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地域文化与企业家精神

提要本文通过分析地域文化、制度变迁与企业家精神形成的逻辑关系,提出新特的地域文化环境对企业家精神的掣肘,揭示新疆经济落后的深层原因,为提高新疆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高理论依据。

关键词:地域文化;企业家精神;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一、地域文化与新疆制度变迁的逻辑关系

哈耶克认为:“文化乃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这种规则可能起始于人类所拥有的不同的环境情势下知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能力”。文化的经济学界定是:文化是指人们所习得的与遵从的特定价值观体系,它构成了人们的主观模型,人们无论是进行生产、交换还是分配、消费活动,总是需要一个特定的价值观体系来帮助判断决策。文化的内容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传统文化是通过对人们一生都会产生影响的文化观念和习俗,赋予不同区域人群以不同特性,传统文化精神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通过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导向、规约、激励来发挥作用的。文化精神的导向作用表现在:文化精神为经济行为主体提供明确的价值参照系,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把人们导向有价值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不同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人群会出现不同的社会经济活动取向。文化的规约作用表现在:特定的文化精神构成经济行为主体的潜在行为规范,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么,使不同文化精神背景下的人群的经济社会活动维持不同的秩序风格。文化精神的激励作用表现在:文化精神往往构成社会行为主体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内在动力,为他们提供克服困难、解决疑难、忍受劳苦的心理暗示与信念支撑。因此,传统文化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是通过经济主体内在的价值理性认同过程和外在行为习惯重复过程实现的,是自觉自愿潜移默化的过程。

制度经济学认为,用以界定、规范和协调人们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经济制度”由“制度”和“非正式约束”两部分组成。正式制度是人们自觉地、有意识地创造出的一系列规则,如宪法、各种政策规定、个别交易活动的个别契约。非正式约束则是指一个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的、不依赖于人们主观意志的社会文化传统和行为规范,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对于实际的制度变迁过程具有重要的影响。这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应归功于诺斯,他在理论上说明实际制度变迁过程总是制度变化与非正式约束变化的统一和互动的过程。诺斯从四个方面对非正式约束与制度作用关系做了经典性阐述:第一,就长期制度演进来说,非正式约束具有决定性意义,它决定着制度的演变。一次通过剧变进行的制度变迁能否收到预期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方向是否同非正式约束的自发演变方向相一致,是否有后者的相应变化相配合。第二,实际的制度作用过程往往从边际变化开始,在正式制度作用的边际,通过非正式约束的演进,逐渐达到某个发生质变的度,然后正式规则和正式制度产生变化。第三,由制度非均衡引发的制度变迁的目标是实现制度均衡。制度均衡意味着制度约束的最佳供给,并且与非正式约束具有相容性,一旦背离这种情况就会出现社会摩擦、甚至动荡,以及制度作用变形的“制度畸形”。第四,相对于正式制度,非正式约束在正式制度作用过程中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一是非正式约束变化的累积引起正式制度变迁,这种情况一般适用于诱致性的渐进制度变迁;二是非正式约束的滞后:由于非正式约束中内在的社会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其变化可能明显滞后于正式制度的变化,特别是在正式制度的变化通过“突变”的方式进行的激进制度变迁情况下。

二、绿洲经济与新疆地域文化特征

新疆在西部有一定的典型性,它地域广袤,大片土地被沙漠、戈壁、高山覆盖,在其间散布着大大小小的绿洲。绝大部分的社会经济活动是在绿洲上进行的,在绿洲之间没有或很少有人居住。新疆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它的经济区域被分割,它的经济发展不能不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绿洲经济具有明显的三大特征:分散性、封闭性和独特性。

第一,分散性。新疆绿洲主要分布在塔里木、准噶尔两大盆地周缘和其他盆地、谷地内,以分散为多见,集中连片不多,互相被荒漠隔离,近者相距几公里、几十公里,远者上百或数百公里。这种分散性,造成绿洲经济分散,且不利于生产联系与合作,加之经营方式粗放、投入不足、技术含量低、管理水平差,致使绿洲经济规模偏小、效益不高。如,新疆工业虽有一定基础,但大型企业只有45家,中小型企业却占企业总数99%还多,工业总产值(乡及乡以上)只占全国1%,乡镇企业产值仅占全国乡办企业总产值的0.16%。

第二,封闭性。由于绿洲分布非常分散,且新疆大片绿洲间距离较长。如从新疆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乌鲁木齐到重要的旅游城市喀什,两地航空距离约1,000公里,陆路交通距离约1,400公里,犹如北京到上海的距离。这就导致新疆绿洲产品向外运输线长,传统自给性强,自然形成了独立的生态、文化及经济系统,并且与外界隔膜严重,绿洲虽然开放程度不断加大,但封闭、半封闭性难以在短期内彻底改变。

