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伪善的心理学研究述评

摘要　道德伪善(moral hypocrisy)是对道德知行脱离进行反思的产物，反映了道德心理学和社会认知领域的最新进展。从社会学习理论、认知失调理论、社会影响理论和双加工理论四个理论来对道德伪善产生缘由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产生机制进行了阐述。为了避免道德伪善的消极效应与不良后果，进一步从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来探讨了道德伪善的影响因素。考虑到现实生活中过分强调道德伪善的负面价值，研究积极地审视了道德伪善在诱导认知失调、塑造和培养亲社会行为以及促进组织发展等领域的应用。未来研究需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借鉴反应时和内隐测量技术来对道德伪善进行本土化和跨文化研究，并对其应用性开展更深入和系统的探讨。

关键词　道德伪善；认知失调理论；道德判断；双加工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根据不同的利益凭据和道德立场行善。就动机之真伪常被分为真善与伪善。真善是个体内心善良品性或真实行善动机的外显，在道德实践中常表现为美德；伪善，又称道德伪善(moral hypocrisy)，是善的另一种形态，其是行为外表具备善的特征但无善的品性的善(程建军，叶方兴，2008)。显而易见，该观点主要是从动机层面来界定道德伪善(Monin&Merritt，2010)。将道德伪善视为个体并非出于真实行善动机而产生行善行为或“善的”结果的过程，认为它是伪善者有善行而无善心的一种形态(倪梁康，2006)。在心理学文献中，从动机取向来界定道德伪善的做法也十分普遍。例如，许多研究一致认为道德伪善是个体欲表现为“道德”但一旦有机会又会想方设法避免真实行善行动所需付出代价的行为过程，即个体想自己行为结果表现得“道德”但内心并不是出于这种真实的“道德”动机的过程。当然，也有学者从其他方面着手。知行分离或言行不一就是其中的一个流行取向。它认为道德伪善是个体在公众面前宣称遵守甚至鼓励别人遵守的道德规范，但私底下自己不但不遵守甚至违背规范的现象。类似俗称的“说一套，做一套”。总体来看，道德心理学更多强调并倾向从动机角度剖析，而社会心理学则更倾向从言行分离层面人手。当然，道德伪善在上述两取向间的差异并非绝对的，两者仍有相同和共通之处，这也正是本文的基点。因此，在兼顾两种取向以及借鉴先前定义(的基础上，研究将道德伪善界定为伪善者出自“非道德的”(non-moral，即并非出自内心欲行善的初衷，而可能只是为让别人感觉自己很“道德”或者让别人感觉自己行为“善的”结果是受“善的”动机启动和产生的)原因而宣称自己是“道德的”或行善的过程。

道德伪善不仅是道德心理学中道德知行分离反思的最新成果，而且是社会心理学就当代社会道德缺失现象思考后形成的理论成果。随着近些年来社会公德的流失与道德的滑坡，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主题。遗憾的是，这方面研究主要见于西方，国内却少有这方面系统的本土化研究(寇或，徐华女，2005)。国外这方面研究富有启发地揭示，对道德伪善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促进人们对其本质和内涵的理解，同时还能为人们日常的商业谈判、政治和外交提供了诸多启示。因此，本文拟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来澄清道德伪善的前因后果，以便为今后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提供一些参考。

2　道德伪善产生的原因：四种理论解释

道德伪善早期一直限于哲学和现象学的分析，近年才渐被关注。社会心理学和道德心理学对道德伪善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大量探讨。它们发现，目前有四种理论可对其产生缘由予以解释。它们分别是社会学习理论、认知失调理论、社会影响理论和双加工理论。其中，前三者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后者则是道德心理学的最新成果。

