情，亚洲各国对日本能否领导亚洲经济心存忧虑；另一方面，由于日本与亚洲其他地区经济结构和出口特征上的差异，建立统一的货币合作区存在相当的难度。目前对于亚洲头号经济大国日本将来在“亚元”中扮演的角色，各界还没有太统一的认识，尤其是在亚洲其他国家基本都没有达到金融自由化的条件下，将日元单一纳入“亚元”体系的时机尚不成熟。故有学者认为日本之于“亚元”，就好比英国之于欧元，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来看，日元都暂不适宜单一纳入“亚元”之中。中国固然是大国，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经济迅猛发展，综合国力得到了加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也日益提高（其在亚洲货币单位中的权重占已经34.79%，居第一位）。但是，在目前状况下，人民币还没有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其在国际金融市场影响力还有限，这些国家暂时还不具备领导亚洲范围内的经济和货币联盟的现实条件。其他亚洲国家由于自身的经济实力和金融环境等方面的原因也缺乏领导亚洲经济的能力，因此，人民币客观上具备了成为“亚元”的首选货币。第三，在亚洲实现统一的政治联盟缺乏广泛的基础。亚洲各国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差异、复杂的宗教问题、国家间领土领海边界的争端以及历史遗留问题，使得亚洲各国矛盾重重，在构建政治联盟时彼此很难信任，很难像欧盟那样做到用同一种声音说话，使用同一政策。因此笔者认为要构建亚洲货币联盟，最终实行单一货币（亚元）在目前的条件下只能分两步进行：首先，致力于中国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和实行单一货币――“华元”；其次，在前基础上逐步推行在亚洲次区域流通的单一货币――“亚元”。

当前祖国两岸四地出现人民币、港币、新台币和澳门币四种货币并存的局面，有其深刻的政治历史原因。人民币是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时开始发行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发行人民币作为法定货币在全国进行流通使用。香港沦落为英国的殖民地后，在1872年经港英政府授权由当时的汇丰银行发行纸币代替银圆在香港市场流通。目前，港币为国际货币之一，可自由兑换。澳门币在1906年由大西洋银行代表澳门政府首次在澳门发行，成为澳门的法定货币。虽然香港和澳门先后回归祖国，成为两大特别行政区，但是货币并没有得到统一，这为中央政府和两地的经济交流带来极大的不便利，同时港币和澳门币的存在仍然打着很深的殖民地烙印。新台币是中国内战之后，政府退居台湾新发行的在台湾地区流通的货币，是中国领土未完全统一的一个标志。目前，大陆经济增长较快，市场前景广阔，未来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香港和台湾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实力较强，是亚洲四小龙之二，澳门经济也呈现蒸蒸日上的景象。如今，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的外汇储备之和已经超过3.2万亿美元（至2011年9月，仅大陆的外汇储备就高达32017亿美元），远远超过日本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位，且经济上存在着互补关系，汇率机制相近。如果两岸四地实现了货币统一和能够形成统一的大中华经济圈，那么就能够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加强我国在国际经济竞争的实力。