第三,独特性。相对封闭的经济、文化环境的长期存在及独特的自然风貌,形成天山南北不同绿洲不同的地域文化、不同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这种独特且稳定的绿洲经济特性也给新疆覆盖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新疆拥有我国最广阔的地域空间和丰富悠远的民族文化,但是地处偏远的大西北,远离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达的中心地区,与外界往来的空间距离远,各种交流、出行、交易成本高,先进的文化、观念、信息、知识、技术难以迅速波及和驻扎。与新疆相临的周边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相对于新疆的经济和文化还有所不及,使新疆孤独地矗立于中亚,远离海洋文明与西方进步,形成了独特的“孤岛文化”,如果把绿洲形容为“土围子环境”,整个新疆则是一个缺乏地域优性文化包围和熏陶的大的“土围子环境”。“孤岛”使新疆与祖国中心区域产生了隔膜,新疆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又被广袤的沙漠干旱地区与绿洲瓜分割据,绿洲内部同样缺乏沟通、联结和融合。

“孤岛文化”实质就是封闭与静态化的绿洲经济社会体系,表现出超稳定环境特征。(1)绿洲经济本身的分散性和封闭性。绿洲居民与外界交往困难,交往成本高,绿洲内部居民走出封闭空间与外界交往的频率低。比如,从喀什到乌鲁木齐,火车运行时间达29小时44分,很难直接得到乌鲁木齐这一中心地区文化信息的波及;(2)新疆广大农村民居大多独门独院,围墙用泥土或砖石垒砌而成,对生活模式的理想选择是封闭中的宁静和独立中的安全。由于受外界冲击较少,必然缺乏忧患意识、竞争压力和变革动力,排斥新观念、新技术。这种超稳定的文化结构还具有很大的张力,排斥外来思想和文化。对外交往与交流的缺乏反过来又使新疆这种独特的“孤岛文化”更加稳固,对新疆制度的变迁形成了强大的非正式约束力量,如同经济、政治、文化三种力量中的短板,拖住了新疆经济发展的脚步,同时无法实现新疆各产业的融合发展。

三、落后的地域文化不利于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形成

谁是创新的主体?对此熊彼特给出明确的答案: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灵魂”,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企业家是把实现新的生产方法组合作为自己职能的人。“企业家之所以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企业家具备一种不同于常人的品质,即“创新精神”,亦叫做“企业家精神”。所谓企业家精神,主要包括:(1)企业家的“首创精神”和甘冒风险的大无畏精神;(2)企业家的“成功欲”;(3)企业家甘冒风险,以苦为乐的精神;(4)企业家的精明理智和敏捷;(5)企业家的事业心。企业家本身的素质决定了他自始至终是实施创新的人。

可见,企业家创新精神是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动力,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是区域产业竞争力提高的关键性要素。然而,企业家阶级其空间分布是不均匀的,发达国家的企业家人数明显多于发展中国家,我国东部地区企业家数量显然多于西部。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企业家数量分布的不均衡性和企业家阶层及其创新精神的来源,熊彼特却并没有给予明确的说明。

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供给,就没有企业发展的微观基础,没有企业的发展,就谈不上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提高。任何地区经济竞争力的提高都必然与创新、融合发展、市场风险、规模经济等相伴随,就离不开企业家精神这一企业发展的微观基础。但是,新疆自然和社会环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地域文化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形成。

新疆“孤岛文化”和“土围子环境”是在长久农耕文化基础上形成,与现代工业文明格格不入。僵化的氛围造成了新疆企业及企业家阶层的封闭性,严重制约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激发,继而影响了经营理念和经济效率。突出的表现是:(1)“贫困的贵族”现象。农民守着远多于东部居民人均拥有的土地,宁愿很多资源闲置也不愿意参与市场交易活动。自留地出产的各种蔬菜、瓜果等农副产品只用于自己享用,房前屋后大片的空地或林地不愿意从事饲养或用于交易的生产种植以增加收入。与此同时,农民手中并没有多少闲钱购买必要的生活用品,经济拮据。在城市,有些市民宁愿接受最低生活保障也不愿意接受相对脏、差、累等工作来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用表面上的自尊维持着捉襟见肘的生活;(2)故步自封同时自以为是。在观念意识上拒绝合作,排斥商业文化,对新形势、新科技、新项目、新产业不相信、不认可、不接受,使新疆市场经济意识的确立、制度与政策的落实与完善过程很长;(3)求稳怕乱。比较东部江浙的农民只要有1/10的希望就百分之百地敢闯敢试,新疆的农民包括很多市民哪怕是有90%的可能都不敢尝试,排斥开拓,畏惧风险,回避挑战,不敢创新,还对新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正式约束产生消极的抵制作用。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张佑林.现代经济增长的文化动力探源[M].财经论丛,2005.3.

[2]郑海航.中国企业家成长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3]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