2.1社会学习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最早由Bandura提出。它强调主体认知功能对行为的决定性影响，认为人类的许多行为是通过社会学习或观察学习习得的。观察学习是指学习者不必对刺激直接作出反应，也无需亲身体验强化，只要通过观察他人在一定环境中的行为及其所接受强化或替代强化便可完成的学习方式。该理论认为，个体之所以产生伪善行为或者行为不受道德原则约束，主要是由于他们向榜样学得不够充分或者学得不正确。针对此，Bandura(1990，1991)曾借助道德推脱(moraldisengagement)来对人类的不道德行为进行了阐述。道德推脱是指个体产生某些特定的认知倾向并借助这些认知倾向来调节内在的责任归因，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行为者自己在行为后果中所分摊的责任(Bandura，1990)。换言之，道德推脱就是在特定情境下不激活道德的自我管理机制。这意味着，道德推脱有道德自我调节功能。研究表明，道德推脱主要是通过道德辩护、委婉标签、有利比较、责任转移、责任分散、忽视或扭曲结果、非人性化以及责备归因等方式产生调节效用(Bandura，1990)。其中，(a)道德辩护、委婉标签和有利比较三种方式侧重于对应受谴责行为的认知重构——将应受谴责的行为曲解为正义的，或将攻击行为进行伪装，并贴上非攻击的标签；(b)责任转移和责任分散侧重对责任进行置换和扩散，主要是把自己行为应负责任归因到社会压力、权威人物或者团体与集体身上，最终将自己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或微乎其微；(c)忽视或扭曲结果则是最小化、忽略或曲解有害的结果，通过掩饰或缩小等方式将尽力减少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或者不正面面对自己行为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抑或将行为结果解释为无伤害的方式；(d)非人性化和责备归因则主要是通过对行为作用对象的重新定义来为自己免责或推卸责任，其有两种具体形式：要么将受害者贬斥为没有情感和思想、在进化上低于人类的客体(subhuman objects)，要么将受害者视为罪魁祸首，而将自己的行为解释为正当防卫。总之，道德推脱是行为者主动通过对其行为的重新定义与界定或者对受害者的贬斥来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寻找合乎道义准则，并最终促使自己内心免遭道德自我或“良心”斥责的调节机制。

依据上述理论可知，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德标准。这些标准具有自我调节作用，能够引导良和制止不良行为(如，与标准相抵触的行为会引起个体内疚和自责)。例如，Batson，Thompson和Chen(2002)证实了这种推论，他们还发现不同个体的道德标准会有所不同。在其一项研究中，绝大多数人将通过随机方式(如，抛硬币)分配任务视为公平的分配标准，少数人认为把积极任务分配给别人是公平的分配标准，还有极少数人认为该任务根本就无最公平的分配标准。正是由于各个体内在道德标准的差异，以及当前伪善研究取样相对较大，导致了目前研究很难深入地分析各被试究竟使用了何种道德推脱方式。尽管如此，Batson等(1999)却为社会学习理论提供了部分证据。他们通过三个实验巧妙发现扭曲或曲解行为结果的道德推脱机制可以诱发道德伪善——个体之所以会产生道德伪善主要是由于他们采用了曲解行为结果的自我欺骗策略。但若个体原本的道德标准就是“不道德”或是“伪善”的，那么标准就无法制止不道德行为，相反甚至会促进不道德行为。Rai和Holyoak(2011)通过系列实验证实了该论断。他们发现，当个体行为被知觉为接近道德标准时，行为的伪善效应就低。相反，若个体的行为动机并非真正的“善的”或“道德的”动机，而只是伪善动机，那么这些自我调节机制就不会背离行为动机(即，道德伪善)，而是协同行为动机来促进个体的伪善行为。因为此时行为动机是道德伪善(动机层面)，所以上述调节机制不仅可使得个体无需产生任何羞愧或不道德感——自我调节机制与道德伪善动机的作用方向一致，反而还可能使得个体感到自己的道德品质十分高尚。不过，道德推脱机制的激活是有前提的，只有特定情境中的某些诱因使自我利益压倒了道德约束时，各机制才可能被激活和唤醒，使得行为者顺利摆脱道德标准和规则的约束，进而镇静自若地追求自我利益。因此，社会学习理论也就无法成为解释所有道德伪善现象的“金规”。

2.2认知失调理论

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由Fesfinger(1957)提出，是一种解释个体内在动机的理论。它主要是从言行不一致角度(当然也会涉及道德伪善的动机层面，see Carpenter&Marshall，2009)来对道德伪善的产生进行解释。它认为，人在面对新情境，尤其是必须表明自身态度时，个体心理上会出现新认知(新的理解)与旧认知(旧的信念)相互冲突的状况。为了消除由此引发的紧张和不适，人们会采取两种心理策略来自我调适：一是对新认知予以否认；二是寻求更多额外信息，以提升新认知的可信度，进而彻底取代旧认知，最终获得相对的心理平衡。

