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法院“强拆”律师法官“夫妻档”

“我不知道到时候自己何去何从，现在‘一方退出机制’在各地纷纷实行，落实到我们院估计是迟早的事。”林晓（化名）是广东某中级法院的一位副庭长，是单位的业务骨干，拥有研究生学历。丈夫张海涛（化名）是她的大学同窗，现在是大陆某知名律所设在当地分所的高级合伙人，在非诉讼业务领域已小有名气。

据悉，“一方退出机制”源于上海高院。在该院2009年2月1日公布的《上海法院司法廉洁十条纪律》及《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的若干规定》中，明确从立案、审判、执行、业外活动等各个环节规制法官与律师的相互关系，而后者更将“律师系现任法官的配偶、子女，担任该法官所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人或辩护人”列为法官“不应有的行为”。在此背景下，该市静安区法院率先在全国推出了“―方退出机制”的举措。

该制度甫一出台，在法律界就争论不断，最高法院高层对此兴趣甚浓。据星岛环球网6月2日披露，今年4月13日，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在沪视察时指出，“上海法院法官配偶为律师一方退出工作，是规范法官和律师关系、树立司法公信方面的重大突破。”

4月23日，上海高院院长应勇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暨全国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议上将“一方退出机制”作为经验进行交流。仅在五日后，王胜俊就在其发言材料上作出批示：“关于规范法官与律师关系和建立法官配偶为律师的一方退出机制是加强法院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对保障队伍公正廉洁执法是一项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的工作。这项工作上海市已有比较系统的做法，请组织进行总结，尽快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部署。这件事如果做得好，可能是法院廉政建设的最大亮点。”

目前，重庆、江苏等地已陆续实行了这项制度，而广东、广西等多个地方也正在酝酿布置中。“―方退出机制”已成在弦之箭，不得不发。

合理性之辩

“这样的组合让人感觉确实不好，法院的公正性容易受到质疑，”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对本刊记者说，“社会上甚至有人说大案子都被你们法官抢走了，这样说肯定是偏颇的，但却说明了人情关系在中国影响深刻。”

身为律师的张海涛也坦承，在实践中确实有利用关系谋求利益的土壤，有些律师为了拉业务、求胜算，处处展示自己种种的“特殊背景”，“有时甚至都不用自己说，别人也会替你作宣传”。

“要确保司法公正，物理隔离是最好也是最笨的办法。”重庆高院院长钱锋如是说。在他看来，“只能实行单方退出，否则腰板永远硬不了。”

在上述经验交流中，应勇亦表示，“法官配偶担任律师，不必然导致司法不公正，但容易成为影响司法公正的口实，客观上对法院司法公信和权威造成负面影响。”

然而此举却被人直指不过是在“作秀”。2009年4月22日，上海市静安区人大代表斯伟江写信给该区人大常委会和区法院，对这一制度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他说，这一制度不仅涉嫌违反《法官法》和《公务员法》，还涉嫌违反《婚姻法》。

有法律界人士向本刊记者表示，“一方退出机制”直接影响法律人的择业自由、婚姻自由，是关涉宪法的“大事”，由法院、司法等机关制定层级较低的“规定”或“纪律”就予以推行，“既不稳重、也不严肃”。上述人士指出，“如果法院采取的措施本身在法律上就备受质疑，这不但不能维护司法的公信力，反而只会削弱司法的威信。”

“用‘因噎废食’可能过了一点，但仅仅就为了某种可能性就一刀切断，它的合理性、科学性都值得怀疑，”张海涛说，在实践中，配偶一方做律师，而另一方在证监会、海关、工商局、检察院、公安局等权力部门任职的情况比比皆是，“一方退出机制”独独对“律师法官配”作出限制，“既不公平，也过于狭隘”。据张海涛介绍，他所在的律所人数逾百，而配偶在法院的仅他本人一例。

根据官方的统计，上海法院工作人员配偶一年前从事律师工作的共143人，其中在审判、执行部门担任领导或法官职务的其有94人；而重庆则有61人需作调整，包括11名领导和50名未担任领导职务的法官。

