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体育思想对我国学校体育的启示

据2005年我国国民体质监测公报结果显示，我国城乡学生身高、体重和胸围的生长水平虽呈现增长趋势，营养状况也得到一定改善，但学生的耐力、速度、爆发力、力量素质均呈下降趋势，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分别为31.67%、58.07%、76.02%和82.68%；在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群中，40～44岁的男性和30～39岁的女性进行体育锻炼的比率非常低，其中30～34岁女性是男女所有年龄段中参与比例最低的人群，仅为28.3%。

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的“用进废退”进化思想早已告诉我们，“身体锻炼十分重要，是身体不至于退化的重要方式”。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活动）可使有关的肌肉加大力量；而停止使用（活动），则与损坏有关神经的作用相同，使相应肌肉趋于衰退。当今的学生长期静坐于书桌前，片面地重视脑力劳动，忽视体育锻炼和身体活动，其表象是学习压力大，但根本原因是缺乏体育锻炼的意识。众所周知，学生体育锻炼意识的逐步形成贯穿于整个学校体育教育过程中；而学校体育教育的成败对学生体育锻炼意识的形成与否起着决定性作用。基于此，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西方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多位教育大家的体育教育思想进行总结分析，从而引导我国学校体育教育工作良性发展。

一、国外著名教育家主要体育思想探源

古往今来，许多西方大教育家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并举，表现出对体育教育和体育锻炼的重视。古希腊三哲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体育教育均有独到的见解；而杨·阿姆司·夸美纽斯、让·雅克·卢梭、约翰·洛克、裴斯泰洛齐、赫伯特·斯宾塞、伊·阿·凯洛夫等大教育家也有发人深省的体育教育思想。以上教育家的思想共识即为：体育应为“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等“五育之首”，是人们生存、生活、工作、娱乐、发展的基石。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公元前322）认为，体育锻炼可以培养勇气，身体的训练应在智力训练的前面。体育训练的目的不是为了竞技，不应该像斯巴达人那样通过儿童勇敢地艰苦操练而变得残忍，应该把高贵的东西而不是兽性的东西放在首位。体育在人们不同的教育阶段包括不同的内容：在幼儿教育阶段主要是通过游戏、饮食来发展儿童身体；初等教育阶段主要是通过体操训练形成人健美的体格、勇敢和良好的习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趋向于体育不能落后于智育。

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公元前399）认为，身体健康在平时是有用的，因为人们做一切事情都需要用身体，要尽可能使身体保持健康的状态。而在战时，身体健康就更为重要。即使在思维活动中，健康的身体也是必要的，许多人“由于身体不好，健忘、忧郁、易怒，就会影响他们的神志，以致他们把已获得的知识遗忘殆尽。”[1]苏格拉底要求每个人的身体能忍受严寒、酷热、饥渴、疲劳困顿，以便能适应各种环境；常常“竭力劝勉他的门人，要注意身体健康。一方面要尽量向那些知道怎样保持健康的人学习，另一方面个人自己也要一生一世注意……”[1]苏格拉底自己经常锻炼身体，准备应付身体可能面临的任何考验。他每天早上都到广场去体育锻炼，因此培养了自己忍受饥饿寒冷、疲劳的惊人能力。[1]苏格拉底能够最终成为古希腊三哲之一，重视体育锻炼，摸索健身方法起到了重要作用。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公元前347）曾提出“先音乐教育，后体育训练”的主张，他把音乐和体育并举，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指明了体育锻炼在人们个体发展中的重要性。“身体最强健的人不容易受饮食或劳作的影响，最茁壮的草木也不容易受风日的影响。”[2]

杨·阿姆司·夸美纽斯（JohannAmosComenius，1592－1670），17世纪捷克著名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民主教育家。在论教育的作用和目的时，夸美纽斯强调人的身心是和谐的，他说：“人的本身，里外都只是一种和谐。[3]”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在身体、智慧、德行和信仰几方面和谐发展的人。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世界观认为“肉体是灵魂的监狱”，鼓吹实行禁欲主义，通过折磨肉体来拯救灵魂。夸美纽斯的观点与此正好相反，他认为：“身体不独是推理的灵魂的住所，而且也是灵魂的工具[3]”，因此十分重视保持身体的健康强壮，要求家庭和学校都应注意使儿童的生活与学习有规律、有节制，合理安排运动与休息。该观点也符合现代运动训练理论中的恢复机理。