认知失调理论对公开行为和内心信念间的差异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发现，当个体接收到施加于他们身上并要他们改变观点、信念或行动的影响或压力时，虽然这类压力的影响有时可能不成功——没有带来任何改变；但有时可能成功了——促使个体的观点或信念发生了改变。在另一些时候，这种影响尽管成功改变了人们的外在行为或者口头观点，但它们并没有改变人们内心的信念或看法，人们仍持的是原有信念或看法。Festinger认为在以下两种情境下常会这样：(a)个体无法抗拒和逃避的惩罚或威胁所产生的服从。这种情况下，个体面临无法逃避的威胁有两种选择，要么服从，要么遭受惩罚。然而，由于外界施加的压力或惩罚威胁远远超过了个体的承受能力，个体不得不在外显行为或口头言语上屈从。一般而言，他们内心的信念并未因此而改变。(b)外界出现了极具诱惑力的高额奖赏。在此情况下，若外界提供的特殊奖励具有足够的诱惑力和吸引力，可以让个体克服已有原则的约束和阻抗，那么人们会获得允诺的奖励而外显地服从或顺从(类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情形)。上述情况均可从道德伪善的动机和言行不一致层面来进行阐述。从言行不一致层面来说，若个体以这种方式获得了外在或公开层次上的服从(Festinger，1957)，针对道德伪善而言，也就是作出表面上看似道德的声明，但其内心观点并未变，并不存在产生道德行为或行善的真实动机，于是最终也不会产生声明时所宣称的道德行为(类似“空有雷声，不见雷雨”现象)；从道德动机层面而言，人们可能只是在外显层面作出了外显行为上的改变，然而这种改变并不是内在动机所致的。就伪善而言，也就是个体在外显层面上虽然产生了行善行为，但是这些“善的”行为并不是他们真实动机的自然流露，人们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去行善或者说人们并不是在“善的”动机驱使下作出具有“善的”结果的行为的。

2.3社会影响理论

社会影响理论(social influence theory)是拉塔纳(Latan6，1981)提出的。该理论指出，他人的数量、重要性和接近性会对个体所受他人的影响产生重要作用(Latan6，1981)。就伪善而言，该理论认为权威命令、权力或从众压力等情境因素能使个体在特定情境下表现出违反道德原则的行为。Lammers等(2010)证实了该观点。他们通过一系列实验考察了权力因素对道德伪善的影响。实验要求被试写出其过去最有权力和最没有权力时的职位，并以此将被试分成高权力组和低权力组，然后随机选取两组被试中的部分人参加“多报车旅费”的好恶度评定任务，另一部分被试则参加色子游戏(色子数越大，获得报酬越多)。结果发现，高权力组和低权力组一样，都厌恶“多报车旅费”行为，但高权力组在色子游戏中作弊行为显著高于低权力组和随机值，表明权力会促使权力拥有者更加伪善。但测量任务的差异(即好恶度评定和色子游戏)可能难以保证判断和比较的对等性。为进行直接比较，他们改进了方案。研究要被试对两类性质的违规行为作道德判断，一类是“超车”难题，一类是“漏税”难题。结果发现，高权力组对自己因约会迟到而超车行为的道德判断比对别人的判断宽容，低权力组则相当公平；同时，高权力组对他人漏税的判断比自己的判断更苛责，低权力组则相反——对他人的判断比对自己的判断宽容，表明权力与道德伪善有密切关系。此外，Lammers等(2010)还发现权力的合法性在道德伪善中有重要作用。他们发现，当权力不合法时，不仅没有表现出道德伪善效应，反而出现了伪善的翻转模式；当权力合法时，合法权力拥有者对别人行为较自己行为作了更苛刻的判断，出现了极其显著的伪善效应。

2.4双加工理论

双加工理论(dual process theory)又称双系统理论，其源自认知心理学对判断和决策的研究。它认为道德伪善是理性加工和非理性加工分离的结果。研究表明，个体的道德认知是理性加工和非理性加工共同作用的结果，理性加工主要是认知驱动的，非理性加工主要是情绪和信念驱动的，且非理性加工多为内隐加工，较少需要资源，反应速度较快；而理性加工多为外显加工，容易受注意资源影响，反应速度较慢。道德伪善作为矛盾着的道德判断，应是这两种加工共同作用的结果(Valdesolo&DeSteno，2008；沈汪兵，刘昌，2010)。具体说来，双加工理论认为道德伪善是个体对自己和他人违规行为直觉判断所产生差异驱动的结果。个体在对自己和他人违规行为进行判断的过程中，由于个体高级认知的事后干预，两者行为判断中直觉的自主性差异，导致了伪善的产生。个体在违规行为判断过程中，对自己行为的判断由于受自动化的正性偏见影响而作了宽容判断，但对他人则作了苛责判断。也就是说，伪善可能是人的认知系统对自己违规行为进行有意识辩护和合理化的结果。Valdesolo和DeSteno(2008)从自我服务(self-serving)角度探讨了正性自我偏见在道德伪善中的作用。研究发现道德伪善其实就是个体自我服务抑制的自动加工和自利趋向的意识加工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有许多研究证实审慎认知参与了自我启动违规行为的辩护和合理化过程。一般地，直觉系统支持个体根据基本的公正准则(如，自利是不合适的)或道德启发式(类似康德伦理观中的令言)来作出“道德的(moral)”判断，而认知系统则为了保护自我形象(显示自己的道德标准高，类似“假清高”)而倾向生成“不道德的(immoral，)”判断(即，自利也是允许的)。但在对他人进行判断时，认知并不参与直觉判断的调节，因为它与自我的形象无关。于是导致对他人行为判断时倾向根据更苛责或高准则或道德标准来进行，使得对他人行为作了更多“不道德”的判断；但对自己行为进行判断时，则依据自动正性偏见来作“道德”的判断。