据了解，目前上海执业律师人数已经过万，而重庆的执业律师则近5000，照此计算，在两市受此政策影响的律师人数不过占1.43%和1.22%。

“这当中肯定还有不少做非诉讼业务的律师，如果把这部分律师刨除在外，能够真正起到预防腐败作用的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在北京执业的李律师对记者如是分析。

张海涛所做的就是证券、并购及投融资等非诉讼业务。他的太太林晓告诉记者，大学毕业后他们夫妇两人都有志报考法院，但鉴于法院的任职回避制度，先生张海涛作了让步。进入律师行业后，张海涛为了避免老婆大人为难，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做非诉讼业务。可是，紧躲慢躲的他们，在人到中年之时却可能要面临事业的重新选择，这让他们颇感无奈。

“‘一方退出机制’把律师业务理解过于片面了，”张海涛指出，“诉讼业务只是律师业务的一种，而且分量也并非最大。如果对律师从业的范围一概不予以考虑，不管诉讼还是非诉讼，一律实行‘隔离’，那么我想问，实行这个制度的初衷到底是什么？”

感到困惑的不仅仅是业已形成“夫妻档”的法律从业人员，还包括高校的法律学生。据悉，在推行该政策后，上海各法院在招录或调入工作人员时，都向其释明“一方逐步退出机制”的相关内容。

贾山（化名）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在读博士生，他对记者表示，“一方退出机制”有“用药过猛的嫌疑”。他说，“学生交往的圈子主要限于学院内部的学生，因而大多数法学院的学生恋爱、择偶的对象都是同院甚至同年级、同班的同学，政法类院校更是如此。如果恋爱双方都是法科学生，则‘一方退出机制’的推行会使他们在择业时不得不有所舍弃，这对就业前景本来就十分暗淡的学生来说，真是雪上加霜。”

小时也是一名在校的法科生，他告诉记者，在择偶和择业之间，他将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从其他职业领域选择自己的“另一半”。但他不无疑问地提出，“对那些已经走在一起的志同道合的情侣，又该何去何从？这是否是对他们就业权的侵犯呢？”

“说句心里话，就我本人而言，如果林晓能够借这个机会离开审判岗位，我会暗自窃喜，”张海涛对记者透露，林晓在法院加班加点已成常态，而且还要疲于应付各种的学习、接访等任务，社会尊荣度也不高，伤害法官的恶性事件还不时见诸于报端，“我时常劝她不要太要强，还是转行算了。”

这种心理不独张海涛所有，据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的陈进龙律师（原任职于上海市一中院经济庭）告诉记者，他身边不少适用“一方退出机制”的朋友都“觉得蛮好的”，在夫妻双方之间，更多的是法官一方配偶愿意接受调整到综合部门（包括立案庭、研究室、办公室、政治部等），以缓解业务部门的压力。

有法律人士担心，在大陆法院普通存在案多人少的状况下，此种调整会使法院的审判执行力量进一步削弱，可能导致审判质量和效率下降。

离开并不容易

“我觉得要推行并不那么简单，在最高法院本身就不可能很快实现，”上述最高法院法官对记者说，从法院角度来看，涉及人员不少，有些还担任领导职务，安置问题颇令人头疼。据该法官透露，去年最高法院的有关领导就指示单位纪检组就此问题组织一份文件，但至今未能成稿。

据报道，上海目前已有39名法官被调离审判、执行部门，15名法官的配偶退出律师队伍。上海高院以及静安、杨浦等10个基层法院的审判、执行部门以及全市三级法院院级领导、审委会委员都已实现“―方退出”，完成率逾54%，年内全市22个各级法院都将基本实现“隔离”。

而在重庆，共有11名领导属于需要“单方退出”的情况，目前已退出6人，其中包括某中院一名庭长。另有50余名法官今后的任职将遭到限制，如果另一方不选择退出，这些法官将不再有担任审判执行岗位领导的机会。钱锋表示，此项工作将于今年7月份全部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在成功推行的上述例证背后，是地方当局的强力支持，如上海高院的新措就得到了中其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高度肯定。然而，这种经验能否在其他地方乃至全国复制则不无疑问。有律师预计，各地律师业发展不太平衡，一旦全国推行，效果不会太好。