约翰·洛克（JohnLock，1632－1704），17世纪英国著名的实科教育和绅士教育的倡导者。他在论述绅士教育时对体育非常重视，在《教育漫话》中一开篇就说：“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的精神。”“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凡是身体精神都健康的人就不必再有什么别的奢望了；身体精神有一方面不健康的人，即使得到了别的种种，也是徒然。”“我们要能工作，要有幸福，必须先有健康；我们要能忍耐劳苦，要能出人头地，也必须先有强健的身体。”[4]他为了培养健康的绅士，根据他的医学知识，拟定了一个锻炼绅士体格的体育保健制度，对儿童的衣、食、住、行都提出了具体要求，以此达到把绅士锻炼成能拿起武器去当兵的标准，使他们能够有一个忍耐劳苦的强健体魄。他所提出的各种保护与锻炼身体的体育卫生的要求，基本上是切合实际的；他关于体育的见解，内容十分丰富，新颖而系统，对当今学校体育卫生管理和家庭体育卫生管理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1778），作为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最激进的思想家，卢梭在《爱弥儿》中表达出了自然主义的教育思想，被誉为教育史上的哥白尼。卢梭想象的自然人是身心调和发达的人，是运动敏捷、身手协调的人，所以身体的养护和锻炼被视为儿童教育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而这种养护和锻炼其实质就是具有身体练习的体育。卢梭对于当时轻视身体健康的流俗主张给予无情的驳斥。首先，他认为惟有健康的体魄才能使人忍耐疾苦，勤于工作，获得幸福和延长寿命。他说：“体质愈衰弱，欲求愈迫切；而体质愈强壮，便越能忍耐。一切肉体的都产生于体质软弱的人；他们愈不能得到满足，他们的痛苦也愈强烈。”[5]又说：“几乎所有长寿者，都是出于从事多量体格锻炼而能忍受疾劳和工作的人。”[5]其次，卢梭认为健康的身体是理性发达的基础。他认为：“身体要相当的健康，以便听从心灵的支配；正好似好的仆役必须是健康的。”[5]并指出：“以为身体的活动会妨碍心灵的活动，那是一桩绝大的错误。仿佛二者不能联合并进，也仿佛心智活动不愿意去作行为的指导一般。”[5]所以“你假如要培养儿童的智力，你应当培养那智力所要控制的体力。为了使儿童良好而慧敏，你要给他的身体以不断的锻炼，使他的身体强壮而健康；你要让他工作，让他做事，让他奔跑和喊叫，让他永远活动；使他成为有体力的人，他不久就成为有理性的人了。”[5]再次，好的身体是优良品德的基础。卢梭说：“霍布斯称邪恶之徒是健壮的儿童，是不符合事实的。一切邪恶皆由体弱而生；儿童因为体弱才令人厌恶；设法使他们强壮，他就变好了；因为假如我们什么事都能做，我们一定不做坏事。”[5]卢梭把体育和锻炼当作教育的主要内容，旗帜鲜明地指出了“体育先于智育”，有别于我国现在的“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

