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公允价值会计对银行监管有效性的影响

内容摘要：银行公允价值会计计量属性与银行审慎性监管存在根本性冲突，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文章具体分析了银行实施公允价值会计对资本充足性监管和监管风险评级的不利影响，认为公允价值会计计量属性的采用削弱了审慎性银行监管的有效性。这一研究结论事实上为最近两年有关“公允价值会计核算与金融危机挂钩”的业界观点提供了一种解释，因为金融危机的形成一般都会找到来自于银行监管方面的原因。

关键词：银行会计公允价值会计银行监管 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9-029-03

一、公允价值会计与审慎性银行监管存在原则性冲突

引进公允价值计量前的传统银行会计核算极具审慎性特征。它所采用的“历史成本计价”方法，意味着资产负债表中每个项目原则上都按照购买价或取得时的成本进行确认，而按“成本与市价孰低”原则计价和会计处理的方法，则是历史成本法的一种更保守的变化形式，是审慎性原则在会计上得以运用并发挥重要作用的例证（朱海林，2004）。因为按照这一核算方法，如果一项银行资产的市值低于购买成本将按市值计价，这意味着未实现的损失实际上在银行的损益账户中得到了确认，反之，如果是市值高于历史成本导致的未实现收益则不予确认。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公允价值会计的逐步引入使得基于当前经济价值的计量属性取代了基于审慎性和可靠性原则的回顾性会计计量属性，传统银行会计核算的审慎性随之弱化甚至消失。

银行会计核算框架是支持有效银行监管的重要基础设施，银行财务信息直接构成了监管当局评判其风险状况并进而作出监管反应的依据（司振强，2007）。在银行会计体系放弃传统审慎性原则的同时，银行监管却日益突出了其极具风险预防性的审慎特征。无论是围绕资本充足性构建的及时纠正行动（PCA）这一监管反映机制，还是新兴的目标型监管体制（objectives-based regulatory approach）中开始出现的专门审慎监管机构，都是银行审慎性监管强化的体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极大地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日益庞大和复杂的金融体系危机不断，防止系统性风险、保持金融稳定成为金融监管的首要目标。在这种背景下，银行业的监管当然要更加强调其审慎性的特征。但是在会计核算框架方面，由于金融市场化的发展，使传统以存贷款作为主业的银行越来越多地卷入到了金融市场交易当中，其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大为提高，即使传统上没有流动性的贷款资产也呈现出越来越高的可交易性，金融市场的波动开始直接显著性地影响银行的损益状况。为了及时、灵敏反映银行资产负债的经济价值，银行开始运用公允价值计量方法，对金融资产和负债按照“盯市原则”或“模型估值”来计价，使资产价格波动所导致的损失直接能够进入当期损益。银行会计的反映功能得到了空前强化，但这是以牺牲其传统秉持的审慎原则为代价的，与之相对的会计控制功能也被冷落到了一边（汪祥耀，2008）。长期以来，国际会计准则制定者和金融监管当局之间就公允价值计量问题存在明显分歧，争吵不断其实就是公允价值会计与审慎性监管之间存在原则性冲突的外在表现。

二、实施公允价值会计对银行资本充足性监管的负面影响

按照《巴塞尔协议》对银行资本充足性进行监管是现代银行审慎性监管的核内容。监管当局通过资本充足率水平可以评价银行抗御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能力，监管者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的要求是启动银行全面风险管理行动的“按钮”（李成，2006）。资本充足率信息的公开也有利于发挥市场对银行风险控制的约束作用。虽然目前已经实施的《新资本协议》在信用风险资产的计算等方面做了重大改进，但对资本的定义和计量与1988年版的协议相比并没有什么变化。

（一）公允价值会计会给银行资本充足性评价带来不必要的“噪音”。在公允价值会计框架下，公允价值计量的实施在影响银行会计资本的同时，往往也会影响银行的监管资本，使其会计资本与监管资本在性质和数量上产生新的不一致。无论是核心资本还是附属资本，由于银行资产和负债的市值变化均会出现更加频繁的波动。具体而言，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市场价格的变化直接进入损益；按照现金流套期会计核算的公允价值变化直接计入资本；银行自身信用风险的变化导致某些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发生损益；各类持有待售金融工具的累计公允价值损益直接计入资本，同时其实际损失在损益表中予以确认（王胜邦，2005）。这些公允价值的频繁变化，或者直接导致了银行资本的变化，或者通过导致银行留存收益的变化，增加了银行资本的波动性。

公允价值会计计量所导致的银行资本过于频繁短期波动，或者公允价值估值模型本身的一些问题都会给监管者和市场带来银行资本充足性评价方面不必要的干扰“噪音”。这是因为，首先，从审慎监管的角度来看，银行的资本，特别是针对银行帐户风险提取的资本应是持久的，只有已经实现的利润才能被认为是资本，而尚未实现的利润作为资本是不合格的。其次，金融工具会计准则虽然要求银行在采用公允价值计量金融工具时必须披露确实的理由、事实或依据，但是银行在提供这些理由、事实和依据时会存在大量的主观分析和判断，并且在不同的时点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这致使银行监管机构很难判断和评价银行的真实业绩和银行资本状况。最后，公允价值计量对银行监管人员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公允价值计量涉及大量的专业判断，监管人员要在短期内全面掌握这些专业技术是相当困难的。

还需要特别补充说明的一点是，从负债角度看，在公允价值会计框架下甚至会出现由于银行信用状况恶化而导致留存收益这一资本项目增加的“怪现象”。这是因为，银行信用等级的降低会促使投资者要求更高的风险收益，如果银行用现行的融资利率折现负债未来的现金流，负债现值将会减少。由于负债价值的减少发生在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减少的价值会被转移到损益账户中形成利润。如果这部分利润得不到分配，就会增加留存收益。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金融机构的信用等级下调，美国金融机构所披露的2007年年报损益中就包含了按照SFAS159要求确认的因自身信用水平下降而获取的收益。

