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媒: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

[摘要]在利益多元化和博弈化时代下，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存在着困境，而这种困境的重要原因在于新闻传媒在表达弱势群体权益方面存在着不足。这种不足体现在新闻传媒对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失声和失语、刻板印象和显示公平、缺乏人文关怀和维权能力不够等方面。为此，新闻传媒要成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必须在培养敏锐意识和理性表达、增开渠道让弱势群体发声、采用平民化视角和增强人文关怀及其强化舆论监督方面下功夫。

[关键词]新闻传媒：弱势群体；利益表达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中指出： “要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畅通诉求渠道，完善社会利益协调和社会纠纷调节机制。”当前，我国政府就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问题做出了许多努力，尤其是在制度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效，初步建立了一套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机制。但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并不仅仅涉及制度问题，还涉及利益表达渠道问题，在这一方面新闻传媒大有可为。

一、利益多元化时代下的弱势群体及其利益表达的困境

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社会利益逐步分化，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社会阶层结构不断演化，产生了大量的社会弱势群体。所谓弱势群体，在我国主要是指在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包括农民工、城市下岗职工、失地农民、社会贫困人群及其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等。从有关机构统计结果来看，目前我国弱势群体的规模介于1.4亿到1.8亿之间，约占全国人口的11％～14％。弱势群体的产生，一方面固然与其自身能力有关，但更为重要的一面是政府在推行经济和社会改革的过程中对其权利保障不够。在利益逐渐多元化和博弈的时代，弱势群体由于普遍缺乏能为他们代言、发声的渠道，不拥有相应的话语权，从而影响了其利益的表达。福柯认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没有话语权，没有利益表达权，在利益博弈化的时代将难以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如何解决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困境，维护社会的公平主义原则，已经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与此同时，在我国，新闻传媒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扮演着社会良心的角色，对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表达具有当仁不让的社会责任。正如施拉姆所说，“报刊的权力和几乎垄断的地位带给它们一个义务，那就是它们有社会责任对各方面的立场都公平地加以报道，并保证公众能掌握充分的消息去判断。”“各方面的立场”自然包括社会弱势群体，而且新闻媒体的行动和介入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具有重要的作用。2003年震惊全国的“孙志刚案”，通过《南方都市报》的披露及其其他媒体的跟进，使得沿用20多年的“收容遣散制度”得以终结。同样是2003年，新华社记者刊发了《总理为农民追工钱》，讲述了总理为重庆农妇熊德明一家讨耍2240元工钱的故事，使得各地纷纷出台相应的措施，来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2007年6月5日，河南电视台播放了在山西临猗县找到其被骗到一砖瓦窑厂打工并遭到虐待的孩子的报道后，揭开了山西黑砖窑事件，在多家媒体的后续跟踪报道后，这一案件惊动了中央，震惊了全国，山西政府迅速采取行动，严厉打击了黑砖窑非法用工的犯罪活动，解救了大量被强迫为黑砖窑矿主工作的农民工，并使这些农民工安然返乡。

这些事件的报道，新闻媒体都是站在弱势群体的角度，为他们发声、发言、撑腰，使弱势群体受到了社会关注，从而维护了弱势群体的权益。然而，我们又要看到，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尤其是新闻媒体在代言弱势群体的利益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如弱势群体的话语空间并没有完全形成，他们对社会舆论的影响还不是很大，他们在新闻媒体的声音依旧非常微弱。

二、 新闻媒体在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方面存在不足

新闻媒体缺乏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为弱势群体代言不足，这一现象中西方莫不如此。这主要受制于两个结构性机制的影响，一个是经济机制，一个是文化机制。在传媒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媒体和资本结合，使得传媒越来越关注其经济效益。对经济效益的关注，使其和广告商对媒介内容的“有效传播”都极为重视。一位报社老总的话颇具有代表性，“强力群体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拥有者，不断优化和吸纳‘四有’阶层，就等于有了取之不竭的‘注意力资源’，印刷机就会往外吐钞票而不是废纸。”这位老总所说的“四有阶层”指的是那些经济收入较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在生活时尚和消费潮流方面居于主导地位的阶层。用社会学家的话说，这就是所谓的强势群体，它是一个掌握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总体性精英。而弱势群体由于其消费能力有限和消费的滞后性，逐渐被新闻媒体边缘化。这是媒体“嫌贫爱富”，追求经济效益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大众文化机制也会影响其成为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言人。在西方，新闻媒体关注的是中产阶级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强调中产阶级的消费时尚和消费文化及其对社区和公共政治的参与，弱势群体在新闻媒体中逐渐被“低度再现”。西方传播学家认为，这一“抑制”和“低度再现”的过程，是资本主义主流新闻传媒边缘化弱势社群的一种重要的文化机制，往往导致产生一种“边缘神话”，并抑制了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我国新闻媒体长期以来注重宣传功能，在新闻价值取向上强调主旋律报道和主流意识形态报道，而弱势群体难以具有主流意识形态特性，也就难以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闻媒体成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从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新闻媒体在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方面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一)失语和失声

