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下微博自净化探索

作者：何苗 单位：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

由新近公共事件中的舆论博弈所引发的关于微博自净化讨论

事实上，我们对于微博的广泛关注，并不仅仅因为其是一种新型的网络社交服务和信息传播平台，而是因为它在近来一系列的突发事件、公共事件中所扮演对舆论具有很大影响力的类似于“监督者”的角色。早在2009年的湖北宜黄强拆事件中，我们就见识到了微博强大的与事件几乎同步的报道效力。正是由于报道中呈现出的强烈的即时性和现场感，使得许多网友加入到对此事件的关注中，最终为此事件的解决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日本3.11大地震之后发生的抢盐潮，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让我们感受到了其强有力的辟谣能力。随后还有“郭美美事件”，微博几乎是以“第一推手”的称号在这场由网络事件上升成的公共事件当中，积极地传播、引导、监督着。而在“7.23甬温线动车事故”发生后，微博用户广泛地关注、转发、评论，一时间使得微博成为了公众舆论的风向标。此外还有最近在全国范围内广受关注的毒胶囊事件，其发端于一位央视著名主持人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发表了一条警示公众不要再吃老酸奶和果冻的消息，原因是这些食品存在严重的健康安全隐患。

以往以私人交流性为主要使用目的的微博，现在已逐渐被许多政府部门、传统媒体、企业等加以利用。甚至有人提出了“微博问政”这一新主张，要求将微博的社会监督功能发挥到极致，真正实现话语权的解放，让全民都能享受自媒体到来的时代。而在这一场由新近公共事件中的舆论博弈所引发的关于微博的讨论中，一个概念频繁进入我们的视线，这就是所谓的微博自净化。关于媒体自净化的功能，其实早在网络诞生时就已经出现。传统媒体线性的传播模式割裂了受众两者双方的角色互换，因而无法满足公民的话语表达意愿，话语霸权一度成为了许多问题无法顺利解决的关键。直至网络公共空间的形成，民众开始拥有了较为开放和公平的舆论发表平台，不同言论、观点的碰撞，让相对僵化的社会权力体制出现松绑。基于意见的自由市场而发展起来网络，具备了这种自净化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也帮助网络逐渐成为了社会民主建设进程中不可取少的一个监督员。时代的发展必然会带来新鲜的血液，而微博就是如此。

微博横空出世后的种种表现不仅让人们惊喜，也让人们逐渐开始审视这种新型媒体究竟有多大的能量，又能否从根本意义上改变现有的传播格局。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中，微博被称为是最具杀伤力的舆论载体。其杀伤力主要是针对突发事件的舆论传播而言，其自身的即时性、草根性、移动性、互动性等特点使其成为突发舆论事件的天然载体。在对突发事件的传播中，微博不仅成为了舆论传播的中心和渠道，同时也参与了舆论形成、发展和引导的过程。微博的这一如此强大的舆论导向能力，按照陈力丹教授的观点来说，就是新媒体“自净化”作用的体现：“它既可能比传统媒体更为迅速地传播流言，但也可能成为迅速制止流言传播的最有效渠道。因为在微博这个渠道上呈现出一种“意见多元”的状态，这种状态有可能使得健康的意见通过观点交锋而战胜非理性的意见，在学理上这是信息载体的“自净化”能力——其实，‘意见多元’本身是更为安全的状态，希冀只有一种意见存在和流通，反而意味着潜在很大的不安全因素。[2]”但就在大多数人肯定了微博的这种自净化能力时，也有不少质疑的声音出现。他们对于微博自净化究竟能否真正实现这一问题发表了许多不同的见解。综合来看，其主要忧虑在于：微博自净化的最终或者说直接表现，在于微博上言论的自净化。但言论是由人创造的，人的理性、知识、思想与认知才是根本上决定言论内容及其走向的关键与核心。如果缺少了人的理性，也不可能存在言论的理性。即使人们掌握了再先进、再开放、再自由的传播技术，也无法真正实现社会范围内的民主、自由、公平与公正。因此，如果微博只是作为一种传播工具，那么它并不能具备自净化的功能，这种功能的实现，必须配合其他的手段或者规则，例如：法律、政策、教育、制度等。对于微博自净化功能的讨论，实际体现了人们关于媒介属性认识的不同观点。媒介到底是什么？媒介与人之间究竟又存在何种关系？是媒介影响了人，还是人改变了媒介？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却总能在不同的阶段为我们的研究带来新的灵感。微博自净化正是如此。

