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城区复兴\银发革命与养老产业的选择

摘要：新旧城区分野发展是我国各地城市化进程中在城市结构形态上的通常表现。旧城区乃至旧城的更新成为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鉴于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的现实，并参照旧城区的城市基础以及社会生态，确定在旧城区大力发展养老产业，以此作为旧城区的战略定位，或许是旧城区寻求全面突破的一种根本方法。

关键词：旧城区复兴；银发革命；养老产业

中图分类号：TU9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1)－01－14(6)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启动大规模、全方位的旧城改造以来，城市更新与旧城改造便一直是城市规划学界与各级城市政府关注的焦点之一。梳理我国仍在继续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不难发现旧城更新几乎是与绕开旧城的新城建设齐头并进的一支有生力量，二者共同构成了我国城市化快速实施与展开的图景。

既往的理论研究与现实实践，对旧城的更新或改造一般都侧重于物质层面的变革，即旧城外在形式的革故鼎新：在旧城区里建置类似新城那样的现代性的道路、广场、楼宇以及重新优化旧城的空间排序等。这种旧城改造方式，忽略了新、旧城之所以会呈现出两张截然不同脸面的内在原因分析，未识旧城区为旧、旧城区在当下的经济竞争与社会发展格局中落后的真谛。

1、旧城区或老龄化城区的问题实质

旧城之衰微，表面是城市建筑的陈旧、设备设施的破败等，实则是旧城区人口结构比例失衡、旧城区生机与活力缩减，特别是旧城区传统产业的凋敝。因此，旧城区更新与改造，似乎要处理的是一些技术性事项，是重塑与再造旧城区的物理空间，实际上是如何针对旧城区的产业缺乏活力、人口结构老化等城市内容而进行的城市治理或重整的系统工程。

资源、禀赋、要素在新旧城区的流转，犹如在城乡之间的流转。有论者通过对浙江数十处古村落的产权、使用状况进行调研，发现由于古村落内生活力的衰微而产生的挤压效应与新兴城镇、城市化所带来的虹吸效应，把古村落中年轻、高素质的居民吸引离开，以致留守居民“多以老年群体为主体”。这种城乡关系中城市对乡村资源的聚敛、虹吸效应，在同一城市的新旧城区间同样存在。

由于旧城区内部的传统产业相对不再具有竞争力，故而旧城区无法吸纳、承载尽可能多的优秀人才一主要是青年群体。同时，在城市政府主导的产业布局下，新城区有着对各种资源要素强大的聚集功能，新旧城区之间遂产生了加速各类要素转移的级差势能各类资源禀赋从低位阶势能的旧城区不断渗出，逆向流动到高位阶势能的新城区，旧城区日益衰落而进入恶性循环的怪圈，新城区日渐繁荣，新旧城区间的差距日渐拉大。有学者在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城市衍生众多新城区的现象后指出，“新旧城区各自孤立发展、不相协调”，其中即包括“新旧城区产业联系薄弱”。

各种资源、禀赋与要素持续不断地从旧城区向新城区转移，结果之一就是目前的旧城区普遍提前演变成老龄化社区，成为一个个具有鲜明边界的小规模老龄社会。依据社会空间统一体理论，社会与空间存在辩证统一的交互作用和相互依存关系。这样的旧城区或老龄化社区，产业持续衰退，建筑陈旧老化，市政设备设施日益落后，公共品供给短缺，城市物理空间逼仄，城市社会空间紧张，各种挑战和问题交织在一起。更不幸的是，由诸多矛盾所带来的复杂局面增添了市政当局与开发商对旧城区持续扶持与改进的难度，以致在新城开发成本相对比较低下、绕开旧城推进仍具有比较优势的情况下，旧城区只能接受被边缘化命运的安排，旧城区的重整难以获得相应的资源注入。

资源的单向、线性流动持续在新旧城区间进行，长期的结果是：物质、能量、信息等要素无法在城市的新旧城区间形成闭合的自循环系统。新城区在一定时段内聚集资源并获得成长，但到其成熟期，资源要素便会被另一个新的城市生长点所吸引。新城区成为资源要素的漏斗，只能在一定时段上发挥容器功能。当其容器功能弱化时，所谓的新城区便开始衰微，最终成为后来的旧城区。长期来看，整个城市图框下的旧城区在城市生长点相继出现的情况下不断蔓延、扩张。(图1)

综观我国目前的城市结构形态，新旧城区宛如在同一张城市整体的底图上分别采取阴阳手法绘制的不同篇幅。新城区欣欣向荣、色彩明快，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市政建设与商业开发目新月异，大型工业项目与园区经济扎根落户，新城区不断分蘖生长，成为城市经济的增长极和社会亮点。相反，旧城区暮气沉沉，城市色彩灰暗，道路狭窄，交通拥挤，住宅破旧，而且因旧城区企业数量减少而造成就业艰难、民生困顿，更要命的是旧城区经历人口迁移后，人口老化现象严重，匮乏新兴产业所需的综合性高素质人才，无法实施追赶战略。