判断新闻媒体在代言弱势群体利益方面是否失声和失语的标准，笔者认为主要由以下两个方面构成：一是对弱势群体的新闻报道总量，这是从量上来看弱势群体受重视的程度；二是对弱势群体的报道所占据的重要程度及其所引起的社会关注度，这是从质上来看弱势群体是否能成为新闻媒体这一公共舆论平台的主要议题。如果弱势群体的新闻报道占据一定的数量，则表明这一群体已经成为新闻媒体所关注的领域，这是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第一个步。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报道是否成为新闻媒体报道的主角，对其自身利益和社会公共事务是否产生影响，一旦成为新闻媒体的主角，亦即表明这一群体能够登上传媒舞台，展示自身的利益诉求并进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新闻媒体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依然较少，尤其是对弱势群体日常生存和生活常态的关注则更少。同时，弱势群体还难以成为新闻媒体的主角，弱势群体自身利益的表达依然受困，对公共事务和社会舆论的影响还相当有限。对财富的追逐、对成功人士的关注等充斥于各种媒体，对会议报道、对领导报道、对成绩报道过多，而对弱势群体的报道，特别是对弱势群体在公共事务及其自身利益的表达方面的报道非常少，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失声和失语现象。

(二)刻板印象和显失公平

新闻媒体自觉不自觉的把弱势群体置于与主流社会群体相对立的位置上，来建构弱势群体的角色和行为。这样的报道立场容易倾向于负面报道，如弱势群体逆来顺受、急功近利、悲惨穷苦、愤懑脆弱等等。这些站在传者立场上，对弱势群体进行负面刻画、用词不当和形式不当的描述，对弱势群体而言是显失公平的。如《信息参考报》2002年11月14日，以《百万安全套送给外来妹》为题，对广东省总工会将通过各级工会组织将100万只安全套免费发放给外来打工妹的事件予以报道。把如此众多的安全套与外来打工妹联系在一起，容易让读者产生打工妹生活作风有问题的想法，这种报道方式显然是有失公平的。媒体动不动用“跳楼秀”为题来描述农民工讨要工资， “秀”这个词明显的具有表演、调侃、逗乐的味道。新闻媒体的刻板印象和显失公平的报道，影响着受众对这些群体的态度和认知，使得这些群体处于不利的社会地位和思想地位，最终加大弱势群体和社会公众之间的距离和隔阂。一个公平和公正的报道，要消除对弱势群体的漠视、歧视和敌对，消除新闻工作者对弱势群体的“刻板印象”和“固有成见”。

(三)缺乏人文关怀

社会弱势群体，由于其在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经济发展等方面与社会主流民众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往往会产生自卑、敏感、焦虑、失落等心理失衡等问题。这一部分群体，更需要社会的关爱，更需要媒体的关心和帮助。尽管新闻媒体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尝试，但仍然有很多不足之处。如媒体时常用“独行侠”、“半脑少女”、“无脚英雄”等词汇来描述残障人士，是极不恰当的。试想残障人士已经非常痛苦了，用“侠”、“无脚”、“半脑”等词汇明显的具有歧视的色彩，是对他们的进一步伤害。在采访中漠视被采访者隐私权和人格权，动不动对弱势群体的脸部特征、身体特征进行曝光等等，也是媒体缺乏人文关怀的重要表现。

(四)维权能力不足

对弱势群体的报道，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种类型方面。一类是自身作为弱者，如由于家境困难交不起孩子的学费、自身疾病难以入院治疗等，希望通过媒体的报道得到社会的救助；另一类是弱势群体的自身权益受到损害的报道，如拖欠农民工工资、失地农民土地安置金不能如常发放等。对前者的报道主要是从人道主义出发，通过对特定群体的报道来唤起社会的同情和帮助，在这方面新闻媒体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新闻媒体在维护弱势群体权益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如维权力度不足、对强势群体的舆论监督不力、利益协调能力不够等等。