双加工理论作为道德伪善的一种新的理论解释，其得到了许多行为和脑成像研究的支持。Valdesolo和DeSteno(2008)指出，若道德伪善是有意识加工的结果，那么其应受到认知资源的影响，尤其是在自我违规行为的判断受认知资源影响的效果应相当明显。这意味着，个体在不同认知负荷条件下对自己行为的判断会有差异。在无负荷条件，即在道德伪善条件下，个体对自我违规行为的判断要比对别人的判断宽容，而在有负荷条件下，则不存在道德伪善，个体对自己和他人所作道德判断同等苛刻。他们让被试在两种条件下分别对自己和他人违规行为的正当性进行判断。结果发现，在控制条件下，被试对自己违规行为正当性判断的得分显著高于对别人的判断，而在记忆字符串条件下，被试对自己和他人的判断不存在差异，支持道德伪善是有意识加工的结果(Valdesolo&DeSteno，2008，2007)。 Greene和Paxton(2009)对诚实(honest)和不诚实(dishonest)个体的研究也支持双加工的解释。他们发现诚实个体在面对外界诱惑时，能自动作出诚实的决策，不诚实个体在面对外界诱惑时，则需要有意识地通过认知控制来抑制诱惑，以确保作出诚实的反应。他们发现被试在有机会获得诱惑和无机会获得诱惑的条件下，诚实个体的反应时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而不诚实个体进行有机会获得诱惑反应的时间显著长于无机会条件下的反应时间，且进一步的脑成像结果显示，不诚实在抵制诱惑时有腹外侧前额叶(vLPFC)的激活。Luo等(2006)借助内隐联想测验所进行的脑成像研究也支持该结果。他们发现内隐一致条件下，被试反应时间较短，更多激活的是情绪脑区，而内隐不一致条件下，反应时更长，需要更多认知的调控，表现为更多认知脑区的激活。

综上，道德伪善之所以产生可能是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可能是社会的学习和影响促成的，如社会利他惩罚(altruisticpunishment；Valdesolo&DeSteno，2007)机制的不完善等；另一方面则可能与个体以及人类的认知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有密切关系。前者主要可以通过社会学习理论和社会影响理论来解释，或者说其观点主要体现于这两种理论中；因为榜样学习以及相关的社会知识的获得有助于帮助个体建立起各种主观分析系统和策略(尤其是自我欺骗策略；Baston et al.，1999，)，从而促使个体可以获得某种合理解释。该解释可以使得人们以合理的和社会可接受的方式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进行自我辩护，最终采用一种“自我既能接受，超我又能宽恕”的解释(寇或，徐华女，2005)来代替自己行为的真正原因。后者则主要可以通过认知失调理论和双加工理论来解释，这主要是由于约束个体行为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比较抽象，其抽象导致道德推理等认知加工过程会参与其中(Gagnd，2007)，但是情绪与信念所诱发的偏差认知会导致个体最终以利己和“表现为善”的方式做出不道德的选择或行为。

3　道德伪善产生的机制

心理学一项重要任务是解释心理活动的过程以及引发心理活动的机制。这导致人们除对道德伪善现象及其相关属性进行探讨外，还积极致力于道德伪善产生机制的研究。如上所述，自我认知偏向(cognitive bias or self bias)在道德伪善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自我认知偏向究竟是如何引发道德伪善的，人们尚不清楚。关于此比较典型的观点认为，自我认知偏向可能是通过自我欺骗策略来诱发道德伪善的(Mele，2001；Brown，2004；寇或，徐华女，2005)。然而，自我欺骗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自我欺骗；人们主动欺骗自己，让自己去相信他们所期望的事是真的，比如将自私行为看成是道德的。一般而言，在该方式中，期望和偏见以消极的曲解、积极的曲解、选择性注意和选择性的收集证据等方式发挥重要作用。另一种是否认性自我欺骗，个体有意识地否认自己的消极特征，如避免将自己的行为与道德标准相比较等(Brown，2004；Mele，2001)。那么究竟哪种策略是道德伪善所必需的呢?

