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转化

摘 要：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交叉使行政执法程序与刑事司法程序的衔接成为必要。而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转化则是上述两种程序衔接的基础。本文从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共性和个性出发，初步探讨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必要性及途径。

关键词：行政证据；刑事证据；转化

为净化市场环境，维护人民权益，以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为主体的"三打"专项整治行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严厉打击欺行霸市、制假售假、商业贿赂违法犯罪活动。2102年前5个月，我院共受理各类"三打案件"10宗21人。其中，部分案件是由行政执法机关在先行执法过程中发现"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有必要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该类案件的处理涉及到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配合、行政执法程序与司法程序的衔接。

行政执法机关在将案件移交司法机关的同时，也将其在执法过程中收集的各类证据一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但由于我国没有统一的证据法典，不同部门法之间证据的衔接与转化缺乏明确的规定，所以行政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据是否具备刑事司法的适格性（competency　of　evidence）或可采性（admissibility　of　evidence），不仅在理论界争论不休，而且也给司法实践造成困扰。以下，笔者从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共性和个性出发，对二者转化的必要性以及途径进行初步探讨。

一、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之比较

行政证据和刑事证据都具有合法性、关联性、客观性等证据的共同属性，但由于行政执法权与刑事司法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权力，分属不同范畴，所以上述两种证据在收集主体、收集程序、审查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的个性差异，这也是行政证据不能直接应用于刑事司法程序的重要原因。

（一）证据收集主体不同

行政证据是行政执法机关或者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能够证明案件情况的事实。①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监察法》、《行政处罚法》等行政法律以及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这里的行政执法机关主要指工商管理、质量监督、税务、卫生管理、金融监管等行政执法部门。而现代刑事侦查则是一个特定的职业工作领域，要求从业者"术有专攻"。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5条之规定，有权收集、调取刑事证据的主体仅限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其他单位和个人均不适格。

（二）证据收集程序不同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有权依法收集证据，但对证据收集的具体规则、违法收集证据可能引发的不利后果则缺乏细致规定；相较而言，刑事证据的收集程序则有较为完备的规定，如果公、检、法及其人员不按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要求收集证据，不仅其收集的证据将面临不被法庭采纳的风险，甚至相关责任人员还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三）证据审查方式不同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机关不仅具有收集证据的权力，而且具有审查证据、认定证据的权力。由于行政活动的效率性要求，行政执法人员一般要当场对收集的证据进行审查。故此，行政机关在证据审查过程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缺乏平等的抗辩。而刑事证据的收集主体一般为公安机关，但公安机关没有证据审查的权力，证据的审查认定只能由法院在庭审时通过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来认定。故此，相较而言，刑事证据的审查具有更高的公开、公正性。

二、行政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的必要性分析

虽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分属不同范畴，但两者均是国家实现统治职能的重要方式，均是国家实施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两者在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方面存在紧密联系和内在一致性。这就要求行政执法程序与刑事司法程序能够顺利衔接，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能够顺利转化。

（一）　行政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是诉讼规律的客观要求

我国的法律体系决定了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都是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二者在社会危害性方面只有量的不同，而无质的区别。故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所调整的对象不可避免地存在交叉地带。②这就造成实践中行政机关在查处某些案件时，该案的案件性质和管辖主体尚不明确。当行政机关发现案件应当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由司法机关管辖时，其执法行为往往已经接近尾声。上述实践做法不仅普遍，而且符合人类由浅入深的认识规律。再者，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标准较高，很多案件在发生之后不能及时立案，刑事侦查活动不能展开。故此，从某种程度上讲，行政执法机关往往是查处某些犯罪的前哨，司法机关则是处置同类问题的最后防线。如果仅仅因为行政执法机关"先下手为强"而一律排除其收集的证据在司法程序上的法律资格，无疑将使实践中的惯常做法陷入被动境地。

（二）行政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是有效打击犯罪的必然选择

证据收集是一项时间性很强的工作，收集证据进行得越快，发现和收集证据的机会就越多。实践中，行政执法机关常常在日常社会管理过程中，第一时间接触某些违法犯罪活动的现场。为保障有效打击犯罪，这就要求行政执法机关趁现场尚未破坏，证据尚未变化，了解案情的人记忆犹新等有利条件，不失时机地固定证据。防止时过境迁，因证据的缺失使一些原本证据充足的案件成为"无头案"、"老大难"案件。③行政执法机关在第一时间收集的证据，相当一部分是原始证据、关键证据，如果这部分证据不被后续的司法程序所采纳，很可能会导致放纵犯罪。在犯罪态势高发、侦查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只有充分利用行政执法机关收集的证据，才能切实形成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合力。