一个国家内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货币的统一是每个国家和民族所期盼和不懈追求的目标。货币统一被视为国家在货币层面的具体反映，货币是国家和民族的核心之一。统一的中国货币对政府来说，是一种公权力的象征，对人民来说，两岸四地拥有共同的文化、历史、经济、种族等背景，统一货币易于为人们接受，有利于强化人民的国家意识、意识，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统一，凝聚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如果两岸四地能够排除政治干扰，通过谈判和协商，实现中国区域的货币的统一，将会对整个中华民族和世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首先、中国货币将成为世界主要货币之一，从而在更大空间里发挥交换媒介、价值储备功能，有利于国人与企业在全球的贸易、金融等交往和合作，并以其国际地位获取国际铸币税收益。美国国民经济研究NBER的所长Bergsten估计，美国印制一张1美元钞票的材料费和人工费只需0.03美元，却能买到价值1美元的商品，美国由此得到每年大约250亿美元的巨额铸币税收益，占美国GDP的0.1～0.5%，二战以来美国累计铸币税收益在2万亿美元左右。追逐本币的国际化及其铸币税收益，越来越成为大国金融战略的“公开秘密”。统一的中国货币获得国际铸币税收益将不可低估,我国有学者计算过,人民币国际化后，将会使我国每年获取相当一部分铸币税收益。如果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在长期能保持稳定，并且逐步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那么2015年人民币的区域化带来的铸币税收入可能达到152.8亿美元，年约为224.6亿美元，2020年约为300.2亿美元，我国将因人民币的国际化获得的年均铸币税收入至少可稳定在25亿美元左右(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何慧刚文章《人民币国际化的模式选择和路径安排》)。其次，货币的统一有利于大中华经济圈的形成，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经济实体。目前祖国大陆已分别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签署了“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对密切三地关系，促进港澳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如果台湾地区加入CEPA，必将促进两岸经贸关系步入更深、更广的领域，促进和保护双向投资，构造“中国统一市场”，提升两岸人民的就业水平。随着两岸四地大经济圈的形成，将创造一个很大的经济竞争实体，然后向华人所在国家进行辐射，形成一个以中国货币为核心的庞大的经济一体化实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中心。第三、有利于港澳台的经济发展，稳定金融市场，抵制国际游资的骚扰与冲击。两岸四地经济互补性很强，在统一货币的情况下，能够提高汇率的稳定性和国际收支的平衡性，共同承担风险，减少外部冲击。最后，两岸四地经济相互间投资额日益增长，货币不同导致相互间巨额的贸易和投资都必须进行货币的兑换才能进行，从而增加了交易成本。使用统一货币，减少了兑换手续，节省了交易成本。统一的货币也减少了国际收支失衡的干扰，减少了对外汇储备的需求，同时外汇储备集中统一管理、使用，从而节省储备成本。

当前，从稳定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接受两岸四地四种货币同时流通，四个经济体共存的现实。但是，从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战略考虑，只有两岸四地实行经济一体化、货币单一化，增强经济实力，才能提升整个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港澳的回归使大陆与港澳的经济交往日益密切，经济一体化、单一货币化，完全可以通过双方协商和合作加以解决。与台湾的经济一体化和货币的统一目前还存在一定的政治障碍。近来，台湾地区的政党领导人纷纷访问大陆，对两岸人民比较关心的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沟通，增加了双方的相互了解，有利于加强经贸往来，促进相互合作，为两岸的经济发展开创了新的篇章。我们深信，只要两岸人民拿出智慧和勇气，以整个中华民族和国家利益为重，通过谈判和协商，求同存异，加强经济交往与合作，共同致力于中国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实行单一货币，共同构造大中华经济圈就会从可能走向现实。

五、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的背景及展望

1997年亚洲爆发的金融危机给亚洲以及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严重伤害。受到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和欧元的启发，亚洲国家提出了加强亚洲地区的金融合作，建立亚洲货币联盟，实行单一货币――“亚元”的美好愿望。2003年，有“欧元之父”美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也曾建议在亚洲地区设立由某一组货币组成的共同货币――“亚元”在该区域流通。在2005年4月23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香港特别行政区署理行政长官曾荫权再次提到了在亚洲实行亚元货币问题。曾荫权指出，统一的货币可以帮助亚洲的统一或者能够成为亚洲实现统一的工具。如果“亚元”实现流通，那么“亚元区”内国家将互相享有零关税优惠，成员国之间的交易成本将大大降低，从而扩大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规模，促进经济的发展。有研究表明，统一货币可以使亚洲区域内贸易额提高300%。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近年大湄公河次区域以及亚太地区的经济、金融合作作一番回顾：

