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经济社会论

一、信息技术革命与新经济的崛起

信息技术革命是卡斯特阐述其网络经济社会论的切入点。信息技术革命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一样，是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而这场革命的核心，是信息处理与沟通的技术，主要包括微电子、电脑、电信、广播以及光电等集合而成的整套技术。虽然先前的工业革命也是依赖知识和信息，但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的特点在于“如何将这些知识与信息应用在知识生产与信息处理及沟通的设施上，这是创新与创新的运用之间的一种累积性反馈回路”。［3］新信息技术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应用工具的含义，是对人类心智的扩大与延伸。“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人类的心智成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而不仅是生产体系中的决定性因素”。［4］另外，信息技术革命的扩散速度和影响范围也是史无前例的。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不过20年的时间里，新信息技术的影响就已遍布全世界，虽然其扩散速度也具有选择性和不均等性。选择以信息技术革命作为分析的切入点，并非意味着卡斯特赞同技术决定论。在他看来，技术决定论的困境在于问错了问题，因为技术就是社会，二者并不是相互决定的关系，而是一体的历史进程中的互动性关系。一方面，信息技术革命的发生是技术、经济、国家与社会复杂互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信息技术革命中的技术变迁也与经济转变、社会变迁相互影响，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当前世界的社会面貌。当代的信息技术革命具有五个核心特征:与信息密切相关;信息技术的影响遍及个人与集体存在的所有过程;网络化逻辑构成任何使用这些新技术的系统或关系的首要逻辑;以弹性为基础，具有独特的重新构造能力;特定的技术逐渐聚合为高度整合的系统。当代的信息技术革命中，技术所发挥的力量以及技术贯穿生活与心灵的程度，超越了先前历史中的任何技术。信息技术与经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一个复杂矩阵。其中，新经济的浮现就是这个复杂矩阵中的一个子矩阵。新经济浮现于20世纪最后25年里，主要源起于美国，但很快便传播到欧洲、日本、亚太地区以及世界各地特定的发展中地区。这个全新而独特的经济系统之所以会在20世纪最后25年出现，除了信息技术革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之外，公司与国家(或不同层次的政治实体，如区域或欧洲联盟)也发挥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其中，“公司是由获利力以及股票价值的增长所推动，而不是由生产力所推动……政治机构受到一组更广泛的价值与利益塑造，会在经济领域上倾向于将其经济组成部分的竞争力极大化”，［5］因此，推动公司的获利力与推动国家的竞争力，才是技术创新与生产力增长背后的真正决定因素。于是，技术变迁、公司能力与国家机构共同创造并塑造出一个新的全球化经济。信息化、全球化与网络化是新经济的主要特征。称其信息化主要是因为“在这种经济体内，单位或作用者(不论是公司、区域或国家)的生产力与竞争力，基本上是看它们能否有效生产、处理及应用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而定”。［6］在新经济浮现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再结构为信息资本主义。称其全球化主要是因为“生产、消费与流通等核心活动，以及它们的组成元素(资本、劳动、原料、管理、信息、技术、市场)是在全球尺度上组织起来，并且若非直接进行，就是通过经济作用者之间连接的网络来达成”。［6］至于新经济是网络化的，“则是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的增进与竞争的持续，都是在企业网络之间互动的全球网络中进行”。［6］在卡斯特看来，信息是新经济的重要形成基础。新经济是一种不同于工业经济的社会———经济系统，其独特之处在于“它转变为以信息科技为基础的技术范式，使得成熟工业经济所潜藏的生产力得以彻底发挥”。［7］因此，这种信息化经济并没有违背工业经济的逻辑，它依靠技术的深化将工业经济纳入其中。换言之，工业经济必须变得信息化，否则就会崩解。与世界经济相比，新经济“乃是其核心成分具有制度性、组织性和科技的能力，而可以即时或在特定时间内以全球为规模而运作的经济”。［8］在世界经济中，资本积累是在世界各地进行，而在新经济里，全球直接成为一个运作单位。世界经济最晚自16世纪起便存在于西方世界，而直到20世纪末，世界经济才真正变成全球性的。虽然这种全球化并非遍及经济系统里的一切事物，但经由四个全球化经济的核心组成元素，经济系统得以在全球层次上相互连接。这四个全球化经济核心分别为:金融市场、国际贸易、跨国生产以及科技和专业劳工。讨论了新经济的信息基础及其全球化特征之后，卡斯特指出，网络化是新经济的第三个重要特征，而这一特征主要体现于新经济体的组织形式中。“新经济体”是卡斯特反复使用的概念，特指新经济的主体，既包括国家、区域、联盟，也包括公司以及公司的网络、网络国家等。这一概念不仅体现了全球经济中新的国家或地区经济的蓬勃兴起，还体现了新经济的主体已经跨越了地理、政治等区域性限制，逐渐形成网络化的组织形态。而网络企业则是这种新的网络化组织形态的最重要展现者。

