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印务总局与《循环日报》的创办

【摘要】现有各类新闻史著对《循环日报》创办者问题的叙述多模糊不清，甚至存在明显讹误。其原因主要在于研究者未能深谙《循环日报》的创办由来和不明了中华印务总局与《循环日报》的具体关系有关。集参股资助团体性质和从事实际印刷业务于一身的香港中华印务总局是《循环日报》的创办者，也是《循环日报》的实际股东和领导机构。而作为发起和参与创办《循环日报》重要当事人之一的王韬和《循环日报》之间，只是一种聘任关系。以往笼统提王韬创办《循环日报》的说法并不确切。

【关键词】中华印务总局；《循环日报》；王韬

【中图分类号】G210.9【文献标识码】B[作者简介]萧永宏（1966―），男，汉族，陕西省宝鸡市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一

关于《循环日报》的创办，一般的新闻史论著都提到《循环日报》是由王韬、黄胜在集资购买英华书院印刷设备的基础上组建中华印务总局，随后创办《循环日报》的。但是，对于《循环日报》和中华印务总局的关系，尤其是对于王韬和《循环日报》创办的具体关系，现有的史著却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王韬先与黄胜组建中华印务总局，接着创办《循环日报》，自任主笔。(方汉奇，2002：p85)二是《循环日报》是由中华印务总局主办，王韬主编。(方汉奇，1992：p471)三是《循环日报》是由王韬创办，中华印务总局出版。[1](卓南生，2002：p143;p179;p182)四是1871年王韬、黄胜、梁仁甫、温清溪等人集股合办中华印务总局，1874年又将中华印务总局改组为《循环日报》。[2](廖苹，1986：p193)

除以上四种说法外，当事人王韬还有自己的说法：“癸酉，香海诸同仁醵资设印局，创行日报，延老民总司厥事，老民著述乃得次第排印”。（王韬，2002：p271）

包括王韬的说法在内，以上五种说法，共同之处主要有二，一是都承认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创办之间的密切关系。二是都认可王韬在《循环日报》创办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在具体表述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的确切关系方面却稍有差异。一是不明确涉及二者的具体关系，只强调二者在创办时序上的关联关系。二是明确肯定二者为前后演变关系，认定《循环日报》是由早先的中华印务总局改组而成。

但是，仔细权衡上述说法的“同”与“不同”，可以发现，无论是不明确涉及还是明确肯定二者关系的具体表述，在本质上又大体相同。因为即使是那些未明确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二者关系的叙述，也往往是先陈述王韬和黄胜合办中华印务总局这一基本事实，而后再指出黄胜在《循环日报》创办前（即1873年5月）已离港赴美。[3]（苏精，1985：p73）由此顺理成章的结论是：既然黄胜出国，那么王韬就是《循环日报》创办的“唯一”当事人。这样一来，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的具体关系在事实上就被简单化。随之而来的，即是对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的等量齐观，以及将《循环日报》的创办和王韬的个人作用混为一谈。

平心而论，将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等量齐观也无大错。因为就两个机构本身的设置而言，二者不仅共用同一套印刷器材，而且共处同一个办公场所，因此，对外而言，两家机构实际上是合署营业的同一个部门。

但是，这仅是从外观而言。事实上，就内部关系来说，二者的关系却要相对复杂一些。而这又主要与中华印务总局成立之初即是一参股性质的营业机构有关。

认定中华印务总局成立之初即是一参股性质的营业机构的依据在于：第一、《循环日报》创办初期所刊中华印务总局的一些告白，即明确以“中华印务局值理人”梁安、冯明珊、陈桂士等人的名义。[4]虽然，值理人不完全等同于股东，但对于有一定财力基础、热衷香港华人公益事业的港商梁安、冯明珊、陈桂士等人来说，出资组建中华印务总局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梁、冯、陈三人所担任的中华印务总局“值理人”，实际上就是该局的股东角色。第二、根据王韬本人的有关回忆，也可以得出中华印务总局是一参股性质机构的认识。如王韬1880年所撰《园老民自传》[5]，即有“癸酉，香海诸同仁醵资设印局”一说。(王韬，2002：p271)癸酉，即1873年。“诸同仁醵资设印局”，说明中华印务总局的成立是香港多位同仁集资组建。这同样印证，香港中华印务总局是一集资参股性质的印刷出版机构。

