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院与律师的刑事诉讼理念及突围

【摘要】冤案之下，可以清楚看到在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律师等各个主体以及主体之间的联动关系均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体制制度的突围必须从各主体独特的立场诉求出发，达成制度安排与各主体独特法治理念的契合，减少冤案再现。

【关键词】冤案；主体突围；法治理念

一、法院的法治理念及其突围

法院在整个刑事诉讼制度的结构中处于末端位置，这也就使得法院承担了终结性居中审判的职能。“不枉不纵”的理念一直以来都占据着刑事诉讼理念的主导，这也确实是最贴近人民群愿望的一种理念。但是在实践中人们发现，因为证据的有限性，事实总是处于某种程度的真伪难辨，此时作为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审判机关，在现有的证据无法还原案件的原状之时，法院的抉择就成为了整体司法价值的最终抉择，或“枉”或“纵”，二者之间不可兼得。而就当下各阶层人民对冤案的决心来看，人权保障无疑是成为秩序之上的第一价值。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也就必然成了法院法治理念的不二选择。

影响法院实行“无罪推定”及“疑罪从无”原则的关键还是在于审判不独立，而法庭不独立的原因既有表层的也有深层次的。表层原因体现在规范性层面，由宪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检法三机构之间相互配合原则，以及凌驾于审判权之上的检察监督权对法庭施加的不当影响，地方党政机关对法院审判的干涉等等。这其中有些问题已经得到重视并且正在改善，比如十八届四中全会已经明确指出要完善确保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对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审判的行为进行追究。对于检察监督权与检察机关其他职能的冲突问题，国家层面也正在探索建立监察委，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率先展开了监察体制改革的试点，这一系列动作显然都意图改变法院不独立的处境。而究其深层原因则还须克服干涉法院独立办案的法律治理化思维。执法要有社会治理的实效，这是法治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对司法却不应该做出这样的要求，一旦司法有了治理化的倾向，必然会导致法官的行政化和非专业化，这也会使得庭审的公正性蒙上一层“人治”的阴霾。因此，排除司法治理化的思想是审判机关队伍建设一个重要的命题。从冤案的视角来看，对错案责任追究制进行改造，从以结果为导向的追责路径改为以行为为导向的追责路径，这其中还需要吸取先进国家的经验，避免因为牵涉面过大而给冤案带来不合理的阻碍。

二、律师的法治理念及其突围

与其他司法参与主体不同的是，律师是唯一非国家机关而专门为被告人服务的司法参与主体，律师的职责便是最大程度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以及诉讼合法权利。其突出特点是与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所体现出的对抗性，然而往往这一本该“分庭抗礼”的对峙局面，却由于公安、检察机关对于胜诉的追求以及公检法机关“打击犯罪”的强烈愿望而被异化。反映出的局面成了诉权的整体式微，权利不能抗衡权力，权力内部又缺乏有效的制约。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学者们纷纷提出要正视律师在司法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重视发挥律师的作用，承认律师是维护社会公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所说的那样：“一个没有律师的法治结构是残缺的，一个排斥律师的法治环境是扭曲的，而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不可能是排斥律师的”。

笔者认为，在权力内部制约不尽人意的情况下，强化诉权对审判权的制约就尤为必要了，实际上，律师权利实现的背后即是对被告人诉权保障。而目前司法环境给律师最大的围困便是权利遭受到权力的排挤，若要律师突围，必须使得法律赋予律师的权利得到落实，并且需要规定明确可行的权利受到侵害的后果，即律师的会面权、查阅权等被变相拖延、不及时安排会面、收取高昂费用时，是不是也安排了对这一权力机关“不合作”的惩戒后果；当律师的辩护意见得不到合理关注时，是不是有另一监督的权力使其申诉有门。总而言之，不仅要对律师赋予权利、维护律师权利，也要给律师权利以强有力的后盾。

三、结语

主体是制度的灵魂，任何制度的实际功效都有赖于主体忠实的践行，而欲使各个主体忠实于制度，则制度的设计必将契合于每一主体的实际功能定位以及各主体因为不同的功能而生成的独特的法治理念。我们不能根除作为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工作动力的“有罪推定”，但是可以限制这一内在动力的适用范围，并且明确审判机关虽然同为司法公权力机关，有着相互配合的义务。配合不等于服从，主体间在司法理念上总是存在不能共享的部分，比如，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审判人员都不应该持有“有罪推定”的观念。对于律师来说，权利不仅需要被维护，进行消极的防守，也应有主动出击的能力。当制度的安排使各个司法参与主体都能够各尽其责，一个合理的体制能够有序运行，冤案昭雪的法治意义才能最终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