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要“全家福”拍摄轶事

1948年5月20日上午10时，在国民大会堂正式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其后，、李宗仁各自偕夫人，分乘两辆汽车，缓行开往总统府。11时15分，国民政府各机关首长及文武官员齐集总统府大礼堂内，集体觐贺总统、副总统。11点40分，总统、副总统夫妇及觐贺官员在总统府子超楼前摄影留念。这一张照片实际上就是民国政府高级官员在大陆的最后一次“全家福”。

“全家福”拍摄者是谁

“全家福”右下方有“光华照相馆摄”的字样，对于拍摄者来说，这也是一种广告宣传。光华照相馆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御用”照相馆了，位于总统府西边不远的碑亭巷，在南京大大小小20家相馆中“独树一帜”，服务对象以为代表的军政要员为主，总统生日、政府会议、官员合影等许多照片均被其“垄断”，以致有人认为“光华”是“官办”的。

光华照相馆有两个老板：钱树滋和王贵逊，钱树滋的侄女钱竞秀嫁给了王贵逊，因此这“光华”也可称得上是家族企业。“光华”能够揽到如此重要的业务，主要还是因为两位老板通过长时间努力，得到了的赏识。

早在1927年12月1日，和宋美龄的系列结婚照是由中华照相馆拍摄的。中华照相馆是上海最早的照相馆之一，老板是宋子文的同学。蒋氏夫妇非常满意，常常照顾相馆的生意，也就认识了当时在中华照相馆里工作的钱树滋和王贵逊。

钱树滋和王贵逊都是勤奋好学之人，随着技术的提高，名气也越来越大。他俩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翅膀硬了，就想“单飞”开店做老板。可是二人没有什么积蓄，好在钱树滋的哥哥当时在邮政局是个小头头，出资相助。光华照相馆终于在南京的石板桥开业，老板是从大上海来的，生意不错。宋美龄是光华照相馆的常客，也是最好的“广告”，许多高官的太太也都成了“光华”的常客。“光华”生意好上加好。

1935年11月1日，四届六中全会开幕，“二号人物”在合影时遇刺。迅速命令手下展开调查，当时在场拍照的王贵逊也未能避免。经过一番折腾后，惊魂未定的王贵逊才回到家里。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光华”的员工从贵州辗转到重庆，在上清寺重开光华照相馆，在孔祥熙公馆附近，位置很好，生意也不错，“国共和谈”的一些照片也出自“光华”。抗战胜利后，光华照相馆搬到南京离石板桥不远的碑亭巷181号，店面比以前也大多了，有上下两层店面，背后还有洗印车间和大院子，扩大了经营。这个位置介于国民政府与国民大会堂之间，更方便“业务”。

国府还都后，是光华照相馆最风光的时期。蒋氏夫妇亲临光华照相馆时，戒备森严。许多政要对“光华”拍的照片也很满意，于右任还专门题字：要留真相，要到光华。有一次宋美龄与戴季陶夫人一起光临，还挑剔桌面有灰不卫生。讲归这么讲，照相馆主要还是靠技术吃饭的，宋美龄依然是“光华”的常客。

两位老板拍照技术都不错，王贵逊比钱树滋还略高一筹。有一次，在官邸过寿，对钱树滋拍的照片不满意。王贵逊只好冒险再去补拍，干不好真有可能掉脑袋。好在王贵逊拍的照片令蒋很满意，这张“戎装照”后来被加印了几万张大照片，用卡车拖走分发给官兵。也常用此照赠与他人。从此，王贵逊不但是首屈一指的照相师傅，也几乎成了的御用摄影师。此外，洗照片时的暗房技术也很重要，这一般由老板娘钱竞秀负责，如遇到重大题材，则是王贵逊亲自出马，从拍照到整修底片、冲洗照片，一条龙负责到底。

拍摄“全家福”前，光华照相馆已用卡车将设备运进总统府，只留下钱树滋、王贵逊等几个人留在拍摄现场，其余的人布置好场景后均被清场。一百多人的大合影，用的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大转机，能保证每个人头像清晰，不变形。摄影人员早早架好相机，做好充分准备。

当时正值中午，顶光拍摄是有难度的，好在薄云遮日。、李宗仁等人先后顺着红地毯从南向北沿着总统府中轴线长廊走到子超楼前，众人坐好站定后，摄影师在短时间内完成了拍摄。拍摄完毕后，、李宗仁两人即分别偕夫人回各自官邸休息，饥肠辘辘的政要们也先后散去。