“这项制度不好说是全新的，以前也有过类似的尝试，”一位关注此方面问题的资深法律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他所指的是中纪委在2001年3月对省、地两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个人经商办企业活动作出的具体规定。在该通知中，明确禁止上述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在该领导干部任职地区开办律师事务所，受聘担任律师，不准在领导干部管辖地区诉讼。有违反规定者，“或者领导干部本人辞去现任职务或给予组织处理。规定后，再从事上述活动的，对领导干部本人以违纪论处。”

据该资深法律人士介绍，当时最高法院为了参照执行上述规定，也在院内实行过配偶、子女从业登记，但由于牵涉人员较多，内部难以消化，外部又缺乏流动渠道，且有人才流失之虞，安置工作困难重重，再加上法律依据不足，最后也就搁浅了下来。

取而代之的是2004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的《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该份文件共十七条，共用了25个“不得”和13个“应当”，举其―二，包括：“律师不得违反规定单方面会见法官”（第三条）；“当事人委托的律师不得借法官或者近亲属婚丧喜庆事宜以赠礼品、金钱、有价证券等，不得向法官请客送礼、行贿或者指示诱导当事人送礼、行贿”（第七条）；“法官不得要求或者暗示律师向当事人索取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第八条）等。

从官方用词看，目前推行的“一方退出机制”意在超越上述《若干规定》所设定的“隔离带”，要构筑一堵更为坚实的“隔离墙”。但多位受访人士均向记者表示，“穿墙之术”其实并不高深，如律师一方配偶表面退出，实则隐名或寻找“影子律师”、转托他人；法官―方接受调整，但继续发挥余热，此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岗位变得轻松，关系保留不断。

反腐是个体制问题

“社会关系是方方面面的，律师和法官之间可以表现为同学关系、朋友关系、战友关系、干爸妈和干儿女关系等等，甚至原来没有关系的也可以通过金钱结成‘人民币关系’。”在张海涛看来，腐败是体制的腐败，而不是某个点的腐败，所以“就算拆散了律师与法官的‘夫妻档’，也难以防止腐败的发生”。

在实践中，也鲜有律师、法官夫妇合伙涉腐的案例报道，相反，因其他关系而“翻船”的例子却更为突出：如与行贿律师陈卓伦系校友、杨贤才与陈卓伦属同乡，最为接近的是自杀身亡的重庆市高院执行局原局长乌小青与一位女律师被曝光存在情人关系。但这些关系统统都不在“―方退出机制”的调整范围之内。

在上述法律资深人士看来，减少法外因素对法官的干预、完善法官的职业保障、提高法律人员的职业素养、推行财产申报机制等都远比“―方退出机制”更值得花费力气。

“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不是叠床架屋，另行构建一个制度，而是要让现有诉讼法、《法官法》以及《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等的规定落到实处，”贾山建议，对夫妻一方是法官另一方是律师的情形，可以采取登记备案并向社会公众公开的做法，让社会了解法官的配偶所在的律所、从事的业务等信息，并允许当事人在法官配偶所在律所的律师在法官任职法院担任辩护人时申请该法官回避。

然而，法律界的争论似乎难以阻挡法院系统推行“一方退出机制”的步伐。应勇表示，这一机制的“方向不会改变、决心不会动摇、工作不会停顿”。

据本刊记者了解，根据《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发19号文），“研究制定规范和约束律师与司法人员的关系的规定”作为司法改革的一项内容，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负责，但迄今为止，尚未见到最高法院与司法部之间就此问题进行沟通协商。

但在最高法院方面，则已经布置了“规范法官与律师、中介机构人员相互关系、防止发生利益冲突”的调研课题，并开始着手在最高法院范围内就配偶从事律师、中介机构的情况实行分类登记。一些敏感庭室也纷纷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制定相关防止利益冲突的“庭规”。

前不久，最高法院党组成员、中纪委驻最高法院纪检组组长张建南，专门赴沪作了专题调研，为在全国法院推广“―方退出机制”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