二、网络企业与信息主义精神

网络企业是新经济的重要主体和组织形式，体现了全球范围内与信息科技革命相关的新组织逻辑。对网络企业的分析不仅有助于明确新经济的网络化特征，也是分析新经济组织逻辑的重要途径。这个新组织逻辑虽与当代的科技变革相关，但并不受制于科技变革，它与新技术范式之间的汇聚与互动，构成了新经济的历史基础。由于世界不同文化及制度的影响，这个新组织逻辑也会以不同的形式来呈现自身。因此，卡斯特是在对新经济的文化、制度与组织的分析中展开其对网络企业的研究的，即是在文化与制度的脉络中探究网络企业这一盛行于新经济中的组织形式。文化、制度与组织三者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在卡斯特看来，组织是“为了执行特定目标而产生的一套特定手段系统”。［9］从动态演变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两种类型的组织，即科层制和企业。以科层制为代表的组织的最主要目标，乃是自身之手段系统的复制，以企业为代表的组织的目标，则为塑造与不断地重塑手段系统的结构。所谓制度，则是“被赋予必要的权威，以执行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之特定任务的组织”。［9］至于文化，“基本上是通过在制度与组织里的‘嵌入’来显示自身的”。［9］而组织逻辑就是文化、制度与组织相互交织在一起的重要体现，这是因为:作为组织构成与行动的基本向度，组织逻辑既是文化的物质化呈现，又是制度性权威关系的观念基础。组织轨迹是组织逻辑的历史性展开。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的生产与市场组织开始产生重大转变，出现了七种组织演变趋势。这些组织演变趋势汇聚在一起，显现了资本主义重构以及从工业主义转向信息主义的组织轨迹，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新经济的网络化的组织逻辑。这七种组织演变趋势分别为:从“大量生产”到“弹性生产”的转型;“丰田主义”①管理模型的成功;中小企业承担的多向网络模式的兴起;“贝纳通模型”(在伞状合作之下的有生产执照———从属契约的模式，介于大公司垂直解组的转包安排和小公司的水平网络之间，在供需方面是一组核心———关系)的普遍化;策略联盟(即大公司之间的合作)的流行;从垂直的官僚系统向水平式公司的转变。卡斯特指出，上述七种组织转化趋势虽然具有相对独立性，各自扩散的历史时机也不同，但它们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并共同体现了同一个基本过程———垂直的理性科层体制组织模型的解组。伴随这个陈旧、强大但过度僵化模型的逐渐解组，依不同的制度脉络及竞争性结构，各种模型与组织安排渐次出现。而网络化构成这些模型和组织安排的共同逻辑，这主要是因为:依靠新技术范式所提供的信息力量，“网络可以在全球经济的所有大街小巷里成型和扩张”。［10］不过，虽然新技术范式在组织转化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但上述七种新组织轨迹却并非是技术变革的机械式后果。从时间上看，有些组织变革甚至要早于信息技术在企业之间的扩张。因此，组织变革和技术变迁实际上是相互作用、相互契合的关系。一方面，新型组织的网络化需求使得信息科技的地位突出，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使得网络化成为这些新型组织的关键逻辑。组织需求与技术变迁的契合和汇聚，不仅导致网络化成为新经济里竞争的基本形式，网络而非公司成为实际的运作单位，还最终使得信息化—全球化经济里的新组织形式———网络企业已然浮现。