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 第3期

从春季号开始，我们就有一个设想：能不能每年都能提出一个或两个在新闻学术领域里既带有创新性、又具有争论性的论题，在刊物上展开一点讨论呢?我们从新闻史学、公共广播两个领域开始这一尝试，得到了学术界同仁们的支持。

春夏秋冬，仿佛早春的播种还在眼前，不觉已到了收获的金秋。这一期，我们又发表了几篇关于新闻史研究的来稿，曾经为反应少而担心的公共广播议题，也收到了不少来稿。议题能引来这么多稿件，充分表明了新闻学者探讨学术、发展学术的积极性。作为刊物编辑，我们谨向积极赐稿、参与讨论的学者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当然也不掩饰我们内心的兴奋。因为，这是新闻学术发展的一个讯号，也表明我们为发展新闻学术所尽的绵薄之力得到了学者们的肯定与支持。

任何讨论，都要有不同意见才能健康、持续地进行下去，而且唯有充分地讨论，讨论的双方才能在对立或者差异的观点论争中吸收学术养分，丰富自己的学术思想。学术讨论提倡“百家争鸣”， “争鸣”并不一定是你对我错，只是各自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研究思路提出来，互相切磋，互相学习。没有学习之心，就难以正常地展开学术切磋，讲真话，探真理；而没有切磋之意，也难以实在地提高学习质量，求新意，得新知。从这个意义上讲，讨论需要争鸣，争鸣就是讨论。

争鸣不一定就是你对我错，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我们的认识从来都是与时俱进的。人对自然、对社会的认识，有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知识产生于旧知识的基础，它可能丰富旧有的知识，也可能淘汰旧有的知识。丰富是一种进步，淘汰也是一种进步。人对事物、道理的认知，总是受制于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一定的实践，一定的知识积累，只能产生一定的认知。即以新闻史研究为例，总是遵循着先从史实的梳理起步，然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步探索新闻事业、新闻思想发展的规律，而且每一阶段的研究都会留下这一阶段的历史印记。戈公振年代，他的研究自然具有开创性意义，但是那个年代的新闻实践以及研究所能动用的理论工具也必然限制了研究的深度；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到中国革命胜利的鼓舞以及对全面学习苏联经验的影响，新闻史研究不可避免地留下了那个年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痕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新闻实践取得了空前的发展，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使新闻实践者与研究者的思想、思路都得到了极大的开拓，我们才有可能对新闻事业与新闻思想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各种现象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与探究。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否定过去的一些认识与理论，但这是扬弃，而不是简单的“对”或“错”，甚至不是简单的“拨乱反正”。当我们对现实生活中“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提出批判时，不也应该考虑学术研究领域中相同的问题吗?

罗杰斯曾清楚地指出：“传播的历史是‘越来越多’的历史。”共同演进理论也提醒我们：每当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和发展的时候，它就会长年累月地和程度不同地影响一切其它现存形式的发展。”这种“影响”有两个含义：一是原有的事物与理论并不是因为新事物、新理论的出现而销声匿迹，它仍然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上；二是原有的事物与理论还会影响我们的认知，至少作为一种研究对象，它不会也不应该消失。我们的学术讨论，不是排斥，而是兼容，在一个并不很长的历史阶段，学术问题是很难分出“对”和“错”的。正因为此，才需要讨论；也正因为此，才能讨论。我们没有必要去否定历史已经留下的认知，因为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达到这样的程度，而且它们也是我们现在认知得以产生的基础，但我们完全可以也应该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比如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宽松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下，对这些问题重新思考，使之更接近真实，接近真理。当然，谁也不敢说自己就是“终结者”，因为后人还会重新思考我们及我们现有的成果。这，就是我们想在《新闻大学》组织一些讨论的原由。

新闻领域是社会大系统里一个最丰富而多变的领域，因而就会不断产生需要我们深入思考、重新思考的问题。我们热忱地希望新闻学界和业界的同仁们积极地参与这些议题的讨论，在“重新思考”中丰富和发展新闻传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