据当事人回忆，主拍摄影师为王贵逊。从现存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角度拍摄的“全家福”，最好的一张，当然是主拍摄影师拍摄的。据说，照片拍好冲洗后，照片中人每人一张，底片则按照当时的规矩留在光华照相馆。同时留在光华的底片还有很多张，可惜在“”中，“全家福”底片连同许多宝贵资料都被毁掉了。

原版照片存世不多，成为拍卖热品，2008年11月，在北京的一次拍卖会上，一张高清“全家福”照片以12.32万元的价格被神秘买家买走。“全家福”是民国时期的重要照片，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成为兴趣焦点。

“全家福”上到底有多少人

据当时报道：“总统、副总统夫妇及全体觐贺官员在总统府子超楼前摄影留念。”但是，当时觐贺官员达700余人，当然难以“全体”，只能是较高级的官员才能参加合影。

子超楼前的合影位置早已准备完毕，楼前两边各竖一面国旗，当时楼前的两棵雪松枝叶茂密，伸出高约2米的枝叶（现已长到了4米多）。子超楼前台阶共有十层，每层长13.25米，宽30厘米，每层台阶落差15厘米，子超楼一楼高出地面1.5米，台阶两边设有斜坡，仰角约30度。参加拍照人员较多，几乎将子超楼前全部占满。

参加觐贺的军政要员大多数都参加这次合影，合影人物这么多，如何排位是个难题。这其中既有身高约1.9米的黄仁霖、孙连仲等大个子，又有身高不到1.7米的陈布雷、王云五等小块头，高矮胖瘦不一，更是增加了拍摄难度。在“全家福”上，第一排为坐席，共坐有24人，其后均为站席，第二排站有26人，第三排以后的站位难以完全整齐，许多参拍人员只得在前排人员之间露个脸，利用台阶的高低差错落有致地站立着。

“全家福”上到底有多少人？因为照片上人数太多，排列得也不是井然有序，难以清点，故有多种说法。有人用电脑软件扫描，用高科技手段“科学”处理，得到的人数是“183”。因为有的人头像显示并不完全，电脑也难以识别。

笔者将图片放大后，在人脸上一一编号，以能够识别出相貌为标准，得出的答案是“186”。蒋梦麟身后的杭立武除额头及两眼外，只露出个右腮帮子。

不少人都没能露出全部尊容，其中不乏一些重量级人物。看来能够在“全家福”中找到好位置，显示完整形象实属不易。这“186”人是完全能够辨认出相貌的。

但是，出现在“全家福”上的数量，不应只以相貌明确者为准，凡在“全家福”上露出一丝一毫身影的人都应算上。因此，还应加上两人。

李士珍左后侧的一位政要只露出个额头和两只眼睛，像是个“蒙面人”，仅从额头及双眼难以确认是何人。甘乃光身后还有一人，只露出左侧耳朵和左边轮廓，根本辨认不出是何人。此人所站立位置是第三排，按理官职不低，应该可以多露出些真容。他如此“隐身”，很可能是故意所为，也许是在应付参加“全家福”的拍摄吧！

因此，“全家福”上的准确人数应为188人！笔者以前发文误为“186人”，特此更正。

第一、二排具体有哪些人

尽管“全家福”上的188人难以一一确认，但第一、二排的50位人物作为“全家福”的重要角色，现已全部确定。

“全家福”的第一排为坐席，共坐有24人。总统、宋美龄及副总统李宗仁、郭德洁夫妇四人端坐中间，左右两边各坐十人。左边左起分别为：司法院秘书长茅祖权、立法院副院长陈立夫、国民政府委员戢翼翘、国民政府委员邵力子、国民政府委员莫德惠、国民政府委员章嘉呼图克图、国民政府委员王宠惠、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国民政府委员邹鲁、立法院院长孙科。右边左起为：行政院院长张群、司法院院长居正、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考试院副院长周钟岳、国防战略委员会委员何应钦、国民政府委员钮永建、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监察院副院长刘哲、国民政府委员余家菊、国民政府委员何鲁之。

其中戢翼翘为民社党党委，余家菊、何鲁之为青年党常委，莫德惠、王云五作为无党派社会贤达代表。司法院院长李文范“谦虚”地站到后排，秘书长茅祖权才得以坐到前排，他是前排唯一的“五院”中的秘书长。另外，周钟岳曾被长期误认为是国民政府委员胡海门。

