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新问题如何应对

时间:2022-08-18 07:24:23

新农村新问题如何应对

编者按:中国农村改革走过整整30年,农村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也存在许多令人担忧并急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对此,陕西省决咨委委员、省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促进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罗久序,根据多年基层政策调研实际,结合陕西农村工作实践和体会,在认真总结农村改革成功经验的同时,提出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并针对农村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建议和对策。《西部大开发》刊登此文,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门关注。

题记:现在乡村是什么样子?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村庄空心化、农业兼业化、村民老龄化。农村干部形象地说:脑子好的考学走了,身体好的当兵走了,年轻的都打工走了,剩下老弱病残和留守儿童,还能搞现代农业?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和突出问题,仅仅从“三农”内部是难以找到治本之策的。

30年 农村改革变化巨大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农村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制度取代了制度,“大锅饭”体制被打破,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陕西也和全国一样,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是农村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1978年,陕西省粮食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57.4%,农村工业产值仅为6.07亿元。到2007年粮食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为27.3%,陕西省乡镇企业总产值达3485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500多倍,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2430亿元,占全省GDP的45.6%,农产品加工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00多亿元。二是农产品供给长期短缺的局面发生重大变化。与1978年相比,2007年全省粮食总产由800万吨增加到1195万吨,增长49.3%;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由36.3亿元增加到1002.9亿元,增长26.6倍,年均递增12.1%(按当年价格计算)。三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改革开放前,全部的农村劳动力只能从事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产。现在,全省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达516万人,常年外出打工的农民工400多万,从事农业的劳动力逐年减少,一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在非农产业就业。四是农民增收来源发生重大变化。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日趋多元化、多样化。1978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33元。到2007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2645元,增长18.8倍,年均递增10.9%(按当年价格计算),其中来自非农产业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占到近一半。农民储蓄存款余额,由1978年的3.15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1248.81亿元,增长396.45倍。五是城乡联系的紧密程度发生重大变化。目前,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城乡发展的互动性、互补性越来越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41 %,如果考虑到城市供养的农村人口,实际依靠城市生活的人口占到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党的十六大以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党中央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战略方针,继上世纪80年代中央发出5个1号文件之后,再次连续出台了5个1号文件,形成了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全省退耕还林还草,生态环境建设工作走在全国前列,苹果种植面积全国第一,成为陕西省第一大出口创汇产品。解决了276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和416万低收入人口的脱贫问题。在地方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陕西省仍加大农业和农村的财政投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城乡社会全面进步。农民反映说:现在种地不缴税了,上学不交费了,走路不沾泥了,看病能报销了,政府给农民发补贴了,人老几辈子没遇到的好事这几年都实现了。

总结30年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有很多,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坚持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在经济上要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要切实保障农民的民利;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和多予少取放活基本方略,努力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坚持以人为本、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仍存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实行城乡分治政策,构筑了“重城轻乡”的二元结构,城乡分割成为社会发展的最大体制障碍。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农民负担从根本上得到减轻,但是城乡矛盾突出的现状没有根本改变,“三农”问题依然很严峻。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据统计,陕西省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已由2002年的3.97:1 扩大到2007年的4.08:1。二是土地问题更加突出。一些地方盲目圈占土地,对农民补偿偏低,产生大量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农民”,给农村和整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稳定带来严重的问题。三是农产品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我国人口还在继续增长期,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从前的农产品生产者将大量变为消费者;由于受耕地、淡水等资源约束,保障农产品稳定供给将越来越困难。四是社会事业公共资源分配不公。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投入严重不足,公共服务相对滞后,社会保障水平不高。不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无法形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难以实现。五是区域发展不协调,东西部差距继续拉大。以浙江与陕西为例,农民人均纯收入1978年分别为165元和133元,2007年分别为8265元和2645元,差距由32元扩大到5620元。