网络企业为“一种特殊的企业，其手段系统是由各自主目标系统之部分交织而成的”，连接性与一致性是该网络的两种属性:连接性是指“促进组成部分之间的无障碍沟通的结构性能力”，一致性是指“网络目标及其组成部分之目标之间利益的共通程度”。［11］网络企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信息化全球经济的组织形式，是因为其运作能够适应信息化经济的特征:能够产生知识且有效率地处理信息;能够适应全球经济复杂的几何形式;弹性十足，在文化、技术及制度快速变迁的冲击下，能够在目标转变时，手段也跟着转变;在创新成为制胜武器的时代具有创新能力。除了新技术范式的影响之外，文化、制度也同样对经济组织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卡斯特以日本、韩国和中国的企业网络为例分析了文化与制度在东亚企业网络形成过程中的影响。他指出，虽然日本的以互相拥有股份的公司网络组成的企业集团、韩国的由个人及其家族所拥有的核心持股公司所控制的公司网络、以及中国的通常由家族所控制的跨部门企业网络，分别是三种独特而基本的网络类型，但它们都以网络为基础，拥有网络化的组织结构，组织形式具有趋同性。至于企业组织模式的具体差异则主要牵涉制度的差别，也即国家在历史及工业化过程中扮演角色的不同。卡斯特指出，近代历史里，主要差异是日本式国家与中国式国家之间的差别，而从20世纪后半叶起，“发展性国家”的作用开始突出，并且，国家干预的特征与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相互呼应，共同促进了企业组织的网络化。文化与制度既是网络企业形成过程中的深层动因，又是网络企业存续和发展的现实支撑，为了阐明在历史上引发这一经济组织新范式的文化—制度转型的本质，承接韦伯提出的“资本主义精神”，卡斯特将经济生活之组织形式下的新文化—制度形态称为“信息主义精神”。按照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理路，即“逐步地把那些从历史现实抽取出来的个别部分构成为整体，从而组成这个概念”。［12］卡斯特抽取出来的与信息主义精神有关之历史现实的元素主要为:企业网络、技术性工具、全球竞争、国家、网络企业的出现与巩固。那么，将这些元素粘合在一起的文化黏胶是什么呢?或者如韦伯所说，能够解释这种现象的观念背景是什么呢?信息化全球经济中，由于资本主义仍然是支配性的经济形式，因此，积累的公司精神、消费主义的新生需求、国家及民族—文化集体认同的确认仍然发挥着重要的观念性影响。但是，这些都还远远没有揭示出信息主义的伦理基础———信息主义精神。这是因为“历史上头一次，经济组织的基本单位不是一个主体，也不是集体……单位是网络，由许多主体及组织组成，并且不断修正以成为能够适应支持环境与市场结构的网络”。［13］因此，对信息主义精神的分析必然要同网络结合在一起。那么，将这些网络粘合在一起的伦理基础是什么呢?卡斯特认为，信息主义精神是一种文化符码，“它由许多文化、许多价值、许多计划所组成，穿越了参与网络的各种成员的心灵，影响了其策略，随着网络成员的步调而变化，并且随着网络单位的组织与文化的转变而转变”。［13］它具有转瞬即逝性，“是经验与利益的拼凑，而非权利与义务的”。［13］它还具有多维度的虚拟性，虽然在网络中它体现一种物质力量，塑造与施行强大的经济决策，但是由于它的转瞬即逝性，又无法被凝结为特定时间及空间的文化符码。信息主义精神是一种“创造性破坏”的文化，就这一点而言，它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有了某些相通之处。