三、新闻媒体如何成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

当然，我们要看到事物的另外一面，也就是说在新闻媒体难以成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上，弱势群体自身也存在着问题。一般而言，弱势群体受教育程度较低，自身素质不高，这限制了他们接触和利用新闻媒体的能力。另外，弱势群体的组织化程度较低，难以形成社会的压力集团和公共舆论压力，并且不是媒介的主要消费者，这也使得他们的呼声难以得到媒体的重视。然而，这些原因并不能推脱当前新闻媒体没有成为弱势群体代言的社会责任，作为社会舆情的“雷达”，新闻媒体天然具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天然具有为社会弱势群体发声和代言的功能。笔者认为，新闻媒体要成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要有敏锐的意识，做到理性地表达。受经济机制和文化机制的影响，新闻媒体往往容易“低度再现”弱势群体，而弱势群体本身的发声形态又是多种多样的。有言为心声，有心有所想但没有说出来的，有说出但没有为社会所关注的，即舆情。言为心声，能够形成社会舆论，引起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关注，此类情况被媒体报道的可能性较大。但弱势群体的后两类心声表现形式，往往为新闻媒体所忽视。这就需要新闻媒体具有敏锐的意识，能从个案中、从微言中、从观察中把握事态发展，充分表达弱势群体的利益。与此同时，新闻传媒对弱势群体的报道，不能过于感性化，亦不能有闻必刊。要对弱势群体的利益进行类型学的划分，对其利益进行整合，进行理性的报道。所谓理性的报道，它是一种经过缜密的思考以后所作出的、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报道，同时又是一种从良好动机出发的、追求最佳效果的报道。这种报道，要有大局意识，对新闻事件要有深入的理性思考。对弱势群体的报道，同样要具备大局意识，既体现党和政府的政策，又充分反映弱势群体的心声。

其次，广开渠道，让弱势群体发声、发言。新闻媒体要高度重视对弱势群体的报道，减少对弱势群体报道的失声和失语现象。一是增加版面、增加时间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报道，同时亦要让弱势群体成为新闻报道的主要角色；二是建立弱势群体的公共论坛，为弱势群体提供信息和交流的平台，如开设相关的热线和相关的话题讨论、在网站上建立相关的论坛；三是关注弱势群体的日常生活事件，通过挖掘这些事件使之成为消息源。新闻媒体对弱势群体的，如集体讨要工资、集体上访、集体下岗等的关注程度比较高，而对弱势群体的日常生活事件的关注则较少。这是由于日常生活事件的新闻价值较低的缘故。但是日常生活事件却是弱势群体的生活常态，新闻媒体切不可忽略这一因素。实际上，新闻媒体可以通过深度挖掘，关注弱势群体何以会产生这样的生活状态，可以从制度性的层面、经济结构的层面、社会结构的层面来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实现对弱势群体的深度报道。

再次，采取“平民化”的视角，提倡人文关怀。在对弱势群体的报道中，如果新闻媒体站在传者“高高在上”的立场上看问题，站在强势群体或主流人群的视角上来看问题，这样得出的看法难免有失偏颇。弱势群体的角色和形象不是主流群体或者强势群体建构出来的，而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为此，新闻媒体需要站在“他者”的角度上看看问题、想想问题，以“平民化”的视角来展现弱势群体的形象和角色，提倡普世主义的人文关怀。如有些报道，派出记者全程跟踪年关农民工回家过年的情景：如打工一年赚了多少钱，够不够；回家的火车票是怎么买的；在拥挤不堪的火车上他们是如何度过一天一夜的；到家之后怎么准备过年的；对来年打工有什么样的想法等等。同时要尊重弱势群体的隐私权和人格权，不能过多干扰采访对象，不能使用带有歧视性的词汇和话语，不能以记者或媒体的刻板印象去塑造所谓的“典型形象”。

最后，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增强对强势群体的监督，提高媒体的利益协调功能。在利益博弈化的时代，不同群体的利益竞争已经成为常态，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利益侵害已经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障碍。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的公平主义，需要对强势群体进行强有力的监督。由于新闻舆论监督的对象往往是有权有势部门或群体，这样的监督很多时候也会给媒体带来麻烦，因而，这种监督是需要勇气的。如对矿难的采访中，与矿主有不法利害关系的某些地方政府或官员给记者设置重重障碍，不法矿主们则采取各种措施，先引诱后威胁，以抗拒舆论监督。新闻媒体作为社会的良心，不能被这些丑恶现象所吓倒，一旦新闻媒体都不发声了，那么弱势群体的受损权益更加得不到维护，何来社会的公平正义呢?除了勇气还不够，还要掌握相应的保护弱势群体的法律法规及其政策，提高舆论监督的针对性，增强舆论监督的实效。当然舆论监督也不可偏听一方，不能是弱势群体说了的就是对的，要多方求证，反复核查，保证监督的真实性。总之，倾听弱势群体的心声，为弱势群体说话、发声，维护他们的受损权益和合法权益，这是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重要立场，是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