Baston等设计实验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要求40名被试根据随机方法(如，抛硬币)来分配实验任务，且硬币正反两面均被贴上了标签，即“自己得到积极任务”或“对方得到积极任务”的标签。研究发现，有50％以上的被试选择采用随机方式(如，抛硬币)来分配任务，但最终却只有14％的人将积极任务分配给了他人。这表明，直接而明确的分配方式并不能消除或降低道德伪善效应(贴标签降低了硬币正反面的物理性，增强了抛硬币方法的社会性。重要的是，其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硬币物理面的含糊效应——被试无需在所得硬币的物理面与任务分配方式间进行转换，只需按照所给的文字指示直接分配任务即可，即把积极任务分配给自己还是他人)。因此，研究者对被试自我意识进行控制的基础上开展了进一步研究。首先，他们通过决定是否让被试面对镜子做决策来将其分为高自我意识组(面对镜子做决定)和低自我意识组(无镜子)，然后要求两组被试完成积极任务分配操作。结果发现，高、低自我意识组均有近约一半被试(分别为10人和13人)选择了抛硬币，且高自我意识组被试恰有50％(5人，等于随机概率)的被试给对方分配了积极任务，但低自我意识组仅有约15％(2人)的被试给对方分配了积极任务，这说明高自我意识有助于排除道德伪善，意味着有意识的自我否认策略是道德伪善所必需的。随后控制道德凸显性和自我意识后的研究结果也支持该结论。最近，McConnell和Brown(2010)也支持此结果。他们发现，低自我概念的大学生更多通过采取改变态度的策略来减缓道德伪善行为所引起的认知失调，而高自我概念被试则相反，并不是通过改变态度来适应行为，而是通过改变态度来满足行为(McConneH&Brown，2010；Sherman&Gorkln，1980；Fointiat，2004；Naso，2006)。

综上可知，自我欺骗的有意识否认性策略是道德伪善所必需的。同时，道德伪善与个体自我意识有密切关系，支持道德伪善的双加工理论。但是自我欺骗的直接欺骗策略也是有益的，其配合有意识的否认策略也可引起道德伪善。因为道德伪善作为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若它只是一味地自我欺骗，而不真实地面对自身实际表现，那么，这些自我保护策略很可能最终导致个体无法有效地适应现实。

4　从道德伪善的影响因素看如何控制与避免道德伪善

道德伪善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其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和探讨，有助于人们利用这些外在因素来控制和消除道德伪善的消极后果(寇或，徐华女，2005)。目前研究虽仍主要局限于道德伪善的理论梳理和效应检测，但它们也均不同程度地考察了道德伪善的影响因素。如前所述，个体的自我意识、道德标准。，认知资源的分配方案和有限性(Valdesolo&DeSteno，2008，)，社会权力与权力的合法性(Lammers et al.，2010)，群体的性质(内群体和外群体：Valdesolo＆DeSteno，2007)及其相关的社会偏见(Brochu，Gawronski，&Esses，2011)等均会影响道德伪善的产生。Baston等(1999)曾采用前述的积极任务分配范式(无需抛硬币)进行研究，发现在低自我意识条件下，无论事先是否提及道德标准，都只有29％的人给对方分配了积极任务；在高自我意识条件下，当事先声明道德标准(“多数人将积极任务分配给别人是道德的”)时，有57％的人给对方分配了积极任务，显著高于低自我意识条件下的分配率；但当事先未提供外显道德标准时，则无人给对方分配积极任务，显著低于低自我意识条件下的分配率。McConndl和Brown(2010)得到了类似结果，他们发现大学生的自我概念会影响道德伪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变量也会在道德伪善的产生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从个体层面来说，自尊与感戴都会影响道德伪善。Stone(2003)让不同自尊水平的被试在操作任务前写一篇与自己态度相反的短文。随后对其任务绩效进行比较，发现较之于低自尊被试，高自尊被试出现了更明显的态度改变。这意味着与自己态度相反的短文可能启动了个体的道德标准，并进而导致高自尊通过改变态度降低了自己的认知失调，最终使得他们表现出较少的道德伪善行为。HoHand等(2002)发现高自尊被试很少产生自我辩解行为，但低自尊被试则产生了许多外显的自我辩解。这表明，高自尊被试较少通过自我辩解来降低认知失调，标示着他们较少出现言行不一致现象，也就是道德伪善效应不明显。Tong和Yang(2011)探讨了亚洲被试积极情感对道德伪善的影响。他们要求被试在中性情绪条件和两种积极情绪(自豪和感戴)条件下完成道德伪善任务。结果发现，在中性条件下，亚洲被试出现了与西方被试同等程度的道德伪善效应；且在诱发自豪感的条件下，仍出现了道德伪善效应：但在诱发感戴情感的条件下，道德伪善效应消失了，表明并非所有积极情感都会降低道德伪善，只有感戴这类亲社会情感才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道德伪善。另有研究发现某些以虔诚为信仰的宗教教徒可能产生更少的道德伪善。有研究通过呈现相关宗教的教条(e.g.，圣经教义)启动被试内在的宗教动机，然后对被试的道德伪善效应进行检测。结果发现，启动宗教动机的被试较之对照组产生了更小的道德伪善效应(carpenter&Marshall，2009)。其实，在一定程度可视为个体所处的文化背景。若是如此，那么上述结果意味着个体所处的文化背景也会影响道德伪善。确有研究支持这一推论。研究发现道德伪善的确受个体文化背景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典型体现为伪善的东西方文化差异。较之西方文化背景，东方文化背景，尤其是东亚文化背景相对更易产生道德伪善(English&Chen，2011)。

