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电影《一个勺子》中的荒诞派传统

[摘要]《一个勺子》是陈建斌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作品。由于是话剧演员出身，陈建斌的身上具有深厚的戏剧功底，这种对于戏剧情境的深厚理解在《一个勺子》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尤其是体现了一种非常典型的荒诞派戏剧传统，在这种理论背景下，导演对人性与社会进行了辩证的探讨，而不是一味地批判，因此影片呈现出了多层面的丰厚意蕴。本文试图从荒诞派的三个核心理念出发，从信仰的动摇、身份的存疑、意义的虚无三个层面来解析《一个勺子》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一个勺子》;信仰;身份;意义

《一个勺子》是陈建斌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作品。由于是话剧演员出身，陈建斌的身上具有深厚的戏剧功底，这种对于戏剧情境的深厚理解在《一个勺子》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尤其是体现了一种非常典型的荒诞派戏剧传统。荒诞派戏剧作为20世纪重要的戏剧流派，其理念对于20世纪的文艺思潮与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更是涌现出贝克特、尤奈斯库、哈罗德・品特等戏剧大师。荒诞派戏剧传统不仅仅是在戏剧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更是成为一种持续的文化现象，不少经典的电影作品就深受其理念指导，譬如欧洲现代主义导演安东尼奥尼在20世纪60年代拍摄的《夜》《蚀》《红色沙漠》，法国导演戈达尔的电影《筋疲力尽》，甚至连一些极具商业性的影片，譬如盖・里奇的作品《偷拐抢骗》与《两杆大烟枪》里都有明显的荒诞派痕迹。荒诞派的核心词是“荒诞性”。何谓荒诞性？尤奈斯库曾经这样定义：“荒诞是缺乏目的的……切断了他宗教的、形而上的、超验的根基，人迷失了，他的一切行为都变得无意义、荒诞、没有用处。”①荒诞原本的意义是“失去和谐”，意味着人与世界失去了和谐，人和世界不再统一的困境。这种困境是精神层面的困惑与虚无，而不是物质层面的匮乏与不足。陈建斌试图告诉观众，人活着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一种精神上的价值，一种人得以存在的意义上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可能性，人不再迷失在荒诞的世界中。本文试图从荒诞派的理念与内涵中，从信仰、身份、意义三个角度来阐释《一个勺子》故事表象下的思想内涵。

一、信仰的动摇

荒诞派的第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信仰的动摇，就如同马丁・艾思林所说：“它意识到过去时代确定事物和不可动摇的基本假定已经被扫荡，这些东西受到检验，并且被发现是有所欠缺的，它们名声扫地，是廉价和有点幼稚的幻觉。”②信仰破灭的直接后果就是价值观的虚无。如果说信仰是告诉人们“该相信什么”，那么价值观所告诉人们的就是“按照相信的去做”。信仰是价值的原因，价值是信仰的结果与行动的指南。在《一个勺子》所讲述的故事中，主人公拉条子正是在现实中一次次地碰壁后，开始质疑起自己根深蒂固的信仰：按照善良的标准行事，他发现得到的结果却是一系列的麻烦、爱人的埋怨、周边人的污蔑与嘲笑。他在给傻子寻找家人的过程中，逐渐开始体会到自己与社会之间的龃龉。

第一条故事线索是围绕着拉条子试图花钱让儿子减刑展开的。在电影中，这段情节并不是故事的主线，也没有用过多的笔墨细致描绘，而是作为一个次要线索，在一个个情节的碎片中被点缀出来。从这些碎片化的情节中，我们得知拉条子的儿子因罪入刑，他花了五万块钱托自称很有门路的李大头去上下打点，目的是给儿子减刑一年，而李大头却骗了他的钱，拉条子只好一次次地上门索要。从这条故事线中，我们发现拉条子这个人物形象具有农民典型的朴实，同时也有作为农民固执、认死理的一面。比如一次次用同样的镜头构图来呈现拉条子通过可视对讲机与李大头老婆对话的情节;一次次在狭小的车内，用双人镜头营造出逼仄的空间即视感，拉条子和李大头在反复的正反打镜头中急促地对话，种种反常的、重复的镜头美学营造出一种荒诞的人生存在，主人公拉条子如同古希腊神话中的希绪弗斯，徒劳无功地重复着毫无意义的行动。对于拉条子这个人物而言，信仰与价值的破灭不是一瞬间产生的，而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在人物失败的行动中逐渐被赋予人物的。