以参股形式组建中华印务总局，主要当然是资金短缺所致。据《香港华字日报》所刊有关报道透露，原属英华书院的印刷器材先后为中华印务总局和京师同文馆购买。其中京师同文馆所“购置大小铅字两副，其价值计二千余金”。[6]（林友兰，1977：p83）而中华印务总局承购的印刷器材共两部分，一为“十六度之手板印机二事”，一为“大号四号之钢模铅字及英文字粒各一套”。(《循环日报》馆，1932：p13)其中，香港中华印务总局所购“大号四号之钢模铅字及英文字粒各一套”，亦即京师同文馆所购置的“大小铅字两副”。由此知，当初中华印务总局仅购置器材一项，所用资金即远在“二千余金”之外。如再计入印刷场地的购置、印刷油墨、纸张等材料的添置等因素，则当时所动用的资金数目当更大。显然，支出这笔庞大经费，远非黄、王二人财力所及。因此，要购买这部分器材，采取参股集资的办法较为可行。这既可确保印局的成功举办，又可使醵资者个人从中适当获益。况且，在此之前，香港东华医院、香港藏书楼的筹建，都采用过这种方式。[7]

虽然伦敦传教会印刷所的停办为中华印务总局的成立提供了契机，[8]但真正导致该机构组建、并将其提上议事日程的应是王韬《普法战纪》的撰成。“辛未六月”（时当1871年7、8月间），王韬《普法战纪》前十二卷“断手”。由于《普法战纪》的一些内容事先在《香港近事编录》刊载，书成后，其抄本又在一部分当道官员和王韬的一些友朋中传阅，产生了很大反响。[9]（王韬，2002：p197）因此，对王韬才具颇为叹服的港商冯明珊、陈桂士等人首先集议醵资刊刻《普法战纪》，并委托王韬好友、广东南海人梁鄂撰成《征刻王紫诠先生〈普法战纪〉启》(梁鄂，1872)，在《香港近事编录》刊出，为之征募资金。组建中华印务总局的具体活动很可能由此启动。[10]

中华印务总局成立的具体时间在同治十二年正月，约当1873年2、3月间。最初地址不详，新迁地址在香港荷里活道门牌第二十九号。对此，现仅存一份的1873年的《香港华字日报》和1874年2月5日的《循环日报》刊登的两份告白都有确切说明。前则告白称“本局自备办印务以来，业经三阅月矣。兹已迁至荷里活道门牌第二十九号，即前日新兴记丝行旧址，梳沙印字馆对门”。（林友兰，1977：p84）后则告白也说：“我同人创设中华印务总局将一年矣”(《循环日报》，1874年2月5日)，两则告白的所署时间分别为“同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和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由此推算，则中华印务总局的实际成立时间约为同治十二年正月，亦即1873年的2、3月份。

二

中华印务总局的参股营业性质，决定了它的双重性身份。一方面，中华印务总局是一香港同

人醵资组建的资质的团体组织，另一方面，它同时又是一从事实际业务的营业机构。因此，在业务选择和人事安排等大致方针方面，作为资助团体性质的中华印务总局，必然对从事实际业务的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拥有相应的决定权。如创办《循环日报》的决定，就是中华印务总局诸同人在该局成立之初确定的。前举同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华印务总局的告白中即明确说：“拟于此后倡行日报，每日颁发”。又如，《循环日报》创办初期的人事安排，也由中华印务总局诸同人集体推选产生。当时《循环日报》所刊中华印务总局的告白言：“本局所刊《循环日报》每日颁发，……局中以梁鹤巢、冯明珊、陈瑞南为值理，陈蔼廷为总司理，王紫诠为正主笔，皆系同人所公举”。（《循环日报》，1874年2月5日）又说：“本局于月之中旬设立《循环日报》，皆系华人为之倡始，其总司理为陈蔼廷，正主笔为王紫诠，皆由同人所公举”。[11]

