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粮食安全的几个问题

时间:2022-08-19 04:07:19

我国粮食安全的几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连续上了几个大的台阶,粮食供需呈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局面。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使我国的主要农产品供给成为历史上最丰富的时期。但自1999年后,我国粮食连续减产,2003年回落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水平。目前粮食库存比较充足,供求是平衡的,但如果减产趋势持续或恢复缓慢,必将危及国家粮食安全。一旦粮食供求形势逆转,不仅影响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还将动摇国民经济基础。因此,要采取更加积极有力的政策措施,努力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一、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几个因素

从长期看,我国人口增长、耕地面积减少、粮食需求增长的趋势不可逆转。按照我国城乡居民目前的食物结构和发展趋势,预计未来3年,我国粮食的需求量将达到5000亿公斤以上,年均增长65亿公斤,年均增长1.3%。

我国粮食供给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表现在:(1)耕地锐减。由1996年的19.51亿亩降至2003年的18.51亿亩,7年减少了1亿亩,每年平均减少1428万亩。在减少的1亿亩耕地中,生态退耕占62%,农业结构调整占18%,建设用地占14%,灾害损毁占6%。同时,新增耕地质量差,占用的多是好地、熟地,补充的多是边缘地、劣地、生地,耕地的实际生产能力在下降,东部减少一亩地的产量,西部新开两亩地也补不回来。目前,全国人均耕地仅1.44亩,为世界人均水平的45%。全国已有600多个县的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0.8亩的警戒线,1/3的省区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耕地的占用还会继续增加。(2)粮食增产的技术支撑能力不强。我国目前缺少像矮化水稻、矮化小麦和杂交水稻、杂交玉米那样的带有革命性的增产品种,缺少增产效果显著的成熟配套技术。农业科研缺乏集中优势兵力进行重大课题攻关的平台,也缺乏有效配置各种科技资源的协调机制,资源分散、研究重复、形不成合力。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滞后,满足不了农民的科技需求。(3)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足,欠账较多。1998年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加大了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但结构不够合理,主要用于大江大河治理和生态环境建设。由于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格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长期不利于农业、农村和农民,农业投资欠账太多,农业基础设施仍然薄弱,粮食生产抗灾能力不强,成灾率上升。

二、我国粮食问题的特征

粮食作为特殊商品,具有5个特征:(1)粮食供给的价格弹性大,粮食需求的价格弹性小。粮食是特殊商品,与一般商品的供求规律不同。一般商品的需求规律是,价格上升,需求下降,价格下降,需求上升。但人们对粮食的消费需求是刚性且基本稳定的,价格再变化,需求都是一个常量。从供给看,价格对粮食产出的影响很大,粮价高了,农民就会多种粮,粮价低,农民就会少种粮,收益是农民种粮的参照系。这种规律决定了粮食既不能多,又不能少,而粮食生产的特点恰恰不是多就是少。(2)粮食生产的周期性和波动织,调控难度大。粮食生产既有自然风险,又有市场风险。市场风险就是粮食价格变化带来的粮食生产的波动性,市场价格的不确定性,带来生产的不确定性。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交织,加剧了粮食生产的波动性。粮食储备可以调剂丰歉余缺,但储备过多会增加费用,储备过少又不足以抵御风险,是个两难选择。粮食政策是系统工程,生产、流通、储备、补贴等要统筹考虑。(3)粮食问题具有“放大”效应。粮食是必需品,供需稍趋紧张,就可能引发大的波动,带来连锁反应。20世纪80年代末(1987-1988年)和90年代初期(1993-1995年)的两次严重的通货膨胀,都与粮食供给出问题、粮价大幅度上涨有关,二者相互推波助澜,国家不得不进行收缩性的宏观调控。(4)粮食问题具有“羊群”效应。我国有2亿多农户,生产的同构性强。居民消费也有从众心理,买涨不买落。生产也跟风,消费也跟风,一哄而上,一哄而下,要么增幅很大,要么减幅很大,导致粮食调控的难度大、成本高。(5)粮食政策具有“滞后”效应。粮食生产受自然因素影响大,农户经营规模小,调控有滞后性。今年的政策,明年才能见效。因此,处理粮食问题要未雨绸缪,短期政策与长效机制结合。