三、信息化社会的工作与就业

与新经济及网络企业相同，信息化社会中就业与职业结构的转型也受到了技术、文化与制度的共同影响。虽然信息技术革命的全球性扩展使得信息化社会特有的就业与职业结构开展时确实有共通的趋势，但是由于不同国家文化与制度系统的差异，就业模式与职业结构呈现出多变样貌。为了更好地分析这一转型过程，并揭示出技术、经济、文化、制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卡斯特以构成全球经济核心的七大工业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及加拿大)1920年—1990年年间②的相关数据资料为基础，分析了这些国家就业与职业结构的转型过程，并以代表信息化社会两种模型的美国与日本的相关数据资料为基础，对21世纪初期的转型趋势进行了预测。卡斯特指出，1970年代以来，七大工业国就业结构的演变虽然都具有制造业就业缩减和服务业就业增加的特征，但却遵循两种路径:第一，制造业就业迅速缩减，生产者服务的就业比率与社会服务的就业规模迅速扩张，其他服务业活动的就业仍然维持一定规模;第二，仍然维持一定的制造业就业比例，包括生产者服务在内的某些服务业活动被内化于工业部门当中，社会服务业就业的增长比较缓慢，并维持一定规模的配送服务业就业人口。同时，统计资料显示:除了日本之外，所有其他国家全都表现出信息处理就业比例增加的趋势。不过，与朝向服务业就业的趋势相比，就业结构迈向信息就业的前进步履相当迟缓，达到的水平也较低(1990年，七国的信息处理———商品处理就业比率全部都小于1)。这表示，“即使信息确实是经济运作和社会组织的关键要素，也不表示多数工作都是(或将是)处理信息的工作”。［14］从职业结构来看，七大工业国的职业结构普遍存在信息化内容提高的共同趋势，即最明显的信息化职业(经理人员、专业人员和技师)，以及整个“白领”职业(包括销售员与事务员)的相对比重增加。当然，由于各国文化与政治系统的差异以及工业化过程历史时机的不同，信息化社会的职业结构也呈现出多样化的样貌。七大工业国中，美国与日本就分别代表了两个极端，这尤其体现在其就业与职业结构的转型趋势中。在美国，虽然制造业就业衰减的趋势可望减缓，并且某些制造业的职业类别将会增加，但主要的新工作将会出现于企业服务、医疗保健服务、零售业以及教育服务等服务业部门。虽然职业阶层系统顶端增加的数量比较显著，但未来信息化社会中美国的职业结构仍然具有略微朝向职业两极化的趋势。在日本，除了农业就业的剧烈衰减和企业服务的迅速增长以外，其就业结构预期会继续维持相当稳定的结构。职业结构方面，最重大的变化将是专业和技术性职业比例的增长，经理人员和事务员会有小幅度增长，务农人口规模缩减。根据上述分析及预测，卡斯特指出信息化社会的就业与职业结构的特征为:“农业就业逐渐凋零;传统制造业就业的稳定衰退;生产者服务和社会服务的兴起，前者强调的是企业服务，而后者则强调医疗保健服务;作为工作来源的服务业活动日趋多样化;管理、专业和技术性的工作快速增加;事务员和销售员组成的“白领”无产阶级形成;零售业就业所占比例显著且相对稳定;职业结构的顶端和底层同时增加，呈现两极化特征;职业结构随着时间而有相对的升级，需要更高技术与高等教育的职业所占的比例，增加的速度比低层次工作的增加还要快”。［15］但是，概括出信息化社会就业结构的特征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的同质性。考虑到文化、制度、历史以及全球经济体的相互依赖，结合对七大工业国就业与职业结构的分析，卡斯特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信息化模型假说。第一，服务业经济模型，以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为代表，主要表现为农业就业基本消除，制造业就业逐渐下降，服务业就业规模持续扩大;第二，工业生产模型，以日本及某种程度上的德国为代表，主要表现为制造业就业仍然维持在一定水准，各种服务活动中，生产者服务的地位十分突出。法国处于这两种模型之间。意大利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归为第三种模型:强调不一样的组织安排，奠基于中小企业网络，适应于全球经济的不断变动的状况。结束了对信息化社会中就业与职业结构转型的考察之后，卡斯特接下来探究了新信息技术对劳动过程本身及就业水准的特定影响。他指出，新信息技术正在重新界定劳动过程与劳工。因此，根据信息技术影响下工作和组织转化的经验研究，他建构出了信息化工作范式，即取决于信息化生产过程特性的信息化劳动过程:从创造价值的向度来看，信息化工作的类型包括指挥者、研究人员、设计者、整合者、操作员以及纵者;就创造关系的向度来分析，信息化工作类型主要包括网络工作者、被网络连接者以及被隔离的劳动力;制度决定的向度方面，信息化工作类型主要包括决策者、参与者以及执行者③。此外，信息化经济中还出现了工作模式之分叉与劳动的两极化。主要表现为:虽然在最活跃部门中，有相当数量的工作技术升级有时也提高了薪资和工作条件，但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都有大量工作被自动化所取代;重新技能化的职位日益提高其所要求的教育程度，不论是一般性或专技性的教育，而由于教育本身的高度区分性，劳动结构呈现两极化。对于信息技术对就业的影响，卡斯特质疑了“无工作社会即将到来”等种种宣称———由于信息技术对工厂、办公室与服务业的冲击，无工作社会正在诞生。他指出，随着技术的进步，以更有效率的生产工具取代劳动，确实有从一种活动转移到另一种活动的趋势。如工业社会中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因此，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将会使大多数传统的制造业工作体验到农业劳动经历过的相同命运。但与此同时，新的工作也会不断地被创造出来，出现在高科技制造业以及更显著的服务业。信息技术本身虽然不是失业的原因，但信息化范式会使工作的性质以及生产组织发生深刻的转化。一方面，工作的质、量以及性质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在性别、工作场所及工作方式上也会有变化。弹性工作者便是信息化经济中出现的新类型的劳工。与传统的以全职工作、清楚的职务分派，以及涵盖整个生命周期的生涯模式为基础的工作形式相对，弹性工作者主要体现为兼职工作者、临时工以及自雇工作者等，其工作方式与时程日益多样化。卡斯特引用了马丁·卡诺伊的分析，指出弹性工作的弹性主要表现为:工作时间并不受限于全职工作每周工作35～40小时;就工作稳定性而言，是任务导向的工作，并不包括对于未来就业的承诺;工作地点完全或部分是在公司以外的地方;雇主与受雇者之间的社会契约不同于传统模式。当然，从全球范围来看，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在工作安排上尝试采用不同形式的弹性，这主要依其劳动立法、社会安全与税制体系而定。