除了个体因素对道德伪善有影响外，许多研究发现群体变量和情境因素对道德伪善也有重要影响。Jo-Ann(2002)发现顺从、角色、去个性化(deindividuation)、习惯化(routinization)、规则和他人的怠惰(inacfion of others)均对道德伪善有不同程度的影响。Watson和Sheikh(2008)对136名本科生进行研究，进一步发现个体所处环境的情境因素诸如公平感、关爱、社会责任、责任归因和文化氛围等也会影响道德伪善。另有研究显示，事件的时间顺序对道德伪善也起着重要作用(Barden et al.，2005；黄萍，2006)。Barden等(2005)发现，时间顺序对伪善有明显的影响，先声明后行动条件下会产生明显的道德伪善效应，但先行动后声明条件下则无伪善效应。随后，我国学者(e.g.，黄萍，2006，)在本土情境下也证明了这种结果。该结果意味着道德伪善受事件声明和行动顺序的影响，吻合现实生活中的行动优先的原则。综上，道德伪善受许多因素影响，现实生活中应充分利用这些影响因素，合理地控制道德伪善的产生，并积极避免道德伪善的负面效应。

5　道德伪善的社会价值：道德伪善的积极作用

在道德伪善作为一种独立的心理现象受重视之前，人们对其认识仅局限于它是一种常用的认知失调诱导技术(induce technique；Fointiat，2004；Fointiat，2008)。然而，这意味着，道德伪善并不只是有着理论意义和负面作用，同时还有积极价值。基于此，下文进一步从道德伪善与认知失调、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塑造以及社会组织的发展三方面来阐述了其积极作用。

5.1道德伪善与认知失调

认知失调是个体在面对新情境、必须表明自身态度时，内心所出现新认知与旧信念相冲突的状况(Fesfinger,1957；Son-Hing，Li，&Zanna，2002；Fointiat，2008)。当个体认知失调时，他会产生一种不舒适感，故其会努力寻求方法来改变这种不舒服的状态。具体策略有二：一是改变行为，让行为和新的认知保持一致；二则是改变态度，让新的信念替换原来所持的态度(Fointiat，2008)。于是道德伪善在认知失调领域的应用，主要是通过道德伪善诱导个体的认知失调，从而进一步达到改变其态度或行为的目标的。

Peterson，Haynes和Olson(2008)通过道德伪善对不同自尊者的戒烟行为进行了研究。他们将61名吸烟的大学生分成两组，一组需要录制戒烟声明，以便鼓励中学生不要吸烟，另一组作控制组，无需录制声明。同时研究还对吸烟大学生的吸烟行为进行了调查。6个月后，再次对大学生的戒烟行为和戒烟态度进行调查。前后比较显示，道德伪善组被试，自尊越高时，其戒烟意图越强，控制组则未出现该趋势。对戒烟行为的细致分析显示，道德伪善组被试的戒烟行为较控制组要多得多，且呈现出自尊越高，戒烟行为越明显的趋势。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研究借助道德伪善来诱发认知失调，以便塑造个体健康的生活方式或激发被试的亲社会行为，如Eithel和Friend(1999)通过道德伪善诱导认知失调以增加使用来预防艾滋病的研究等。Finney(2006)还对道德伪善所诱发不同认知失调状态下被试的道德决策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被试在执行不道德决策(immoral decision)前的不道德行为等级评定将会导致个体对他人不道德行为的评定更为苛责。这些资料表明道德伪善作为认知失调的重要诱导技术，在心理学和实际生活中有着较为广泛的应用。