从事实际业务的中华印务总局，其具体业务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刊印《循环日报》，一是刊印各种书籍，同时代印各种告白。另外，创办初期的中华印务总局还出售过铅字活版。《循环日报》创办不久，因报纸铅字用字紧张，该业务即告停止，不久又再行恢复。对于这些具体业务，早期中华印务总局刊出的告白都曾作过广泛宣传，如告白对成立伊始的中华印务总局的印书业务介绍说：“本局专印活字版各种书籍，无论唐番字样，悉为代印”。又介绍承印告白和出售铅字的业务说：“如告白招贴承揽合同，无论唐番契卷，各样款式，均可代为印出，刻期竣事。……或有艺苑名流，书林雅士，欲购买铅字活版，则本局可为制造铜模，浇铸铅字”。（林友兰，1977：p84）另外，《循环日报》创办后，中华印务总局也及时刊出告白，向外界宣示报局成立，同时邀约各界名流雅士积极赐稿，号召时人“移玉至局，从容面订”。（《循环日报》，1874年2月5日）由于中华印务总局成立早于《循环日报》创办近一年时间，因此，成立之后的中华印务总局最先承担的业务主要是翻印出版各种书籍。据《香港华字日报》刊载的早期中华印务总局告白得知，该局初期印刷书籍甚多，其中包括王韬的《普法战记》、寓居广州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湛约翰的《英粤字典》、时任上海出洋总局教习邝其照的《华英字典》等。（林友兰，1977：p84）1875年春间，王韬延聘洪士伟担任《循环日报》主笔，自己专心从事著述和本人著作的出版，此后直到1884年3月王韬回沪定居之前，中华印务总局共承印的各类书籍多达30余种，其中包括不少王韬自己的著作。[12]

作为资助团体性质的中华印务总局，它的存在，主要通过经醵资诸同人公举产生的“值理”一职体现出来。从“值理”一职由各醵资同人公举产生、值理对外代表中华印务总局刊行告示、三位值理人分别由当时香港的华商、买办等社会名流担任等事实来看，值理实际上即是代表由各位醵资股东组成的资助团体行使职权并处理日常事务的人员。这就说明，对作为实体营业机构的中华印务总局来说，作为资助团体性质的中华印务总局确是其名正言顺的领导机构。

明确中华印务总局的双重性质，有关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的具体关系就可以基本得到澄清。首先，中华印务总局既是《循环日报》的承印方，又是《循环日报》实际上的“股东”。《循环日报》的印刷、资金来源、人事安排，都受中华印务总局的统制。其次，创办《循环日报》是中华印务总局成立的基本宗旨之一。中华印务总局的成立为创办《循环日报》提供了重要的财力基础和重要的器材保障。再次，作为“股东”团体性质的中华印务总局日常只设“值理”席位，而中华印务总局的实际业务由“总司理”和“正主笔”主持完成。因此，在日常事务中，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报馆实为同一机构。

需要指出的是，中华印务总局（实际是《循环日报》）虽设有“总司理”一职，但是，这一职位实际存在时间较短，且所起作用较为有限。按初期中华印务总局所刊告白提示，《循环日报》创办时除王韬任该报“正主笔”外，另公推陈善言任该报“总司理”。（《循环日报》，1874年2月5日）从1874年3月13日起，告白中的“总司理”又换成黄胜。（《循环日报》，1874年3月13日）陈善言担任《循环日报》创办初期的“总司理”，可能有两个因素，一是陈善言参与醵资组建中华印务总局，是《循环日报》创办的主要当事人之一。从陈善言向来主张华人自办报纸的民族立场和他与王韬的密切交往来看，这都在情理之中。二是陈善言先后编辑、创办《中外新闻七日报》和《香港华字日报》，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办报经验，尤其是在报刊发行方面，陈氏的实际经验较为丰富，因此，以陈善言为“总司理”，这有助于刚刚创办的《循环日报》在报纸发行方面打开局面。但是，陈善言是《香港华字日报》的主持人，又兼西字日报《德臣报》之“副主笔”，而以一人兼两家报纸之“司理”职位，恐力难胜任。后来该报以黄胜为“总司理”，除了黄胜是中华印务总局的创始人这一主要原因外，大概也有与陈善言相类似的原因。[13]但黄胜自1873年夏五月赴美，直到1876年初才回港，（苏精，1985：p73）因此，黄胜的“总司理”职位并未赴任，只具象征意义。由此说明，《循环日报》创办后，真正发挥实际作用的是该报的“正主笔”王韬。《循环日报》的“刊印人”是王韬而非他人，[14]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