旧城区这种令人担忧的表现从经济上分析是缺乏支柱性、支撑性的现代产业，从社会发展阶段与社会类型上判断又是不折不扣的老龄化城区。在旧城区的产业衰微与老龄化城区的特征关系上，产业衰微、产业空洞化又是具有根本决定意义的一面。

旧城改造虽然已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话题，局部地方与个别城市实施的旧城复兴经验常常仅具有示范意义，缺乏普遍推广的可行性。无论是深圳城中村、“旧城区和旧工业区的改造重建”，还是上海“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浦西老城区的“改造重建”，抑或香港“十年建屋计划”期间对原城市建成区的“更新重建”，都得益于这些城市自身整体上强大的自更新动力与能量，能够通过有意识的对旧城区的弥补性调整而取得整体城市物质形态的协调。但这类区域、全国或世界城市所拥有的强大自更新能量是普通旧城所没有的。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一般性城市无法通过在新旧城区间有意识地配置资源而卖现旧城区复兴。

不过，旧城区如果能像新城区那样选择符合时代需要，并能与旧城区现有资源禀赋相匹配的产业，把该种产业作为旧城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予以发展，旧城区就有可能聚集起各种要素、重整各种资源，旧城区作为城市整体底图上的暗淡部分就可能再次熠熠生辉。对于旧城区来说，这个具有前途的产业便是养老业。

2、银发革命与旧城区的目标定位

不同产业在城市不同区域的不均衡分布有历史原因。在大规模城市化建设之前，旧城区在产业聚集上具有优势，旧城区一般是传统产业的聚集地，如食品、纺织、机械制造等行业集中的地区。然而，自我国乡镇企业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异军突起后，旧城区同质性的产业、企业便在竞争中相继败北，旧城区的这些传统产业不断输给乡镇企业。几乎与此同时，我国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但鉴于旧域改造成本高昂，城市化的力量通常选择另辟蹊径的方法，新兴工业与工业园区遂在新城区安营扎寨，新城区建设蔚为大观。新城区一旦成为城市的增长极，必然要把贮存在整个城市的主要资源与能量吸收走，旧城区的更新与改造难获良机。与物质性要素单向流动相伴随的是，年轻人纷纷离开不再为其提供良好就业和发展空间的旧城区而进入新城区，只 有老弱病残等在旧城区留守。

老龄化旧城区形成的根源在于产业缺乏活力、原有产业失去竞争优势，人口老龄化、建筑与公共设施陈旧等是该后果的表现形式。由于“城市发展的原动力是生产力”，而“入是城市的主体，说到底，城市的生命活动，主要是人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老龄化旧城区的改造就需要考虑产业和人这样两大方面，不能仅仅停留在旧城物质性结构的”变脸”上，不能局限于技术性的修补。所以，在城市规划的技术操作下，寻找契合、匹配旧城区人口老化等禀赋现状的产业，并培育成旧城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动力源，增强旧城区的体魄，才是旧城更新的治本之策。结合时代特征与需要，宏观把握与衡量旧城区的资源禀赋，在旧城区发展养老产业等现代生活业无疑是一种具有可行性的理性选择。

2.1　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并向重度老龄社会转化，为旧城区探索、发展养老产业提供了历史性契机和时代需求

关于老龄或老年社会的标准，通常采取联合国的定义方法。依据该标准，当一个社会65岁以上的人口占7％以上、0～14岁的人口在30％以下、老小比例在30％以上时，即属于老年社会。以此标准衡量我国的人口结构，我国无疑已迈入老年社会的门槛。对此，全国老龄委常务副主任陈传书指出，“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已超过1.67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2.5％，是世界上唯一的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预计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增长到2.47亿，2030年达到3.63亿，2054年达到峰值4.72亿，约占届时全国总人口的34％”。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我国面临的养老任务异常艰难、养老形势异常严峻。

另一方面，关于旧城区、老工业用地等的更新改造手段，既有的理论认识与实践做法通常是，要么在必要的局部调整后发展创意产业，要么在推倒重建的“彻底整容”后借用旧城区地处中心城区位的优势来发展金融、保险、咨询等生产业或总部经济。但如上文所言，此种旧城更新的方法只能在小范围内实验，缺乏在更大尺度的旧城空间普及推广的价值。旧城区内含着一种发展适宜的产业的渴望。

各地商业地产虽在养老方面有所尝试，但其设定的目标群体非常有限，主要是一些高端富有的老人。例如上海有“绿地孝贤坊”、北京有“太阳城”、武汉有“颐乐园”等商业性养老社区，不过却因购置入住成本高企而将普通老龄人群拒之门外。