5.2道德伪善与亲社会行为

道德伪善产生一个必要前提是被试作事先的亲社会声明。这直接决定伪善在诱发认知失调后能否激活亲社会动机(saroglou，Pichon，Trompette，Verschueren，＆Demelle，2005)。道德伪善能促进亲社会行为的观点已得到了证实。研究普遍发现，道德伪善不仅可增强个体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加用预防艾滋病的行为(Eithel&Friend，1999；Paul&Gray,2011)，，形成积极的戒烟行为，，增加个体的可卡因戒断动机与行为(Fazio，Hunt，&Moloney，2011)以及减少超速驾驶行为等(Fointiat，2004，)，而且还可增加个体的环保行为，如节约水资源保护行为(Dickerson，Thibodeau，Aronson，&Miller，1992)和垃圾回收行为(Fried&Aronson，1995)等。随后，有研究发现道德伪善能增加人们向无家可归难民的捐赠行为。此外，Son-Hing等(2002)发现道德伪善还可以减少厌恶种族主义者的偏见行为。他们让312名加拿大学生写一篇“大学平等对待少数民族学生非常重要”为话题的文章，然后完成一项测试，测试内容是学校联合会要削减20％的社团经费，让被试投票决定是否削减亚洲学生联合会的费用。结果发现，道德伪善显著地增强了厌恶种族主义者的羞愧感和不适感，同时还观察到实验组被试较之于控制组，其种族偏见行为有明显减少。上述研究表明道德伪善在促进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或培养个体的亲社会倾向中具有重要作用。

上述研究主要运用横断设计模式较细致地揭示了道德伪善在亲社会各个领域中的积极效应，然而却较少从追踪设计或者说较少对道德伪善促进亲社会行为的持久性进行考察。Morrongiello和Mark(2008)的追踪研究为人们认识道德伪善在亲社会行为塑造和培养方面的长期效应提供了证据。他们经家长许可后将239名小学生分成干预组和对照组。让干预组参与三次测试，而控制组只参与干预以外的其他两次测试。实验要求被试对呈现的有着不同风险的工具的图片进行分类，比如不同危险程度的刀(削笔刀和菜刀等)。他们要把这些工具分成他们自己可以用的(如，削笔刀)以及不能用的(如，菜刀)，同时还要求他们自己作一个保证在校园内不使用高危险工具的声明。1个月之后，对被试的行为进行测量。结果发现，他们的风险行为明显减少，而且该效应在那些前期被鉴定为惯用危险工具的小学生身上表现得更明显。该结果表明，道德伪善能保证亲社会行为的长期效果，其至少可持续一月左右。

5.3道德伪善和组织发展

道德伪善并非总与个体相联系，也可以内化到个体有关的小团体和群体上(Valdesolo&DeSteno，2007；Teague&Watson，2008)。当它向组织和团体延伸时，如同其可促进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一样，其也能促进组织和企业的发展。Fortin和Fellenz(2008)指出，道德伪善对组织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对组织领导者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对员工的影响。前者主要是道德伪善能够导致组织领导者声明积极的管理措施(如，公平或公正管理，提高员工的公平感等)，并有助于促进管理者产生如此行为。因此，也就提高了管理者决策的有效性和执行力，并提升了员工的归属感与组织荣誉感，甚至促进了员工个人以及企业的绩效。后者对组织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员工实现，道德伪善能促进员工产生更多的亲组织(pro-organizational)行为，并增强他们的组织认同感。需注意的是，道德伪善与组织发展间的促进效应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例如，Watson和Sheikh(2008)对136名商学院学生的研究就曾发现不仅道德伪善会影响组织公平，而且组织公平也会反作用于道德伪善。上述结果主要基于学生样本的结果，其外在效度值得怀疑。针对此，Teague和Watson(2008)进一步将研究对象推广到了组织员工群体上，他们通过系列实验在组织员工样本中验证了学生样本所得的结果。另外，伪善对组织发展的影响还体现在其对组织销售和推广策略(如前所述的推广和推销等)的影响上。

6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自道德伪善概念提出至今的20年里，道德伪善研究呈现出理论与应用并进的趋势。这些研究启示我们，道德伪善并不能简单地被认定为“善”或“不善”，其具有双重性质，或者说其“善”与“不善”的性质主要取决于人类如何利用它，如何让它更好地为人类服务。虽然这方面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由于研究主题和领域相对分散，导致目前的研究还不够系统，未来研究仍有必要从下述三方面进一步深入。