第一，1989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建立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变动形势下对亚太地区秩序的一次调整，由于中国和东盟也包含在其中，故而揭开了中国和东盟经济联合的序幕。

第二，1997年12月举行的东盟首脑非正式会议上，东盟首次邀请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出席，共同磋商亚洲的安全与稳定，这就是“10+3”机制。但“10+3”机制仅仅停留在磋商层面，并未对地区新秩序的安排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第三，2000年5月东盟与中、日、韩在《清迈倡议》中达成了货币互换的协定，东亚地区经济事务逐步走向机制化。

第四，2001年朱基总理在第五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上关于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五条具体建议中提出“继续推进金融领域的合作”。这时，扩大和深化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金融合作已成为题中之议。

第五，2001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中国与泰国已签署20亿美元货币互换协议，协议规定两国在必要时可互相用20亿美元的信贷资金，以支持国内金融体系。

第六，2002年11月上旬在金边举行的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双方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由此进入一个快速、全面、突破性发展的新阶段，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实施步伐，经贸合作与资本流通将得到迅速发展。

第七，2005年7月4日至5日,在云南昆明举行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会议通过了《昆明宣言》并签署了有关次区域合作等多项成果文件,规划了未来中国与东盟合作方向和重点合作措施。这次会议既是次区域各国与亚行深化金融合作的一次难得机遇,也是中国金融业与次区域各国金融业合作的一次重要契机。

第八，另据近期有关媒体报道称，亚洲开发银行最近宣布，拟从2006年6月推出“亚洲货币单位（Asia Currency Unit）”，并编制和公布显示亚洲货币加权平均值的亚洲货币单位―亚元（ACU）。同时采用“一篮子货币方式”，组合进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盟10国等13个国家的货币，按比例反映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及贸易额，其中人民币、日元和韩元所占比重较大（分别占34.79%、27.8%、9.76%），其中，人民币在亚洲货币单位中的权重最大，对其价值变化的影响也最大。与此同时，亚洲开发银行每天将在自己的网页上公布亚洲货币单位对美元、欧元以及对各成员国货币的汇率。

第九，2008年5月，中国与东盟和日本及韩国(10+3)宣布出资800亿美元建立共同外汇储备库,至2009年2月,该储备库规模扩大到1200亿美元。该储备库的目标是“维护地区经济金融形势稳定，促进地区金融合作和贸易发展”。

由此可见，在构造大中华经济圈货币的同时，我们绝不能对构造次区域的货币联盟，从而最终推出亚洲单一货币――“亚元”，丧失信心。目前，我们首先要抓住机遇，力争在条件成熟时积极构造适合大湄公河次区域的货币合作机制和货币体系，以满足该地区自由贸易不断扩展的需要，以便为今后“亚元”的推出提供经济后盾。这样,一方面能够加强大湄公河次区域及亚洲各国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也能够逐步减少美元在这一区域的影响。

六、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一)合作的必要性

1.区域货币合作有利于加强亚洲地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上世纪末的那场亚洲金融危机发源于东盟，最大的受害者也是东盟。这次金融危机持续时间长且影响巨大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区域协调与合作。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加大。由于衍生金融工具的大量使用和国际游资的迅速增加，使投机资金可以调动巨额资金，攻击一个国家的汇市和股市。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东盟国家金融改革过于超前，利率自由化进程过快，以及东盟各国间货币合作的松散性结合在一起对金融危机的爆发起了诱导作用，笔者以为，一个稳定的区域货币体系的建立终将会削减诸如此类的影响。

2.区域货币合作是区域内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危机过后，中国和东盟各国都面临发展经济的问题。随着国际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区域货币联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青睐。随着欧元的稳定运行和影响的扩大，可能会逐步形成一个以欧洲货币联盟为中心的欧元集团。同时美元化呼声也不断高涨，未来美洲极可能建立一个美元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世界多极格局中重要一级的亚洲地区进行货币合作已势在必行，正如亚洲开发银行行长特别顾问、区域合作部主任河合正弘所说的那样：“如果东亚经济体以亚洲货币单位作为经济政策的参考依据，东亚货币之间的波动终会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二)合作的可行性