三

明了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的具体关系之后，王韬和中华印务总局及王韬与《循环日报》的具体关系可得到进一步澄清。第一、王韬是中华印务总局成立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王韬不仅最先和黄胜合议承购英华书院的印刷器材，而且王韬《普法战纪》的问世及其引起的轰动效应直接推动了中华印务总局的成立。第二、《循环日报》创办后，“正主笔”由王韬担任。但王韬的这一职位由参股组建中华印务总局的“同人公举”产生，因此，担任“正主笔”的王韬和中华印务总局只是一种聘任关系。第三、王韬既是《循环日报》的“正主笔”，又是《循环日报》的“刊印人”，加之业务方面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的同一性，因此，直到1884年春王韬由港返沪定居之前，王韬一直是《循环日报》和作为实际营业机构的中华印务总局的“主持人”。

王韬和中华印务总局的聘任关系，还可从王韬自己的叙述中得到印证。王韬说：“癸酉，香海诸同仁醵资设印局，创行日报，延老民总司厥事”。（王韬，2002：p271）显而易见，“延”字所指，即是王韬和中华印务总局之间的这一聘任关系。而“总”字所揭，则为王韬受聘主持印局和《循环日报》这一基本事实，另还暗示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为同一业务部门等。除此之外，王韬和中华印务总局之间的这种聘任关系也可从1885年6月《循环日报》引发的一场官司得到证实。1884年春，王韬离港回沪定居，一年多后，《循环日报》因刊载一则“邪说”，被港英政府告上法庭。法庭上，接替王韬“刊印人”职位的黄紫畦就有关事实辩护说：“王韬因病离港，未经辞职，各东主以他日久未回，欲聘张某总其事，俟张到，然后开除王韬册纸之名，以

张某注册。讵张某因事留省，是以托黄紫畦暂时，伊未经注册，实因未晓英例耳”。（《循环日报》，1885年6月27日）这段辩护词中，黄紫畦不仅指出王韬离港回沪定居系不辞而别，而且特别强调“各东主”对王韬擅自出走的反应。而正是由于王韬的“日久未回“，“各东主”才拟续聘张某为“册印人”，并决定“开除王韬册纸之名”。此正说明，中华印务总局“各东主”一直拥有对《循环日报》刊印人职位的任用权，而王韬原任的“刊印人”（包括“正主笔”）一职也是“各东主”聘任的。

王韬的《循环日报》法定刊印人职位，还见诸于《循环日报》自出版之日起，每天报脚所标示的一段固定性文字。1874年8月以前，这段文字为“此新闻纸由香港第五约荷李活道第廿九号中华印务总局王韬刊印”。1874年8月以后，因报馆搬迁，这段文字又变为“此新闻纸由歌赋街第五约门牌第卅九号中华印务总局王韬刊印”。[15]

综上所论可知，《循环日报》的创办固然是香港多位同人醵资兴办而成，非王韬一人之功。但是，从动议购置英华书院印刷器材，组建中华印务总局，到办成《循环日报》，再到实际主持《循环日报》馆（亦即中华印务总局）的编务和印务工作，王韬都是其中的核心人物。因此，王韬作为《循环日报》最重要的创办人，是当之无愧和不可置疑的。

由此回溯前述有关《循环日报》创办的五种提法，除王韬自己的说法较为完整，并基本符合历史原貌外，其它四种说法都有欠缺。相对来说，认为《循环日报》是由中华印务总局主办、王韬编辑的说法和《循环日报》是王韬创办，由中华印务总局出版的说法都部分接近事实，而认为《循环日报》由王韬创办，自任主笔和认为王韬1874年将中华印务总局改组成《循环日报》的提法，则显属谬误。而总起来看，无论部分接近事实，还是具体事实有所谬误，又都主要与研究者未能深谙《循环日报》的创办由来和不明中华印务总局与《循环日报》的具体关系有关。

注释：

[1]这是新加坡学者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4-1875赠订版一书中的说法。不过，卓南生对《循环日报》的创办者问题似有所回避，该书仅一处提到“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一处又说“中华印刷总局出版的《循环日报》”，另有一处提到“王韬倡办以‘华人出资、华人操权’为标榜的《循环日报》”。其它地方未见有对该问题的正面论述。另，《循环日报》刊布的告白中一般只见“中华印务总局”的称呼，因此，卓著中“中华印刷总局”的提法似不妥切，应改之。

[2]这是廖平在《1853至1932年之香港报业》一文中的说法。廖文发表较早，影响较大，许多后来研究者常引其文，以之为据，但经笔者仔细考核，发现该文失实附会之处颇多，故引用时需慎重。