第二排共26人，左起为：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国民政府委员陈布雷、主计长徐堪、文官长吴鼎昌、国民政府委员包尔汉、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工商部部长陈启天、国民政府委员陈光甫、国民政府委员吴忠信、武汉行辕主任程潜、国民政府顾问陈其采、国民政府顾问乔义生、国民政府顾问许崇灏、国民政府顾问姚雨平、国民政府顾问焦易堂、铨叙部部长贾景德、社会部政务次长洪兰友、国民政府顾问刘治洲、国民政府顾问陈策、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国民政府委员蒋梦麟、考试院秘书长史尚宽、行政院秘书长甘乃光、主计处岁计局局长杨汝梅、行政院政务委员郑振文、农林部部长左舜生。

其中，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有陈启天、郑振文、左舜生等人。贾景德曾被长期误认为青年党领袖常乃俊

第一、二排共50人，其中周钟岳、刘哲、余家菊、包尔汉、陈光甫、陈启天、乔义生、许崇灏、焦易堂、贾景德、刘治洲、陈策、蒋梦麟、史尚宽、杨汝梅、郑振文等人均为近期确认。

缺席“全家福”的政要有哪些

这张“总统副总统就任摄影”云集了当时的党政要员，虽有民国政要在大陆的最后“全家福”之称，但是，这张“全家福”的政要并不全，甚至有几位参加觐贺的高级官员都没“露面”。

吴稚晖是最为倚重的民国元老，为蒋的独掌大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从1920年代中后期就甘当的高级幕僚，每遇难事，吴稚晖就以“老资格”出面，冲锋陷阵为蒋保驾护航。吴稚晖逐渐被奉为国民政府中的“首佬”，在许多重要场合装点“门面”。在第二次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典礼合影上，吴稚晖身着短褂，脚穿布鞋坐在夫妇旁边。

1946年制宪国大上，80多岁的吴稚晖入值主席团主席，并代表主席团向致送《中华民国宪法》。到了1948年的行宪国大，年迈的吴稚晖依然“捧场”，在总统选举中投票强力支持，并宣布总统选举结果。5月20日上午十点在国民大会堂监誓总统、副总统就职仪式，吴稚晖作为监誓人，监誓总统就职仪式。但在仪式结束后，吴稚晖没有随行到总统府，当然也就没有在“全家福”上露面了。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擅写篆书的吴稚晖以楷书为这张“全家福”题写“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就职纪念摄影”并落款。这几个字足见吴老的书法功力，但字的体积前大后小，可能是其年老气力下降所至。之后，吴稚晖就回上海继续隐居了。

当选总统后，将一批民国大佬冠以“总统府资政”荣誉头衔。在首批公布的13位总统府资政名单中，吴稚晖名列榜首，其他的资政张静江、李石曾、孔祥熙、许崇智等人也未出席“全家福”。张静江、孔祥熙两人在美国，李石曾隐居上海，许崇智闲居香港，这些“大佬”都没去凑这个热闹。

张伯苓长期担任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也是的座上宾。国民参政会是一个各党派参政议政咨询性质的国家机关。1947年8月，张伯苓以高票当选天津“国大代表”。按照法理，行宪国大召开之日就是国民参政会结束之时。张伯苓因与的“良好”关系继续受到“重用”。“国大”开幕前期，还有张伯苓陪参选总统的传言。

张伯苓德高望重，入选行宪国大主席团，在会上支持当选总统。毕竟年事已高，精力大不如前，会场上的叫骂、混乱、打斗，使张伯苓深受刺激，开始感到的内部危机。他不满忽视华北的政策，向记者表示两年内如不新生，则必陷入更艰难局面。

5月1日“行宪国大”才一结束，视体育为“强国之本”的张伯苓就飞往上海出席第七届全国运动会，担任裁判主席。在5日运动会开幕式上，他代表宣读“训词”后，不顾年事已高，走下主席台执意要带领运动员绕场一周，幸亏终被沈鸿烈劝阻。15日，运动会结束后，劳累的张伯苓回天津，南开校友举行返校节，为他补祝73岁寿辰。

张伯苓一再表示不要做官，但经不住的说服，还是接替戴季陶出任考试院院长，这也是他晚年最为后悔的事情，自叹“一脚踏在臭沟里”。

另外，陪选“总统”的胡适、军界“二号实权人物”陈诚、参军长薛岳、“国舅”宋子文等人也因各种原因没有在“全家福”上露面。但薛岳、宋子文两人出现在觐贺名单之中，实在令人费解。

在这张盛装的“全家福”后面，涌动的却是惶恐与不安。当时正值国内战争的高峰，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川陕鄂绥靖公署主任潘文华等一些军界要人因战事均未能出席“全家福”。在拍摄“全家福”的同时，军队节节溃败。“全家福”的风光是大陆统治败落前的“回光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