中国――东盟是否适合组建最优货币区?我们根据最优货币区的几个主要标准来分析。

1.经济开放度。中国和东盟部分国家的对外开放度(贸易品占非贸易品的比例)已经很高，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已经超过了100%。而且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规模普遍较小，经济结构单一，生产和消费主要依赖于对外贸易。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合作是经济规模小、经济开放度高的国家的一项合适的政策选择。

2.产品结构。东盟各国产业结构呈现类似性，产品生产主要集中在几种类型的产品上，如纺织品、电子产品、石油产品等。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贸易产品中类似产品所占比重越大，贸易伙伴就越愿意采用共同货币。

3.要素流动程度。要素市场越灵活，资本及劳动力的流动性越高，成员国财政转移的程度越大，这些国家越有可能组成最优货币区。金融危机后，亚洲国家生产要素资本流动限制有所加强(有些国家资本项目还没有开放)。一些国外学者认为，相对于欧洲，亚洲劳动力市场又较为灵活，在这一方面，亚洲国家比欧洲各国更容易进行调整。蒙代尔也强调了劳动力高度流动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当区域内某国面临经济不景气时，只要保持高度的人员流动性，就能实现充分就业。

4.经济发展水平。中国连同东盟十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经济体制分歧严重；较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并存；许多国家内部二元经济分化严重。这似乎不利于最优货币区建立，但是随着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这些差异将会缩小。

5.政治因素。东南亚各国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方面差异很大。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尚缺乏合作精神。这将是区域货币合作的又一大障碍。但是随着“10+1”合作机制的日益完善和其各国领导人交往的加深，此类分歧也将消除。当然，若想形成货币联盟，还需要各国强有力的政治承诺。

七、推进“亚元”进程的构想

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是从西欧6国开始的，但它自始至终都以“大欧洲”为理念，作为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最后结晶。欧元的形成花了大约半个世纪、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共同市场（要素自由流动）；固定汇率（蛇形浮动）；欧洲联盟（欧盟）；单一货币（欧元面世）。因此，根据我国和东亚地区的实际情况，借鉴欧元诞生的历程与经验，笔者认为，“亚元”的构建至少应经过以下五个阶段或步骤：

第一，筹建亚共体（AC）――构建亚洲共同市场（Asian Common Market）。在10+3机制下，在13国自由贸易区率先创立亚洲共同体（Asian Communities），简称亚共体，这是建立未来亚元的最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成员国之间的零关税、无壁垒贸易架构，构成共同市场。即亚共体将成为一个商品、资本、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经济统一体。这一过程欧共体花了17年的时间实现。东盟现已计划用13年的时间完成这一任务。

第二，推出亚洲记账单位（AUA）――构建亚共体统一结算工具。亚洲计账单位（AUA）是亚共体内部记账与结算的通用核算工具，它是由所有成员国货币合成的“一篮子货币”，它也是未来“亚元”的雏形。它将让成员国熟悉并接受“统一”货币的概念。从建立共同市场到统一计账单位的产生，这一过程欧共体总计花了7年时间。

第三，构建亚洲货币体系（AMS）――构建蛇形浮动汇率机制。亚洲货币体系的建立是未来“亚元”创设最关键的一步，其主要内容有三：其一，实行严厉的汇率联合浮动机制（也即蛇形浮动汇率机制），汇率波动幅度必须统一控制在一定幅度之内。其二，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其职责主要是支持成员国在外汇市场上的干预活动，以促进汇率的稳定，管理成员国中央银行间的信贷，逐步集中成员国的外汇储备，并逐步发展为各成员国间的划拨结算中心。其三，建立“亚洲货币单位”（ACU）以取代亚洲记账单位。亚洲货币体系的建立必须以亚洲货币单位与蛇形浮动汇率机制建立为前提，这一过程欧共体共花了5年时间。另据亚洲开发银行（ADB）透露：亚洲货币单位也将于近期启用。依笔者看来，推出亚洲货币单位将有利于“亚元”的推出，只是在亚共体尚未建成的情况下推出可能困难较多。