四、结束语

卡斯特的网络经济社会论主要集中于对技术、经济和社会的三维式分析，这与其所处的信息时代背景相契合。信息时代的到来，放大了信息技术对经济系统和社会结构的重要影响，也使得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加入了技术的维度。其次，信息主义精神的提出承续了韦伯的研究传统，是经济社会学对新时代背景下研究问题的重要回应。韦伯用“资本主义精神”概述了工业经济的文化动力，卡斯特则藉由“信息主义精神”揭示了新经济的文化符码。不过，二者的提出视角却截然不同。韦伯的分析路径是由下而上，遵循“理解社会学”的方法原则，卡斯特则是由上而下，契合了“实证社会学”的论证逻辑。此外，卡斯特的研究具有广阔的全球视野。从西欧、拉美以及北美，再到亚洲和非洲，对世界各地的体验游历使卡斯特获得了广阔而宏大的全球视野，从而使得对全球化经济的分析游刃有余。最后，卡斯特的网络经济社会论具有经验数据的严密支撑。“不像未来学家的著作那样过于玄妙，不像学界新锐那样才气横溢却漏洞不少”，［16］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卡斯特借助大量的数据、图表、附录资料阐述观点，其论据的充分性，为其他经济社会学家所不及。当然，卡斯特的思想观点也面临着种种质疑。国外学者如史密斯就认为，尽管卡斯特否认，但他的观点确实是技术决定论，并且，在卡斯特的宏大理论体系中，行动者及其行动的力量却被大大忽略。［17］国内学者如谢俊贵提醒读者注意，在卡斯特的信息社会学理论中，“某观点以及他对某些社会历史事件的看法，带有某种明显的特定意识形态的色彩，有的还可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内容”;［18］崔小璐则指出了卡斯特网络社会理论的“单向度倾向”。

作者：张荣 单位：济南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