裴斯泰洛齐（Johan Heinrich Pestalozzi，1746－1827），19世纪瑞士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认为，不仅要发展人的道德和智慧，还应发展人的身体力量，因为体育和德育、智育及劳动教育是紧密联系的；人的认识能力、实践能力的基础都蕴含在人身体的发展之中。他认为体育的任务，就是要把所有潜藏在人身上的天赋的生理上的力量，全部发展出来。他说：“眼睛要看，耳朵要听，脚要走路，手要抓物”，以致人的整个身体能要求通过各种活动得到发育成长。这种活动从小就在进行着，如从手抓、脚蹬、走动、伸举到“打击和搬运，戳刺和投掷，拖拉和旋转，围绕和摆动等等[6]”都可使体力得到发展。这些“体力表现形式虽各不相同，但是或合或分，都蕴含着一切可能的行动的基础，乃至蕴含着构成人类的各种职业的最复杂的行动的基础。”[7]而这些简单的体力表现形式的基础，则是自然所赋予的关节活动的能力。因而他提出了各种关节的活动应是体育最简单的要素；体育应该从儿童的早期开始，学校的体育活动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裴斯泰洛齐对体育的认识落脚于一个“力”字。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对体育也很重视，他是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开始时期的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他认为，由于每个人的利益（幸福）和现代生活日益增加的竞争，都需要体育；一个民族的繁荣、战场上的胜负、商业上竞争的盈亏，都与人的身体强弱有关；女孩和男孩同样需要体育。在《体育》一文中，他从体育理论论述到人体的养护与锻炼：“身体即是心智的基础，要发展心智就不能使身体吃亏。”“长期的身体毛病使最光明的前途蒙上阴暗，而强健的活力就使不幸的境遇也能放金光。”[8]因此，他要求让儿童多运动、多游戏，他认为游戏和竞技比体操更重要。他提倡自然的身体锻炼，反对人为的体育制度，在学习方面，主张不能让学生过分疲劳；改变当时学校那种儿童由于体力衰弱，时常被迫离开学校，功课繁多，教师苛求，以致学生不得不以一天12到13小时的时间致力于学习的现象。他说：“当用心大为过度的时候，结果就严重得更厉害，不只影响身体的健全，也影响到脑本身的健全。”“身体健康下降是学习过度的后果，……硬塞知识的办法该受到多么严厉的谴责。”[8]斯宾塞对体育教育的重视也构成了他的五大部分课程体系的第一部分：开设生理学、解剖学。这是阐述生命和健康直接保全自己的知识。在斯宾塞看来，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伊·阿·凯洛夫（1893~1978），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很有影响的苏联教育家。他主编的《教育学》于苏联第二次教育改革时期问世。从那时起，他的教育理论一直成为苏联传统的教育指导思想。凯洛夫在《教育学》第十六章《体育》中论述了体育教育的重要性：“体育是增进青年健康，发展他们的体力和各种能力的必要条件。”“体育的任务是使学生的身体获得发育，使它变得结实健壮，有坚忍和持久的力量，并且要发展学生的灵活而美观的动作。”[9]这已经从理论的高度提到了体育的概念、任务和外部条件，为后来体育基本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诸家体育思想对我国学校体育的启示

通观以上多位西方有代表性的教育大家的体育教育思想，不难发现体育对于他们一生的重要性。通过对他们主要体育思想的溯源和探析，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基本启示。

1.学校体育教育应坐拥真正意义上的“五育之首”

以上多位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中，无一例外地将体育教育列在“五育之首”。早在1917年4月1日，用笔名“二十八画生”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指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10]在这里，青年已将体育提至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等“五育之首”，可见体育在教育环节中的重要地位。

2.学校体育教育中应改变重文轻武的办学思想，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重视和加强体育教学

在当代体育教学中，尽管《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等法规文件对体育课、体育考试及体质健康标准测试都有明确规定与要求，但在实际操作中，规章制度形同虚设，没有得到严格执行。长此，学生间流传“体育课学好学坏一个样”，“学与不学一个样”，这实质上既是我国学校体育教育的悲哀，更是整个教育制度的悲哀。学校乃至社会对体育教育的轻视，必然导致学生体育锻炼意识的淡薄，更无法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因此，要彻底改变此种现状，学校应逐步废止应试教育，根除淡化重文轻武现象；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制度，制定具体落实细则。只有有了相应的规章制度的制约并严格规范管理，才能保证体育工作的质量，才能逐步规范和完善我国学校体育教育工作。

3.在学生锻炼意识培养方面，应将提高学生的体育兴趣

作为引导学生形成体育锻炼意识的主要途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前面我们所列举的西方大教育家的体育思想，无一例外地重视提高对体育的兴趣，这对于我国今天的体育教学仍有非常积极的指导作用。但是这里所说的提高学生兴趣并不仅仅停留在学生简单地动一动就可以了，而是要求学生要较好地掌握运动技术，不断提高运动技能，学习掌握锻炼方法。在体育教学过程中，课程的内容和形式应进一步丰富和多样化；要加大培养学生技能和技巧的力度，提高学生的运动能力。学生有着较好的运动能力和运动技术并且掌握2-3项特色和具有一定优势的运动项目，对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此外，教师还要积极引导学生去观察思考体育锻炼对身心的各种功能，使其从根本上认识到体育锻炼对增进健康、缓解压力、塑造健全人格的重要作用，从而形成由自发到自觉的体育锻炼习惯。

参考文献

[1]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2]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3] 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4] 洛克.教育漫话.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

[5] 卢梭.爱弥儿.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6] 张焕庭.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7] 裴斯泰洛齐.裴斯泰洛齐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8] 斯宾塞.教育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

[9] 凯洛夫.教育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

[10] 张尚晏.早期体育思想对学校体育的启示.体育文化导刊，20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