第四，构建亚洲联盟（AU）――构建“10+3”机制下的经济与政治联盟。亚洲联盟（简称亚盟）应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联盟。但政治联盟的难度往往要大于经济联盟，而经济联盟的最终目标则是发行统一货币――亚元，并将区内所有国家货币取而代之。但这一过程必须随亚洲货币体系的完善而不断推进，本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将亚洲共同体顺利过渡到亚洲联盟新机制的建立。在亚盟新框架下，不但资本在亚盟内实现完全自由流通，而且还需创设亚洲货币局，并为未来的亚洲区域性中央银行的成立创造条件。

第五，发行人民币国际债券。人民币国际债券的发行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和范围的扩展。通过发行以本币计价的国际债券，可以为本国企业创造一种低成本、低风险的国际融资方式。不仅可以扩大人民币的跨国境流通范围，使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行使价值尺度、支付手段等国际货币职能，而且可以使我国获得丰厚的国际铸币税收入。通过发行人民币国际债券，中国可以仅凭较低的利息成本来获取国际上的其他硬通货和商品，进而获得在国际范围内的购买力。美国正是依赖于这种机制长期维持其经济金融大国的地位，并可以长期保持财政和贸易双赤字而不用担心发生支付危机。

第六，推行人民币资产的直接对外投资。随着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以人民币资产直接对外投资也将是人民币直接跨境流通的重要方式。对外直接投资（FDI）是现代资本国际化的主要形式之一。近年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尤其是2004年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空前的发展速度，两年的增幅达182.5%。然而，与美国相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仍然很小。1987～2003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占其GDP的比重达到了100%以上，而我国2003年仅达到了0.24%，可见其间的差距。从美元的经验出发，我国要推出“亚元”，并最终实现人民币全球化，长远看来，应该加大我国对外投资的规模和力度，鼓励和扶持国内优秀企业跨国经营，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通过人民币资产的直接对外投资，输出人民币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力，以确保人民币实现“亚元”化后其国际化目标的最终实现。

第七，最终推出亚元――发行亚盟单一货币。上述条件均已具备后，亚元的发行与流通，便会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其实，欧元区的进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例如，在原先欧盟15国中，还有英国、瑞典和丹麦三国完全满足了加入欧元区的条件，但它们却至今仍不愿进入欧元区，甚至此前英国一直不愿加入欧洲货币体系，其间经过了17年的讨价还价，英国才勉强进入欧洲货币体系。有人说，英国人对美国的认同远远超过了它对欧洲的认同；而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特有的怀疑主义态度使他们极不喜欢欧洲统一（挪威至今没有加入欧盟）。亚元区的构建也必将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但亚元区建成后，亚盟将以“一个声音”说话。在国际社会中，一体化后的亚盟及“亚元”，将与欧盟及欧元、美国及美元形成均衡的三足鼎立之势。

八、推出“亚元”区域性货币存在的障碍和问题分析

“亚元”这一区域货币合作的推出，有一系列的条件要求：一是区域内各国的经济指标趋同或者有趋同的基础，主要是指区域内各国经济开放度、内部贸易与投资的趋同、外部经济冲击对区域内各国影响的对称性、各国对经济扰动的调整速度、各国经济发展水平、通货膨胀率、金融体系的相似性、政治协调性及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与紧密的协调机制等；二是各国要有合作的政治意愿，包括加入货币区国家愿意牺牲部分政策自、区域内国家的政治支持、区域内核心国家的主导作用等。