三、衡量粮食安全的标准

概括说是5个“不低于”:(1)不低于95%的粮食自给率。国际上一般通用的标准是:一国粮食自给率≥90%为可以接受的安全水平;一国粮食自给率≥95%为基本上实现了自给。1996年我国政府的《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把我国的粮食自给率确定为95%以上。近些年,国际市场粮食贸易量大体为2300~2400亿公斤,我国的粮食自给率每降低1个百分点,就会挤占2个百分点的世界粮食市场份额。(2)不低于18%的粮食储备率。联合国粮农组织把年末粮食储备和商业库存占年度总消费量(简称库存消费比)的18%定为粮食安全储备水平。(3)粮食人均占有量不低于400公斤。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看,人均占有粮食高于400公斤,粮食安全有保障,有时会出现结构性、地区性剩余。在350~400公斤之间,是紧平衡。低于350公斤,会发生粮食危机。我国还把产区人均储粮3个月、销区人均储粮6个月作为衡量各地区粮食安全的一个标准。(4)基本农田面积不低于16亿亩。(5)粮食播种面积不低于16.5亿田。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儿次粮食波动与政策调整

(一)第一次调整(1979-198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国家同时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调减粮食收购数量,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9年国家统购粮价格提高20%,超购价提高50%,6种粮食价格(小麦、稻谷、玉米、高粱、大豆、谷子)的平均价格提高了21%,由每50公斤10.64元提高到12.68元。同时,调减粮食收购数量,开放粮食集市贸易市场。由于提高了收购价格,但销售仍维持低价,购销差价由国家财政补贴,1984国家财政补贴额为234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15.6%。这一政策调整,推动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的高速增长,出现了1979-1984年长达6年的农业高速发展,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3048亿公斤,迅速增加到1984年的4073亿公斤,年均增长率为6.7%。1984年,农产品出现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卖难”。这次“卖难”,主要是早籼稻卖难,且集中在南方早籼稻产区,其他农产品,特别是粳稻、经济作物、畜产品的供求关系依然比较紧张。为缓解“卖难”,国家提出了“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实行农、林、牧并举,发展乡镇企业。同时,从1985年开始取消实行了30多年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给予农民更多的经营自。政策调整后,1985年的粮食播种面积下降6058万亩,产量下降282亿公斤,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5年,粮食供求关系又出现了新的矛盾。1998年,中央专门就增加农副产品特别是粮食的有效供给发出文件,要求各地务必采取措施,夺取明后两年的农业丰收。到1989年,粮食产量才达到4076亿公斤,相当于1984年的水平。这次调整,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用粮食生产的徘徊换来了经济作物和畜牧业的增长,特别是乡镇企业在这一阶段异军突起,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又一次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然而,国民经济的这一次增长带来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双膨胀,导致国家在1989-1990年不得不实行收缩性的宏观调控政策。

(二)第二次调整(1990-1993年)1990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4463亿公斤,比1989年增长387亿公斤。为了保护农民利益和粮食安全,国家开始实行粮食的最低保护价和粮食专项储备制度,建立粮食风险基金。由于城市居民的粮食销售价格没有同步调整,国家对国营粮食企业的补贴迅速上升,达到477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14.4%。1991年,由于财政不堪重负,国家提高了对城市居民的粮食销售价格,提价幅度达67%,1992年继续提高销售价格,提价幅度为43%。1993年,全国有95%的县开放了粮食销售,粮票失去了作用。为了妥善解决粮食企业财务挂账问题,以1991年粮食年度为限实行新老账划断。新的挂账由上一级财政扣回,老账按“限期清理,分清责任,区别对待,逐年解决”的原则处理。

从供给看,这一阶段的供给结构不适应消费结构,一般性粮食供给偏大,而优质产品供给不足,这又造成前者价格低落,后者价格看好。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提出了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方针,鼓励农民按市场需求配置资源。但是,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南方一些粮食主产区,出现了大幅度压缩粮食面积的情况,这些地区粮食产量连续几年徘徊,使过去的南粮北调成为北粮南调,粮食供给又一次偏紧。这次粮食供给偏紧,又与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相遇,加上大量农民工进城成为粮食的消费者,粮食价格又一次上涨,又带动了食品价格的上涨。

(三)第三次调整(1994-1999年)1994年我国的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为21.7%,是建国以来物价上升的最高峰,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当年的粮食产量为4451亿公斤,低于1990年。由于粮食价格上涨是引发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之一,粮食政策又一次进行调整。中央提出“立足国内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一项关系全局的战略任务,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必须把粮食生产放在突出的位置”。同时,针对国际上出现的“谁来养活中国?”“中国粮食”的论调,中国政府于1996年发表了《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在粮食购销体制改革方面,采取了一些重大的措施:1994年,中央提出把粮食的政策性经营和商业性经营从业务上、机构上彻底分开。1998年1月,提出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上实行“四分开一完善”,即实行政企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新老粮食财务挂账分开,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的政策。在同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又提出了“三项政策一项改革”的政策措施,即“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粮食收购企业实行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加快国有粮食企业自身改革,确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新机制”。这些政策的实施,为新的粮食生产高潮的到来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粮食生产较大幅度增长,6年中有3年的产量超过5000亿公斤(1996年、1998年和1999年)。在这一阶段的后几年,又出现了农产品销售不畅、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国有粮食企业亏损居高不下的问题。