电影中还存在另外一条故事主线，即拉条子与傻子之间的关系线。在这条故事线索中，拉条子作为个体的荒诞感不是通过重复使用同一种镜头语言达到的，而是通过人物一系列的具体遭遇来体现的。拉条子遇到了傻子，傻子毫无缘由地跟着拉条子，拉条子怎么也甩不掉他，于是只好收留了他，而傻子被所谓亲人接走后，又陆续来了许多所谓傻子的亲人，并开始指责他把傻子给卖掉了，他只好重新贴寻人启事去找寻傻子。从整个故事的叙述来看，故事本身就是十分荒诞的，主人公在这段荒诞的人生历程中，逐渐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怀疑，整个人的人生目的也发生了转变。他原本的目的是要找李大头要回钱，而到了电影的结尾，他的目的则是要弄清事件的缘由，换句话说，他开始从现实社会的价值体系中走出，转而去追问一个有关人生意义、价值、信仰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不可能得到答案的，拉条子注定要经受信仰动摇的苦闷。

二、身份的存疑

荒诞派第二个核心的理念就是身份的存疑。20世纪不少西方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都关注过人的身份问题，比如阿尔都塞就认为人是在想象中建构自己的身份的，萨特则说“存在先于本质”，实际上也是把人的身份放在一个悬而未决的位置。所谓身份，正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位置，是一串属于个人的私有物品，是个人内在属性的外在体现。正是由于身份，我们才知道我们从何处来，最终往何处去，我们在社会中的本质是什么。身份既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又关乎每一个看似渺小的个体。

而在《一个勺子》中，身份的问题被反复地强调，傻子、傻子的亲人、主人公拉条子都面临着身份确认的问题。傻子从何处来？影片中没有交代，甚至根本不打算交代。傻子所谓的亲人是不是骗子？影片同样没有交代，一切都在电影的叙事中被悬置了。傻子没有缘由地来了，又没有缘由地走了，最终也没有留下一丁点有关身份的解释，仿佛不知道是谁扔了一块石头到平静的水面上，水面上漾起了一圈波纹，而这石头是谁丢的却没有人关心。傻子本身在影片中就如同一个没有意义的符号，是“荒诞”对于主人公拉条子的造访，是荒诞在现实世界的具体化呈现。在电影中，傻子本身不具有人的任何身份特征，他没有性格、没有表达、没有名字、没有户口，而他唯一有的就是作为个体的生命特征，在电影中被体现为一种无意义的人物形象。从傻子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关于个体存在的疑问，一种源于人的生命本质与人的社会身份不可调和的困惑。

对于主人公拉条子而言，对于身份的困惑并非社会符号的缺失，而是在对信仰与价值的质疑中，他不断经受着来自道德上的煎熬，是出于伦理的原因导致的身份的焦虑。更确切地说，反映的是人与社会符号之间的错位。他被所谓傻子的亲人指责“把傻子卖了”，村长也说他是一个坏人。拉条子与傻子不同，傻子是一个本来就没有身份的人，而拉条子却是个被安上错误身份的人，而最终他也没有确认起自己真正的身份，反而被大家看作傻子。在影片中，导演有意用一些片段来表达个体身份的不确定性，比如拉条子去打印寻人启事时，他留下了两个名字，一个是他的真名马吉，一个是他的绰号拉条子，一个是先天被社会规定的身份，另一个则是后天在社会中形成的身份。而在另外几处细节中，所谓傻子的亲人总是没有确定的面部特征，要么是戴着口罩，要么是戴着摩托头盔，这显然是导演有意为之，目的就是掩盖面部特征，以此让其呈现出一种符号化的形象。