就目前而言，东盟推出“亚元”这一区域货币合作面临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笔者主要从经济和政治两大方面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制约了区域货币合作的进程

东盟成员国虽然全部都是发展中国家，但国家的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的差异。东盟地区内部新兴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等不同类型的国家（地区）共同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比较大，没有欧共体建立欧洲货币体系时经济发展那么接近。

从经济规模总量来看，东盟10国中存在巨大差异，其经济规模呈明显的梯度态势，并且各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以2006年东盟各国的GDP情况看，最高的印尼3642.59亿美元，最低的老挝只有35.22亿美元，相差103.42倍。从各国人均GDP来看，目前，文莱和新加坡人均GDP约为3万美元，而老挝、缅甸、柬埔寨三国人均GDP还不到600美元，前者是后者的40多倍。经济发展并未表现趋同，外部冲击对各成员国的影响不对称，对区域货币一体化的形成条件还有一定差距。

从开放程度看，成员国之间经济开放度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国家的经济开放度均高于100%以上，新加坡更是高达300%以上。而老挝、印度尼西亚、缅甸的开放度最低，都未能达50%，还不及欧元区2000年贸易开放度70.8%的平均值。

从2006年东盟各国的通货膨胀比较来看，各国通胀率水平不均衡。低通货膨胀的有文莱、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等，高通货膨胀率的为缅甸、印度尼西亚，最高通胀率的缅甸和最低通胀率的文莱相差100倍。根据哈柏勒的理论，若加入货币联盟国家之间对通胀偏好不一致，将会影响超国家中央银行政策的制定，从而对中央银行政策的可信度产生怀疑。

从东盟各国贸易产品种类看，各国产业结构呈现类似性。凯南认为，产品多样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在应对国外商品需求发生变化时，由于多种商品的需求相互交叉的影响，可以消除国外需求的波动，保持经济的相对稳定。因而，在产品多样化程度高的国家之间更适合于实行固定汇率制，组成单一货币区。但由于基本都采取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主要对象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东盟各国产业结构相似度高，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较大竞争。从各国出口产品的专业指数相关系数来看，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盟4国与中国的相关系数都分别在0.8与1之间。各国产业结构相似度高，不利于产品多样化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较大竞争压力，这对区域货币的建立是不利的。

（二）政治障碍是当前制约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的重要因素

Mintz(1970)认为政治上联合的意愿有时候被认为是采用共同货币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Cohen(2000)指出，货币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的，货币关系最终反映出国家的权力安排。Mundell(2001)则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融合，却要求各国放弃本国货币转而加人单一货币联盟，在全世界范围内可能都不会成功。欧元得以顺利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欧洲有一个强大、统一的欧洲联盟。国际货币合作一定程度上是非常脆弱的，会受到许多敏感因素，如政治、民族情绪等因素的影响。因为区域内部的国际协调涉及生产、分配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在许多时候已经超出了货币金融的范围。货币合作需要让渡一部分的国家，主要是货币，执行某些共同的政策，建立统一协调区域内部经济金融政策的超国家的机构。西方文明有一种很强的契约观，各国非常强调要有一种正式的制度来约束参与合作的各方，因此也就能够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如为了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一个大欧洲）而彼此让渡或放弃一部分的，如货币等，从而使欧元能够顺利诞生。

相比较而言，在东盟地区，比较年轻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历史以及社会―政治改革制度的较大分异，使东盟国家高度重视国家的，强调不干预国内事务和通过一致同意的方式达成决策。领导人既不希望通过确立超国家机制以协调本地区的经济活动，也不希望利用约束性强的协议来监督和管理成员国对协议的遵守。这样，用来保障成员国遵守承诺的超国家机制的缺乏，连同传统的“东盟方式”(建立在一致同意基础上的决策程序)，已经减缓了东盟区域货币一体化的进程。这就意味着，东盟货币区域合作进程的推进，有赖于东盟机制的强化和具有约束性的规则和程序路径。然而，一贯以松散的结构化组织为特征的东盟，显然在朝着这种更为结构化的、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转变上进程缓慢。