[3]苏精《黄宽与黄胜：容闳的两名同学》对此事叙述较详，据该文记载，同治十二年（1873）五月，时任幼童出洋肄业局委员的黄胜，带领第二批幼童三十名从上海放洋。黄胜从美归来时间不详，但苏文指出，不迟于光绪元年底（1876年初），黄胜已归国。

[4]创办初期《循环日报》之“单页宣传告白”，原件藏大英图书馆。据香港大学所藏缩微胶卷。《循环日报》的告白除刊于日刊版和周刊册装本《循环日报》外，还印有不少单页宣传告白。这类告白属免费发放性质，与《循环日报》每日正常刊发的告白有别。该告白所属时间为“癸酉嘉平月二十五日”，即十二月二十五日（1874年2月11日）。

[5]《园老民自传》原为王韬为其1880年在香港出版的《蘅华馆诗录》一书所作“自序”，后收入《园文录外编》卷十一。“自序”后署时间为“光绪六年夏五月下旬”。

[6]《香港华字日报》，同治十二年五月初十日。该报现仅存一份。《华字日报七十一周年纪念特刊》收有该份报纸的影印件。后来，林友兰在其《香港报业发展史》一书中也将其收录。此处所引之《香港华字日报》，即指林著之影印件。以下所引同，且只注林著。

[7]《香港近事编录》所刊“新建医馆”称：“各值事众议佥同，无不踊跃，乐输赞成，斯役共得二千余金”。王韬《征设香海藏书楼序》中也有“亟欲纠集近局，赁楼储书”的记载。这都说明醵资从事公益事务，在当时香港华界较为流行。

[8]1871年，因理雅各所译的儒学经籍印刷完毕，建于英华书院内的伦敦传教会印刷所决定停办。时任印刷所总监的黄胜与王韬合议，决定承购英华书院的这部分印刷器材。另由《香港华字日报》所刊“中华印务总局告白”知，该局约成立于同治十二年正月间，因此，黄胜在赴美之前应参与了中华印务总局的组建。

[9]王韬在其所撰《〈普法战纪〉代序》中说：“王君之为此书也，载笔于庚午八月，而断手于辛未六月。……其书虽未付手民，而钞本流传南北殆遍。……当今明公伟人皆誉之不容口，则是书之足传于后也可知矣”。该序后收入王韬《园文录外编》卷11。

[10]集资困难也拖延了中华印务总局组建的进程。从1871年王韬、黄胜动议承购英华书院的印刷器材到1873年中华印务总局成立，中间经过了至少约一年多的时间。其中的原因应与此有关。

[11]创办初期《循环日报》之“单页宣传告白”，癸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12]王韬在港期间，他所主持的中华印务总局究竟排印了多少书籍，目前仍未有确切统计数字，此处所言30余种，仅是笔者据自己所见得出的数字，确切数目有待进一步盘查。

[13]如黄胜有早期办报的经历，精通印刷业务，与港英当局人际关系较为熟稔，在香港华界有一定影响力等。

[14]关于“刊印人”的提法，主要见于《循环日报》每日报脚所刊提示语，因以下正文有详细讨论，此不赘。

[15]经笔者核查，这句刊于《循环日报》报脚的提示语，自该报创刊起从未间断，但是到了1885年2月21日后，却不再出现。这显然与王韬迁沪定居，与该报脱离关系有关。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3]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4――1875增订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4]廖苹.《1853年至1932年之香港报业》[A]，杨光辉等,《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C]，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

[5]王韬.《园老民自传》[A]，《园文录外编》[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6]苏精.《黄宽与黄胜：容闳的两名同学》，《传记文学》[J]（台北），46卷(2)，1985

[7]《循环日报》馆.《本馆略历》[A]，《循环日报六十周年纪念特刊》[C],1932

[8]梁鄂.《征刻王紫诠先生〈普法战纪〉后》[N]，《申报》，壬申年八月初八日

[9]林友兰.《香港报业发展史》[M]，台湾世界书局，1977

[10]《本局日报通启》[N]，《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1874年2月5日)

[11]《中华印务总局告白》[N]，《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1874年2月5日）

[12]《中华印务总局告白》[N]，《循环日报》，同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1874年3月13日）

[13]《案录》[N]，《循环日报》，乙酉年五月十五日（1885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