总体上看,当前农村改革正面临新的严峻挑战,体制障碍十分突出。面对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现在到了冲出重围、战略决战的关键点。如改革不能直面现状,隔靴搔痒,就会使农村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于城市经济发展,农民纯收入增幅长期落后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现实,将会快速演变成社会问题,动摇我国改革发展和小康建设根基,这从去年开始的所谓结构性物价上涨可见端倪。一方面,我国现有一亿多农民外出务工,他们对城市发展建设贡献很大,应该把他们纳入自己的服务对象。我们现在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农民离开农村之后,是让他们做候鸟、做浮萍?还是让他们落地生根呢?你打工他欢迎,但是你落地生根,住宅、子女上学、社会保障等方面压力就明显加大了。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结构正发生深刻转变。你现在到乡村去看,两亿多人离开以后,确实有非常大的变化,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村庄空心化、农业兼业化、村民老龄化。农村干部形象地说:脑子好的考学走了,身体好的当兵走了,年轻的都打工走了,剩下老弱病残和留守儿童,还能搞现代农业?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和突出问题,仅仅从“三农”内部是难以找到治本之策的。

促进农村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30年改革开放,从贫穷饥饿迈上了小康道路,农村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近几年中央实行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农民得到更多实惠,农民群众对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是支持的、满意的,坚信在党的领导下,农业会更强,农民会更富,农村会更美。但是,我国“三农”工作仍处在“爬坡过坎”阶段,农业基础仍较薄弱,农业农村发展仍需攻坚克难,党对农业农村工作只能更加重视,不能有丝毫放松;只能进一步加强,不能有丝毫削弱。

(一)继续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领导力量。新阶段的“三农”工作面临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必须适应统筹城乡发展和“重中之重”的要求,加强综合部门的建设。建立上下对应、顺畅权威的专门领导机构,切实加强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发挥他们在综合协调、调查研究、督促检查等方面的职能和作用。

(二)继续加强耕地保护,彻底改革征地制度。建立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安排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地价计算标准,不论经营性还是公益性的占地,一律按照失地农民正常转为城市所需成本,来计算被征耕地地价。并且,要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政府完全平等的谈判地位,征地的全过程都要有农民代表监督。被征地所得收入用来安置失地农民,解决落户城市的就业、住房、子女上学、社会保障等,使其在城市落地生根。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止征地中可能出现的各种腐败,才算是最严格的保护了不可再生的耕地。

(三)继续加强农民工问题的调研和有效服务。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用科学发展观,加快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建立城乡协调发展新体制,逐步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当务之急是确保农民工工资的正常增长,强制用人单位为农民工依法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建议国务院责成有关部门调研彻底转移部分农民的问题,为了逐步地但要有效地减少农民,必须制定鼓励部分农民工举家进城的政策,在城镇有稳定职业的农民工和部分失地农民可优先举家进城,使他们彻底脱离农村。

(四)继续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和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农村基础差、底子薄,整体实力不强,加快发展和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任务艰巨。单纯依靠西部自身的努力难以扭转。建议中央在体制政策、制度创新、资金投入、项目安排等方面进一步倾斜支持。特别是当前东部地区农业发展已经出现效益递减,而农产品继续增长的潜力主要在西部地区,只有加大对西部地区农业的投入,加快改善其农业基本条件,才能确保我国农产品的正常供应,确保全国的粮食安全。

(五)继续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农村改革应由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延伸。村民自治值得肯定,但这仅仅是开始。中国八亿农民在全国人大这一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有多少代表?一亿多农民工三位代表,与200多私企老板代表相比是否显得比较失调?保护农民利益,不能完全靠政府施舍,关键是农民要有话语权。真正做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六)继续加强各级干部的能力建设。中央一再强调“三农”工作是“重中之重”,但实际上已经被边缘化了。一些有实权的领导干部口头上也喊“重中之重”,而思想上认为“轻之又轻”。所以,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关键在领导。要切实抓好各级干部的学习培训,以十七大报告和中央一号文件为基本教材,对各级干部进行有成效地培训。建议农业和农村各级干部要注重调查研究,善于解决问题,不断改进指导“三农”工作的方式方法,提高驾驭农业农村工作的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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