此外，东盟各成员国政治愿望的缺乏是东盟货币合作走向区域货币联盟的极为重要的一个障碍因素。东盟国家政治制度和体制差异大，既有社会主义国家，又有资本主义、军政府国家，既有信仰佛教的国家、也有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并存，各国的文化、语言差异性较大，造成各成员国之间观念的差异性较大。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成员国大都把推进区域货币合作看作是一种必要的、不可避免的进程，但是，许多成员国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区域货币一体化能够给各国带来的好处。尤其是欠发达成员国更为担心“亚元”这一区域货币一体化将对其经济、社会和政治造成威胁的风险。

再者，东盟国家政治多元化和政治冲突也将成为东盟区域货币联盟的极为重要的一个障碍因素。东盟国家民族主义的根源随时都可能使领土问题成为热点，爆发冲突，可能成为破坏合作的祸根，如2008年以来发生的柬埔寨与泰国的边境冲突。所以，东盟要想建立货币联盟必须首先排除存在的政治障碍，取得相互间真正的信任。

区域货币不论采取何种具体模式，其都要经历一个由易到难、由低级阶段开始逐渐向高级阶段过渡的分阶段的动态合作过程。一般都要经历先建立区域货币联盟，再建立区域货币单位，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建立区域统一的中央银行，最后又次区域中央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的渐进过程。2001年10月13日蒙代尔在“新型创业资本市场”论坛上指出，亚洲货币统一面临着比欧洲大得多的障碍。欧洲选择了一种单一货币，意味着一种高度的政治整合，而这种整合程度在政治多元化的亚洲是很难被接受的。

九、结 论

从经济角度看，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中国和东盟十国与欧盟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但差距不大。从政治角度来说，区域内各国家之间达成相互信任和谅解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虽然从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分析目前形成最优货币区还有一些困难。但如果从动态看，当今世界竞争日趋激烈，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特征的多样化经济格局逐步形成，如果我们举步不前，恐怕只能沦为其他区域经济组织的附庸。蒙代尔本人也认为最优货币区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分阶段逐步实现。因此，目前致力于推进中国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实行与之相适应的单一货币，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行能够在亚洲次区域流通的单一货币――“亚元”，是我们面临的现实而必然的选择。欧盟从1952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立到现在欧元的广泛使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只是我们与欧洲处于“最优货币区”筹建的不同阶段而已。在此我们可以乐观地预见：随着大中华经济圈货币体系“华元”的建立和其后大湄公河次区域货币一体化联盟“准亚元”(人民币目前在一些周边国家已部分执行此职能:目前我国已与越南、蒙古、朝鲜、俄罗斯、老挝、尼泊尔等国家签订了双边结算与合作协议，2004年人民币在中越边境贸易中的结算量约为81%，中蒙边境贸易中的结算量约为90%，中朝边境贸易中的结算量约为45%，中俄边境贸易中的结算量约15%，人民币已经成为与这些国家边贸结算中的主要货币)的推出，必将促进中国和大湄公河次区域以及亚洲各国经济的共同稳定和发展。由此观之，一旦此二货币体系能够顺利推出，则以人民币为核心货币的东亚货币一体化就能够顺利实现，那么以人民币为核心货币的“亚元”的推出也就为期不远了。

我们可以乐观地预见，世界货币最终的统一将建立在几大区域性国际货币基础之上，并在广泛的国际协调上与制度框架内执行其世界货币的职能。笔者以为，未来IMF货币的改革进程将和区域内国际货币-体化发展进程相交织，并最终创造出一种完善的世界货币。尽管“亚元”推出的过程可能是漫长的，但这或许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演化趋势的一部分，人民币也终将随之成为国际化货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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