显然，金融机构信用等级的下降不仅没有产生不利影响，反而会转化为收益进入资本，这会促使银行进一步扩张信贷规模。虽然从股东利益，或者从破产的角度来看，按照会计准则要求进行的会计处理是正确的，但是这种方法并没有完全考虑到债权人的利益会因此受到不利影响。对于监管当局来说，这种无视债权人利益的作法是无法接受的，也与监管者对银行审慎性经营要求相矛盾，监管当局无论如何都不能将由于信用等级降低而产生的收益确认为监管资本。

（二）公允价值会计加剧了银行资本监管所面临的顺周期效应缺陷。顺周期效应是困扰资本充足性监管的一个重要问题。一般认为，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时，资本监管对信贷扩张的约束力会被弱化，银行信贷能力增强，这会进一步推动经济的繁荣和泡沫的形成；而在经济衰退阶段，资本监管对信贷的约束力会被强化，银行贷款能力受到限制，经济衰退程度会随之加大，并给经济恢复带来阻碍。显然，顺周期效应会使银行信贷的周期性波动幅度进一步加大，从而不利于金融稳定监管目标的实现。实施公允价值会计框架，会进一步恶化资本监管原本就存在的顺周期效应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在经济上行期，公允价值未实现收益的确认使得银行利润和资本过多增长，以8%为标准的资本充足性监管对信贷扩张的约束力弱化，信贷很容易出现过度扩张态势；在经济下行期，资产价值的下降导致银行利润和资本过度减少，这将通过资本充足性监管机制进一步限制银行信贷规模的扩张。另外，在经济下行期，银行利润和资本的过度减少将限制银行对那些信用等级不稳定的企业，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信贷，随着中小企业日益成为重要的经济力量，对其信贷限制将对未来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三、实施公允价值会计动摇了银行监管风险评级的基础

为了实现对银行的持续监管、分类监管和风险预警，监管者首先对银行资本充足性、资产质量、管理水平、盈利能力、流动性和市场风险状况这六个方面进行单独评分，然后经加权汇总得出综合分数，并根据各受评银行的最后得分给出其综合风险评级等级。评级结果是监管当局为提高监管有效性而实施分类监管、优化监管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这种银行风险评级方法就是业内广为知晓的“骆驼评级”体系（CAMELS Ratings System)。它源于美国，现在被世界各国的银行监管当局广泛采用。我国银监会从2004年引进了这种银行综合风险评级制度。

显然CAMELS评级体系是监管当局用来区分“好银行”和“坏银行”的工具，那么其评价的“公平性”就至关重要。而保证评级“公平性”的基础在于各银行提供的财务信息具有可比性。在统一的公允价值会计核算框架下，银行间的财务数据可比性似乎没有问题。但具体追究起来，情况却并非如此。事实上，公允会计核算使银行间的财务信息可比性出现了下降,这等于动摇了有效银行风险监管评级的基础。

对于存在活跃交易市场和可观察价格的金融资产和负债而言，采用盯市原则所确定的公允价值并无碍于银行间的财务信息可比性。问题主要在于对银行贷款等缺乏流动性的非交易性资产负债而言，公允价值选择权赋予了银行可以选择对这些金融工具采用模型估值计量的权利，但由于公允价值的确定可能存在不同的估值模型，而这些模型可能有着不同的前提假设和数据输入，如果在银行之间或者在资产负债表项目之间存在差别运用，就有可能会降低信息的可比性。而对于外部审计和监管者来说，证实每个银行通过模型获得的公允价值是否可靠是极其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另外，估值日期和估值目的对于公允价值的确定也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对于信用风险模型来说，受不同的估值日期和不同的估值目的影响，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也会受到影响，从而不利于市场参与者对银行经营行为进行客观评价。从一个更广的角度来看，银行会计信息国际可比性也值得关注。虽然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159号（SFAS159）中引入了公允价值选择权，但与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IAS39）相比，SFAS159并没有对公允价值选择权的使用做出任何限制条件，而是要求披露更多有关的信息，两者的差异导致信息国际可比性受到影响。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的研究表明，公允价值会计的引入是基于当前经济价值的计量属性取代了基于审慎性和可靠性原则的回顾性会计计量属性，传统银行会计核算的审慎性也必然随之弱化甚至消失。作为有效银行监管重要基础设施的银行会计核算框架的这种变化，致使其与日益强调其风险预防特征的审慎性银行监管存在原则性冲突。从资本监管和银行风险评级这两个审慎性监管的具体层面上看，公允价值会计的实施对两者均产生了消极影响，从而影响到了银行监管的有效性。这说明公允价值会计计量属性的实施，通过削弱了金融监管有效性而应对最近这一次的金融危机负有责任，因为银行监管的有效性通常是我们判断是否会出现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观察点。本文的研究还表明，银行监管当局应加强与会计准则制定者的沟通和协调，但更为重要的是应加强对“审慎监管会计”准则的研究和制订，以求达到及时对冲实施公允价值会计框架对审慎性银行监管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朱海林：《公允价值会计对欧洲银行业的影响：金融稳定性视角》，《会计研究》，2004年第6期：35-41

2.司振强：《银行监管与会计准则的协调与发展》，《.金融会计》，2007年第5期：25-28.

3.李成：《金融监管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4.汪祥耀：《公允价值计量：一个世界性的财务报告难题》，《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8－12?

5.王胜邦：《国际会计准则39号与银行监管：关系与影响》，《国际金融研究》，2005年第5期：45-51

作者简介:

赵 平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