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规与治理

目前,许多人对合规的认识还只停留在“硬件体系”,即避免被提起刑事和民事诉讼,避免品牌和声誉遭到攻击,保持经营资质,降低经营风险。

其实,无论是最简单还是最复杂的合规管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符合各种预期。在企业界,这些预期不仅来自法律的明文规定,也来自于国际和本土的企业行为规范、相关方利益需求、道德伦理要求、基本权利诉求、公序良俗、重要的社会目标等。

破坏信用,我们都将是受害者

全球范围内,企业已经不再是仅对盈利状况负责,不再是仅对股东、债权人和财政管理机构负责,而是还要对其行为的社会和环境影响负责,对其经营方式的社会公平性负责。

卡特伯里勋爵给治理下了一个富有见地的经典定义:公司治理是一种“引导”和“控制”公司以发现、了解和满足各种社会预期的“系统”。

“控制”主要针对“硬系统”,即国家政策、标准、措施、管理方法等法律层面;“引导”则针对“软系统”,即领导力、文化、相关方的参与度、社区、媒体等社会关系层面。

在学术界、商业界甚至是大众媒体上,一谈合规总难免涉及一连串的公司名称和人名:安然(Enron)、力拓(Rio Tinto)、壳牌(Royal Dutch Shell)、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 安达信(Arthur Anderson)、四川长虹、世界电信(WorldCom)、霍林格国际(Hollinger)、萨蒂扬(Satyam)、中航油、巴林银行(Barings Bank)、西门子(Siemens)、刘其兵、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等。

麦道夫已锒铛入狱,一些公司已倒闭,另外一些公司正逐步恢复元气。互联网泡沫可能已淡出人们的记忆,至少对没有直接受其所害的公司是这样。但是,房地产、次级贷款和相关衍生产品泡沫破裂所产生的冲击还在肆虐,严重影响着许多人的生活,有些影响甚至是残酷的。重组等领域的一些专家都在等待下一轮冲击的到来。

此次危机中暴露的那些离经叛道的行为是否源于股东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商业价值观?

许多人都认同,现在和将来可能出现的动荡源于信用的破坏或滥用,最大的受害者则是信用本身。

作为全球耳目与口舌的互联网推动媒体披露了大量信用的违法犯罪事件,或是有违道德事件。有些甚至是明目张胆地侵犯利益攸关方权益,雇员、客户、供应商、债权人、社区、政府、甚至是股东都未能幸免。这是一场零和游戏,赢家的收益仅仅基于输家的损失。

在某些国家,人们不再确定去哪家银行存钱安全可靠;员工不再确信政府有能力履行承诺;不能确定基金或公司有能力履行合同、提供养老或理赔。在另外一些国家里,人们不再确定猪肉是否可安全食用,牛奶是否可供孩子安全饮用;接受医药公司贿赂的医生开出的处方总让人高度置疑;汽车公司为降低成本牺牲产品安全性能;工业企业无视生态环境和子孙后代的福祉。

合规是机会而不是负担

对于某些公司来说,合规演化为这样一种对风险的掂量和把玩:违反或规避法律能获得什么好处?违规被抓的概率多大?如果被抓有什么后果?潜在收益是否超过潜在后果?怎样减轻、避免或转移后果?

在一些国家,大批法律和财务专家专注于帮助客户千方百计缩小合规的边界以图方便,在边界内尽可能少地承担经济、环境和社会责任;或是搜肠刮肚地寻找法律的漏洞;或是设计东窗事发的保全之道,包括更有效的认罪求情方式、赔偿/补偿谈判手段。

我们知道,违法行为与以非法方式进行合法行为之间有天壤之别。但实际上,有些非法行为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正常的企业行为,法院对这些行为一般也倾向于宽大处理。

尽管如此,由于信任危机在企业界蔓延,加强制度建设符合市场自身的利益。统一的制度固然重要,但是制度的可靠性和执行的规范性同样重要。

全球的商学院都教授这样的观点:员工(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和品牌价值是企业最宝贵的资产。换句话说,公司与客户等利益攸关方所构建的信任关系就是公司的社会资本。但与此同时,这些商学院也教授一些原理和方法,反过来破坏这种信任关系,损毁公司价值,换取短期经济利益。

应对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长久之计,是企业和国家充分认识利益相关方之间重建信任的必要性,充分认识这对全球60亿且不断增长的人口的的近期和远期现实意义,这将为全球范围巨大的比较优势打开释放的大门。否则,将产生代价高昂、沉重甚至是毁灭性后果。

优良的公司治理的好处不容置疑。而缺乏透明度、故意向利益攸关方提供虚假经营信息和财务信息、企业高官问责制缺失等均对企业及其运营地的健康发展不利。

当然,实现优良公司治理之路不尽相同。法律法规和标准固然起作用,但我们也看到了其成本高昂、程序繁杂、不尽有效的一面。

尽管如此,鉴于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出现的信任危机,加强制度建设对于企业发展是有利的。建立统一的制度很重要,但制度本身的可靠性、实施的规范性、制裁的合理性也同样重要。

公司治理对于企业而言是机会,而非累赘,也非对创造能力的制约。

良好的公司治理需要各个利益攸关方的积极参与,需要勇于承担责任和各方齐心协力,这不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是为了实现风险和回报的公平有效分配。经济和社会激励机制不能鼓励零和的斗智游戏和机会主义。理性经营、善用机会、合法盈利均应得到鼓励,但财富的积累应当是为了多赢,而非建立在他人的损失之上。

建立和谐社会要求包括企业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积极奉献与通力协作。作为前提条件,企业必须在与利益攸关方之间和谐相处中去创造价值,超越合规,按照公认的目标和原则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

(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