三、行政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的途径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7种证据类型，笔者主张根据各类型证据发挥证明作用方式的差异，结合各类型证据的特点，采取不同的证据转化途径。

（一）对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勘验、检查笔录等实物证据，可以采取完善调取手续的方式进行转化

实物证据是以实物形态为表现形式的证据。如物证，它是以其外部特征、物质属性、存在场所来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书证，它是以文字、符号、图画等记载的内容和表达的思想来证明案件事实。它们所反映的案件事实因固定于实物形态之中，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因而在诉讼过程中不易受主观因素的影响，从而具有较强的客观性、稳定性。也就是说，此类证据的收集不会因为收集主体的不同而变更形态，也不会因为证据收集时间的先后差异而变更内容。该类证据客观性的特点也决定了即使其收集主体存在轻微瑕疵，将其作为刑事案件的定案依据也不会触碰证据采纳的"底线正义"。

其次，从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来看，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先行调取的实物证据也完全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已经由全国人大通过、即将于2013年1月1日施行的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上述规定不仅考虑到了犯罪态势高发与侦查力量有限的现实矛盾，而且也与法治发达国家的立法例相近。如在英国的普通法中，取得证据的方法，原则上不影响实物证据本身的可采纳性，即承认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的证据能力。④举重以明轻。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扣押与案件相关的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实物证据，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看，该行为是有充分的合法性依据的，根本达不到新《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程度。且上述证据还可以通过行政部门补充说明提取证据的时间、地点等情况，对上述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进行补强。

综上，对于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先行扣押的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实物证据，一般通过健全、完备公安司法机关向行政执法部门调取证据的手续，按照《刑事诉讼法》第45条规定之精神，作为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收集、调取的证据，直接转换为刑事证据。

（二）对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原则上必须重新制作才能转化为刑事证据，但也不排除例外情形存在言词证据就是以言词作为表现形式的证据。言词证据的表现形式决定了它一方面能够比较形象、生动地反映客观事物。但另一方面，由于言词证据是经过证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感知、判断、记忆、陈述"加工"而成的，其陈述受感受力、记忆力、判断力、表达力以及利害关系、价值观念、思想感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能如实反映案件客观情况的可能性较大，甚至有的还会歪曲、伪造、隐瞒事实。⑤言词证据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其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准确性低、稳定性差的弊病。又由于言词证据大多是直接证据，无需借助其他证据就可以直观地证明案件主要事实。故此，一旦言词证据存在虚假，极易误导司法者对案件事实产生误判。为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对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收集、制作的言词证据，原则上应当由刑事侦查机关、司法机关重新制作才能进入刑事诉讼领域。

其次，行政法、刑事诉讼法关于言词证据制作规范的差异，导致行政机关先行收集的言词证据需要重新制作。为保障言词证据的客观性，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言词证据的制作规定了严格的程序。比如，证人证言的制作，至少要有两名侦查人员同时在场，在证人的单位或者住处进行，且事先要告知证人必要的权利。而行政证据的取证程序，要求相对没有那么严格，且在内容上也偏重对客观要素的了解（违法行为、客观后果等）。这种证据收集程序上的差异就要求刑事侦查机关、司法机关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要求重新制作言词证据。

但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的言词证据都需要重新制作。证据的采信不仅需要考虑自由和秩序，同时也要兼顾侦查的便利。比如，对于行政执法机关先行提取的证言证言，如果在后续的刑事侦查阶段该证人死亡或消失，而该份证人证言对事实的认定关系重大，则经侦查人员调查、核实，该份证人证言"极为可信"，并且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经控辩双方举证、质证后，该份证人证言就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

参考文献：

①杨威：《论行政程序证据在经济犯罪侦查中的应用-以行政程序证据向邢事证据的转化为视角》，载《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8年2月，53页。

②孙康：《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与转化》，载《学习论坛》，2012年3月，74页。

③黄世斌：《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的证据转化问题初探》，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5期，94页

④王冠：《论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之证据能力》，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111页。

⑤宋英辉主编：《刑事诉讼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201页。

作者简介：陆明军，东莞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科员，法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