第一，研究对象方面。就已有的道德伪善研究而言，绝大部分研究(除Morrongiello和Mark的研究是以小学生为被试外)都是以大学生为被试，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领域(职业、种族)的研究尚存研究空白。已有研究表明个体自我意识早在婴儿期就已出现，而道德伪善产生的必要条件就是个体有意识的否认性自我欺骗。因此，未来研究可考察不同职业、人群和处于发展阶段个体的道德伪善。同时，还需指出的是，道德伪善的现有研究基本都是局限于西方框架和文化背景中。但相关研究表明，个体社会认知的发展存在文化差异(Han&Northoff，2008，)，道德伪善作为社会认知的重要内容，也会存在文化差异(Matsumoto，Yoo，＆Fontaine，2009)。如倪梁康(2006)所指出的，中国文化倾向将道德伪善视为一种由后天教化而获得的善，而西方文化则将其视为“法利赛式的善”，认为它是在行为、思想和语言方面并不是出现内心的“善”。于是，未来研究有必要进行本土化和跨文化研究(Matsumoto et al.，2009)，从文化普遍性和文化相对性两个层面上来揭示道德伪善的真实内涵。更何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存在另一个明显言行不一的领域或现象——自谦。即个体倾向对自己的所做的行为做出与行动不一致，更主要是谦卑和贬斥的声明的陈述的过程。因此，未来研究也有必要对这两种不同的言行不一致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和系统分析。

第二，研究方法方面。目前研究主要是采用Baston等提出的积极任务分配范式或其变式(如，资源分配任务)来考察道德伪善。由于该范式的因变量指标主要是选择某种方法的人数，导致其分析策略更多是借助精确性相对较差的非参数统计方法(如，简单的频数统计和卡方检验等)，同时还导致这类研究基本只能遵从组间模式(每个被试基本只能参加一种任务或作出单一选择)，这也导致研究结果无法准确排除个体差异的干扰。Valdesolo和DeSteno(2008)的研究显示，控制认知资源也能诱导道德伪善。该范式突破了组间设计的局限(同一被试至少可在有无负荷两种条件下操作实验任务)，可以进行组内设计(尤其是重复测量，从而避免个体差异的影响)和混合设计。于是未来研究可在此基础上突破组间设计模式，通过重复测量和追踪研究设计等模式来检测个体差异(如，工作记忆容量等)对道德伪善的影响。此外，已有研究对道德伪善的测量多是用评定法，难以保证研究结果的精确性。因此，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借助反应时技术和内隐测量技术(如，内隐联想测验)来进行探讨，以排除社会赞许性和外显态度的干扰。同时，还可借鉴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电生理技术和脑成像技术来进行研究。总之，未来研究应该尝试采用多种行为技术，并将行为技术和认知神经科学技术有机结合，以便深入揭示道德伪善效应及其神经机制。

第三，研究内容方面。目前研究主要侧重于道德伪善是否存在，为何存在以及有何用途三个方面的研究，较少对道德伪善的结构进行探讨。然而，道德伪善究竟是一个整体还是由不同亚结构所构成的构念，到目前为止尚无系统研究。于是，今后可进一步对道德伪善的性质及其结构进行探讨。当然，道德伪善作为一个道德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主题，对其进行研究还应为道德教育或其他领域的应用提供某些启示。正如Lammers和Stapel(in press)研究所揭示的，道德规则的抽象性会增强道德伪善效应。若该结论经得起检验，那么这意味着若在道德教育中只是一味地向学生灌输抽象的道德原理和准则，则可能会促使学生产生更多道德伪善行为，最终并不利于美德教育的开展。因此今后研究需进一步对此及其应用开展验证。若未来的系统研究确实验证了该结论，发现抽象性确实对道德伪善有促进作用，那么未来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就应充分将抽象的道德规则具体化，以减少道德伪善对个体品德发展和社会公德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即德育工作者应充分借助细致而具体的道德规则和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话题来开展道德教育，因为这不仅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或降低学生的伪善行为，而且还可增加道德教育的趣味性。总之，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加强对道德伪善及其对教育和其他领域相关应用启示的研究。此外，今后研究也可对道德伪善的个体差异进行研究。例如，对道德伪善与个体品德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检测道德高尚个体是否会产生更强的道德伪善效应。更何况，目前道德伪善的研究仍主要是局限于哲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然而，伪善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它并不只与这两个领域有关，它还和政治(如，政治伪善)、经济和外交诸多领域有关系。目前道德伪善尽管理论和应用并重，但是其研究深度和力度还有待加强，许多方面还仍是停留于现象和理论分析的层面(如，道德伪善影响因素的研究)。因此，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借助多方面力量，尽可能多地开展多层面和跨领域研究，并在注重研究普遍性和广度的同时，进一步增强研究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