(四)第四次调整(2000-2003年)针对农产品阶段性供大于求的状况,中央在1999年提出,我国农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0年提出了对农业和农村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的要求。按照中央的精神,这次农业结构调整确定一个复合型的目标:一是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二是在保障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的基础上,要满足市场对农产品优质化和多样化的要求,农产品在国际上要有竞争力;三是解决农民增收缓慢问题;四是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五是解决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六是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问题。中央提出的农业结构调整的思路是正确的,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这一阶段,各种农产品供给充足,出口增加。有1亿左右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来源。退耕还林使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但是,由于这一时期的粮食价格持续低迷,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高,土地撂荒在各地时有发生;在退耕还林过程中,一些地方不适当地退掉了一些不该退的耕地;一些地方片面理解农业结构调整政策,把减少粮食面积作为农业结构调整的标准,在耕地上挖鱼塘、栽果树,占用良田。更为严重的是,新一轮的经济开发区建设如同脱缰野马,造成了对耕地的严重侵占。上述种种原因,使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又一次凸现出来。

(五)第五次调整(2004年以来)针对粮食安全出现的新情况,从2004年起,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发展粮食生产。主要有:(1)建立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制度。从国家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100亿元用于粮食主产区农民的直接补贴。其他地区由地方财政对粮食主产县的农民进行直接补贴。(2)在小麦、大豆、玉米主产区实施良种补贴,每亩10元。(3)对农民购买农机具进行补贴。(4)降低或取消农业税,取消农业特产税。(5)对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制度。(6)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7)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这些政策出台后,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开始恢复,政策效应正在显现。

五、保障粮食安全的对策

(一)切实保护好基本农田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是保障粮食生产能力,依法划定的基本农田是一条不能逾越的红线。要严格执行基本农田保护的法律法规,坚决制止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新的圈地运动。改革土地征用办法,区分经营性用地与公益性用地,提高用地补偿标准,防止农民失地失业。强化土地专项资金的征收管理,主要用于复垦土地,确保补充耕地数量。

(二)实施大的粮食增产工程稳住了粮食主产区的生产能力,就稳住了全国粮食供给的大局。要整合农业投资,集中财力,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投资力度。以改造中低产田、农田水利建设、土地开发整理、完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为重点,实施大的粮食增产工程,从“藏粮于库”向“藏粮于地”与“藏粮于库”相结合转变。

(三)努力提高粮食生产的科技水平针对制约粮食生产的重大技术问题,整合科技资源,集中力量攻关,建立能出大成果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加快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在基层站所,把公益性职责与经营性活动分开,国家保住公益性业务,依靠市场搞活经营性业务。

(四)强化粮食宏观调控完善国家分级粮食储备体系,健全储备运行机制,发挥平抑物价、调控市场功能。在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完善粮食市场准入制度,加强对多元化粮食购销主体的扶持、引导和调控。粮食进出口要服务于国内粮食市场宏观调控,适时适度利用国际粮源,构建灵活有效的粮食进出口调节机制。建立粮食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制定粮食风险防范预案。完善粮食行政首长负责制,落实地方政府的粮食安全责任。

(五)建立保障粮食安全的长效机制解决粮食安全问题,要把短期政策调整与建立长效机制结合起来,统筹安排。粮食生产受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约束,产量波动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波幅过大,无疑会加大政策调整的成本。如果国家支持粮食生产的长效机制建立不起来,粮食问题就永远是心腹之患。我国2003年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城镇化水平达到39%,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50%以下,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正处在工农关系调整的转折时期。在这个阶段,农业应该成为受补助的部门。我们在进行农业政策调整的同时,要从长计议,统筹安排,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保护支持农业的关系,正确处理城乡协调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国家与农民利益的关系。经济增长不能走剥夺农民、牺牲农业、忽视农村的路子,实现从农业支持工业向工业促进及反哺农业的转变。要建立起保障粮食流通体制、农村税费体制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配套进行,整体推进。加快涉农立法进程,奠定解决“三农”问题和粮食安全的制度基础。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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