个体的身份该如何被确认？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这也正是荒诞派所道出的人的本质，就如同《等待戈多》中的两个流浪汉。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身份从来就不是可以自我确认的，而是始终被外界所赋予的，如果要寻找确定无疑的身份，就得先找到确定无疑的外部世界，由于世界始终处于开放变动的状态下，拉条子的身份困境也就不足为奇了。陈建斌曾谈道：“不管你在CBD做白领，还是在农村放羊，对世界的感受是相通的。故事发生的地点、人物身份都是表象，今天各个地域的人们面临的处境都有相似之处。”③可以看出陈建斌并不只想创造一个特殊的艺术形象，而是想从拉条子这个人物延伸开来，去反映一种个体普遍意义上的身份困境。这与荒诞派戏剧的传统是吻合的：“荒诞派戏剧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一种话语实践，主体的消失或‘零散化’是其显著表征。”④

三、意义的虚无

荒诞派的第三个核心理念就是意义的虚无。对于意义的探讨是西方20世纪的重要命题，由于科技的进步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灾难，一切确定的意义都被质疑。德里达认为：“意义的建构是某种未被固定和确定的东西，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持续地延宕和差异的行为。”⑤意义只可能呈现为多样的可能意义和即将到来的意义，而永远不可能被当下所确定。

在《一个勺子》中，拉条子之所以经历了信仰的困惑、身份的焦虑，并因此感到了一种人生的虚无，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试图找到一种确定的意义。就如同拉条子在影片的结尾执著地向李大头追问这一串匪夷所思事情的原因。影片给人一种心酸的幽默感，对于观众而言，他们很清楚拉条子是被骗了，他的疑问与担忧都是毫无必要的。当所有人都已经习惯了人生的表象，不再从人生中去寻找意义的时候，拉条子的执著才显得更加让人唏嘘。在故事的结尾处，拉条子得知自己的儿子被减刑了，李大头也把钱还给了他，并且痛打了他一顿，最终拉条子一个人走在不见边际的雪地中，戴着傻子留下的遮阳帽，在孩子们“打傻子”的喊叫中延续着自己的困惑。值得注意的是电影中傻子戴的帽子，是影片中一个重要的意象，傻子的遮阳帽犹如一个魔咒，是对“傻子”的隐喻，谁戴上了它，谁就成了真的傻子。这顶遮阳帽最后则在扭打中破掉了，象征着“傻子”作为一种身份，也许永远也不会得到确定的解释，个体的意义与符号身份之间永远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当拉条子无法得到这一切事件的合理解释时，他也就只能忍受意义的虚无带给他的真切感受：人生的虚无。在整部电影中，人生的虚无感不是一开始就被给予的，而是在叙述的过程中，在一连串无法解释的事件中，最终才被拉条子所体会到的，这一转变的过程值得我们注意。在拉条子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人从盲目地生活，逐渐开始反思自身，这种反思是痛苦的，但也是值得庆幸的。导演始终是用一种看似轻松幽默的方式来叙述故事，用滑稽而非悲壮来塑造拉条子的形象，赋予了影片一种难得的乐观主义精神：虽然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虚无的，但是人性的善良和真诚却是永恒的，尤其是在一切信仰和价值都被怀疑的时候，才更显人性善良的可贵。

四、结语

荒诞并不仅仅是一种外部世界的景象，也不仅仅是世界秩序的颠倒，荒诞最重要的是一种个体的感受，一种个体在世界中，却又无法与世界调和的处境。导演想把这种感受传递给观众，同时也想让观众冷静地去反思社会。话剧演员出身，曾与孟京辉合作过《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像鸡毛一样飞》的陈建斌，从演员到导演，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体现了他深厚的戏剧素养与人生积淀。《一个勺子》是一部在艺术深度上有重大突破的作品，尤其是在日益浮躁的创作环境下、社会价值多元化的处境中，《一个勺子》的出现无疑是对时代“荒诞”脉搏的重要问诊，对当前社会“扶不扶”之类现实问题的直接回应。

注释：

①② [英]马丁・艾思林：《荒诞派戏剧》，华明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③ 尹洁：《陈建斌：好演员要敢于失败》，《环球人物》，2014年第12期。

④ 严泽胜：《荒诞派戏剧的后现代审美特征》，《外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5期。

⑤ [法]克里斯蒂安・麦茨、[英]劳拉・穆尔维：《凝视的：电影文本的精神分析》，吴琼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