从媒介生态学的角度分析微博自净化

媒介生态学起源于北美。加拿大的多伦多学派和美国的纽约学派是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代表。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第一次提出了“媒介生态”这一概念。他创立的这一表述旨在帮助人们理解传播技术和媒介对文化在深度、广度方面所引起的生态式影响。但将媒介生态学正式推展到媒介研究学术领域的则是来自纽约学派的尼尔•波兹曼，他在60年代晚期将“媒介生态”这一术语运用到了纽约大学拓展媒介的研究课程上。所谓的媒介生态学，是指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来探索和揭示人与媒介、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几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变化的本质和规律的学科。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媒介生态学是人类在处理“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相互关系的生态智慧的结晶。它既反映了人类对媒介生态现象和媒介生态规律的漫长认识，也反映了人类对媒介生态经验和媒介生态知识的逐步积累和系统构建。[3]在媒介生态学中有两个核心概念，即：“媒介生态”和“媒介环境”。在媒介生态学的范畴，西方学者主要有两个关注点：一是技术或者说是以媒介为代表的技术力量对文化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的影响；二是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反思技术理性，企图恢复人的本性和人类与社会各子系统的和谐健康关系。尽管关注点有差别，但西方学者的研究仍是以人为中心，并都围绕着技术或者媒介技术对社会环境产生的影响。

他们将媒介本身视作一种生态环境，是整个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媒介生态”这一概念实际上就是将媒介本身视为一种环境结构，而不同的媒介则会产生出不同的符号环境。我们在认知和感知世界之时，绝不是站在传播媒介之外观望，而是置身于符号结构之中，我们使用某种媒介就是在适应由它所构建出的符号系统。当然，“这里所讨论的符号环境，其本质特征并不在于一种媒介或一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而在于两种以上或多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的并存。[4]”

在此，我们借助媒介生态学观点再来审视微博自净化这个问题，便会获得一种全新的视野和灵感。因为，在媒介生态学的领域内看媒介这种事物，它已不再只是简单的作为一种传播工具存在，而是以一种环境、一种系统的身份不断地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世界。在“媒介生态”这个概念里，与媒体产生一定互动关系的非物质环境都可以是“媒介生态”里的要素或子系统，包括经济、政治、技术的使用、文化等方面，而各个子系统之间的互动也形成了一种“媒介生态”。放置在微博身上，我们则可以得到如下启示：微博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传播工具，或者说一种新型的网络社交服务，它是一个由手机运营商、网络运营商、用户（传者与受者身份统一）、网站创建者、监督方（网络中自发组织、官方组织）等多方共同组建发展起来的一个媒介生态系统。在这个媒介生态系统中，每一个子系统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必须同其他子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协作、相互调整才能实现微博这个大媒介系统的正常运行。微博上的言论，在这个系统中就如同生物体的细胞一样，它的流通必须要符合该系统的一系列类似于生态性的法则，这是因为微博系统中的每一个子系统都有着与其他外界系统的紧密联系。例如，手机运营商和网络运营商在以盈利为目的的前提下，始终与经济系统密不可分。微博用户，即微博上的传者与受者，都有着与自身阶层、文化背景、利益集团割舍不开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监督方，尤其以政府为代表的微博言论审查者，必须将政治、法律、国家政策等因素考虑在其工作的原则之中。譬如，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市公安局、市通信管理局和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共同制定的《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于2011年12月16日出台，再次规定中，微博客用户被要求必须进行真实身份信息注册后，才能使用发言功能。目前该规定已于2012年3月16日成为北京微博老用户真实身份信息注册的时间节点，之后未进行实名认证的微博老用户，将不能发言、转发，只能浏览。同样在2012年3月31日8时至4月2日8时，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分别暂停其评论板块的使用，旨因在微博评论跟帖中出现了较多谣言等违法有害信息，以便集中清理整顿。微博这个媒介生态环境，势必是与政策环境、资源环境、技术环境、竞争环境（与其他媒介竞争造成）等其他社会系统中的环境密切相连的。而从传播学控制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因为任何大众传播机构作为信息的传播者，都不能随心所欲的传播信息，它的传播行为总是受到社会特定的政治制度、政策法规、文化范式构成的潜网的深层控制。由此分析，我们认为，微博作为一种媒介生态系统是具备所谓的自净化能力的。但前提必须是要把微博视为一个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紧密相联的媒介系统而言，否则单纯的工具再先进也只是一堆冷冰冰的机械或是由二进制编写出一套应用程序。透过媒介生态学这种理论我们可以看到，系统性这种原是生态学中的一个术语，已经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媒介，作为一种社会化的产物，它的生存与发展也必然受制于社会中系统性的影响。任何局部性的、独占性的、垄断性的观点都已不再适合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涉及舆论尤是如此，我们之所以强调微博的自净化功能，就是希望在面对与国家、民族、社会息息相关的各种公共事件时，人们能够在自由表达意见的意愿充盈之时，也能享有先进、便捷、开放的传播技术环境，只有这样，多元化的舆论之声才能确实为人类社会带来更多的理性、智慧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