鉴于旧城区均已提前迈入老龄化社区且空巢家庭不断增多的现状，以及我国的老龄化是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到来的现实，旧城区发挥养老、居住低廉的比较成本优势，在探索新的社区养老模式方面无疑能够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

2.2

旧城区宜人的尺度与适当的物理空间、温馨的社会生态，是旧城区发展养老产业的天然优势

厘清不同城区自身的资源优势，是针对性地确定不同城区的功能承担，做好不同城区经济社会规划的前提。

旧城区相对新城区，无疑会因其基础设施、建筑乃至城市面貌的陈旧而给人落寞、消沉感。旧城区给人的此种观感，无法确保它在吸纳诸如科技服务、现代资讯等新兴或高端服务业进入方面能够产生与新城区那样等量齐观的魅力。然而，旧城区如果避开与新城区争夺那些所谓的高端或新兴产业，则旧城区的劣势恰恰或许能够转化成新城区所无法拥有的优势。

旧城区的物质技术基础固然陈旧或落后，但旧城区的物理空间是以人的尺度为标准而历久建构起来的：道路宽窄适宜步行，不至于产生空旷感；住宅虽有点破旧狭小，但起居方便；其他建筑和城市标志也都体量适中而不会对人形成压迫感，形制平实而不会对人构成怪异感。更重要的是旧城区这一物质容器中承载着丰富而细腻的社会网络和组织关系，旧城区的老街坊、老邻居彼此有着斩不断的情感联系，对旧城区有着共同的集体记忆，对这一地域有着共同的认同。有论者指出，在旧城区相对衰落的物质环境背后，正是那种“经过数十年时间逐渐稳定的社区结构、生活方式以及人际网络”等生活形态和城市生活“细节”，才是吸引众多向往城市生活的人的魅力所在!

调查统计显示，旧城区的老人一旦迁离该城区，往往会造成心理波动，内在的伤害要强于对形体上的影响。这或许是不少老人在迁离旧城区后快速衰老或死亡的原因之一。

相对而言，目前的新城区在设计、规划与建设等方面都还不是生活性的。由于新城区诞生的背景使然，新城区主要承担着功利性的目的，即推动新城区成长，希望它发育成经济的增长极、社会发展的引擎。现在，不少新城区固然市政设施都非常现代化，新城规划体现出前瞻性，新城区充斥着大马路、大广场、高楼大厦，新城区的绿化、美化、硬化、亮化等做的也非常好，但把人这个主体放置到新城，便能够立即感觉到生活的不便、生活氛围的缺乏!新城区从出世起就未为“宜居”这一主题而认真准备过，生活配套总体上缺乏统一协调性。新城区是经济的帝国，对老龄群体来说却不是“理想之城”。

在城市化进程继续推进、农村人口不断进入城市以及银发革命已经到来并将进一步重度化的情况下，城市既要容纳洗脚进城的人们，又要划定一定的区域为颐养天年的老人提供空间，就不能不考虑让旧城区承担起发展养老产业的功能或使命。例如，有人在研究了可以涵盖于旧城区的一个历史文化街区的养老模式后，认为“老年住区的模式则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利用提供了一种新出路”。如果适当分流某些旧城区过于拥挤的人群，或对某些过于空荡廖落的旧城区替补进适当的老龄人群，使旧城区的人口承载量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上，则旧城区有望实现凤凰涅。

3、旧城区实施城市更新、发展养老产业的技术性思量

老龄化旧城区之所以在近来的城市化进程中相对衰落，内在原因是老城区产业的空洞化。一个城市或城区，如果无法保持生产职能也即无法依靠自身机制生产财富，其衰微乃至没落将是不远的事情。所以，重振老龄化旧城区，必须坚持培育其内在的发展动力这一原则。而老年人群在自然规律的作用下，对物质设施的要求通常会更加关注实用性、便利性，会从人本需要的角度提出一些诉求，对建筑与市政设施、设备，诸如装潢、修饰等外在形式的表达等一般不会予以过分强调。他们对养老社区硬件的要求整体上表现出返璞归真、追求本色的特点。这种生活消费的特征使旧城区在发展养老产业等生活服务业上具有良好的现实条件和匹配性。

3.1　旧城区必要的技术改造

旧城区虽然在空间的宜人尺度、设施设备的实用性等方面具备与老龄群体较好的适应性，但如果在旧城区发展养老业等现代生活业，为老龄群体提供符合现代性的生活服务，满足老龄群体安度晚年的生活需要，对旧城区进行适当的技术性改造也是必要的。

诚如上文所言，旧城区一般都缺乏较完善的公共品供给，因此诸如环境的整治、水电气与公共交通的完善等就显得非常紧迫。而旧城区所有的技术性改造与硬件设施的更新，都以适应老人的生理特点和需要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