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如何应对创新创业“死亡谷”

当AlphaGo与李世石的人机大战震惊世人时，段子手们纷纷抛出金句，

其中一句是：“谷歌研究了AI，而百度研究了外卖。”虽夸张，却直击我国创新科技含量低这一死穴。

这一现状，几乎是上至政府，下至民间的共识，同时也是中国人努力改变的方向。

2015年5月国务院颁布《中国制造2025》规划，强调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发展中创新驱动的重要性。

清华大学教授鲁白在受邀参加经济学家年会2025科技展望论坛时发表主题演讲，

探讨未来创新科技如何更好地向产品和商品转化，高等院校与企业家在创新驱动的浪潮中应该怎样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创新“死亡谷”

首先，我想谈一谈科技创新在中国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哪些进步，又存在着哪些问题。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对于高科技的投入在逐年增加。一项统计表明，2000年到2010年中国对R&D（Research&Development，研究与开发，国际上通常采用R&D活动的规模和强度指标反映一国的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投入增加了5倍；另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对于科技的基础研究的投入也以每年百分之十几的速度增长了30多年。

中国科技的投资量，尽管跟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国家对高科技的投入正在逐年增长，这是中国明显的进步。

由此带来的是产出的增加。中国的科研论文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尽管我们在重大的科学发现以及突破性的技术方面，还跟发达国家存在相当大的距离，但数量上已经颇为可观。专利方面，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尽管专利的实用率还和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

第三个进步，是我们对人才的培养。中国授予的博士学位数量，可能是世界第一了。最近几年以来，也有大批各行各业的“海归”回到中国，积极参与祖国建设。

第四，是举国上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双创”的浪潮使得上至政府，下至百姓和企业，都意识到了科技创新的重要性。

瑕瑜互见，我国科技创新的主要问题，可以用一句来概括――“科技成果的转化率相当低”。在创新创业领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词：死亡谷。一项高科技的创新从研究到开发，再到技术转让和产品上市，需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最后还要通过商业化才能在市场上取得成功。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创造发明在很早期就已经死掉了，还有一些好不容易走到了产品阶段，却由于不能被市场或消费者接受而最后“死亡”。“死亡谷”在整个高科技创新领域是很常见的现象，在中国，这个现象尤为严重。

高科技产业是一个高投入、高回报、高风险的行业，国家、企业和创业者对此一定要有一个清醒认识。但是，大家对科技创新还是充满了期望。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未来50年的发展，依靠的不是消费，也不是服务，或者说不仅仅是靠消费和服务，而是有原创的高科技的产出。

高校能做什么？缺陷，经验与策略

1. 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三大缺陷

让我们回顾一下高等院校和研究所科研成果转化的过程。一般来说，一项科研成果最后能够进入市场，要经过5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形成科学的假说，并对这个假说进行验证，包括最后新的概念的形成。新概念形成后，要有一系列技术的研发和突破，这就是第二个阶段，即技术开发。第三阶段是要产生所谓的样品（prototype），要变成一个有用的实物。而样品不等于产品，只有在解决了大规模生产以及一系列技术问题后，才变成一个可以卖的产品，这是第四阶段。最后一个阶段是从产品变为商品，这需要有一定的市场接受度。

在这一整条研发链上，有两个部分需要特别注意――资本和人才。

成果转化的第一大缺陷是缺乏早期研发的投资。国家对于科研的资金投入相当大，但政府资金往往投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概念和技术层面。当进入样品阶段后，风险资本、社会资本，包括PE（Private Equity，私募股权投资）都蜂拥而来，而后当样本变成产品进入市场后，企业和金融市场，都会对这个研发买单。

但是，这里缺少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从概念到完成技术开发后，从这一步到做出样品，变成一个可用的实物，这部分研发的投资是相当弱的，这部分投资政府不太重视，风险资金又觉得为时尚早，也不愿意投资，所以早期研发的投资是三大缺陷之一。

第二是人才团队配置的缺陷。我国的科研人才是比较专一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不太具备市场的观念或企业生产的认识，而在市场做产品的企业界人士又缺乏对科研的了解。

所以在这当中需要一座桥梁，不光是物质的桥梁，更是人才的桥梁。这需要有行政执行、运营、金融财务、项目管理、法律等等各方面的人才，只有通过这种人才的桥梁，才能够把一个科学发现、一项技术突破，有效地连接到产品开发这个环节里去。

第三大缺陷是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我们从事科研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必须经常考虑到其所做的研发，是不是有竞争力的创新，能不能会对产品对市场产生影响，我们需要具有市场观念和企业家精神的科研人才，才能做出市场也能接受的产品和商品。

2. 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

高校、研究所如何应对“死亡谷”，如何更好地应对科技成果转化的三大缺陷，大家都在思考、探索，我所在的清华大学也做了很多努力。个人认为，我们可以有三个方面的应对。首先是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

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是最容易国际化，也是最开放的一个地方。举例来说，过去几年清华大学做了相当大的努力，其中包括“请进来”“走出去”――向世界各国高科技创新创业的代表性企业和人物学习请教。比如以色列是在世界上创新创业做得相当成功的国家，《创新的国度》作者Saul Singer对此有比较深刻的解读。

通过多年的讨论、学习、思考，明确了我们需要有创新创业素质的人才。那么，这些人才具有什么样的特质呢？我个人总结了特质。

第一，创新创业的人才需要有远见和清晰的愿景，清楚地知道将来要做什么样的产品和企业；

第二，对自己所干的事情充满了激情，有相当的自信，并且要有一定的坚持力；

第三，他们是意志坚定，百折不挠，遇到困难不轻易退缩的人；

第四，有一定的冒险精神，还要有一定的危机处理化解能力；

第五，对于变化的环境有相当快速的灵活性跟适应性，也就是所谓的“street smart”（生存能力）；

第六，他们所做的科研或产品，要具有相当的创新性，要与众不同，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站住脚；

第七，必须要有相当的领导力，能够鼓动他人，号召大家一起为同一个目标努力，还要跟别的行业交流沟通，所以沟通协调的能力以及组织能力也相当重要；

最后是专注和执行力，不光要有想法，有干劲，还要有能力把概念和想法变成可操作的任务并将其按时完成。

3. 新形势下的高校定位与策略

创新创业是实践的东西，很难在课堂上教，所以企业家精神需要在干中学。清华大学几年前创立了X-lab，由经管学院发起，我们医学院也参与了。

它鼓励学生，包括毕业生，进行创新创业活动，把创新创业的壁垒降低，为有创业项目以及有创意创新想法的学生提供辅导跟支持，包括学校教授提供的工作场地，各院系老师们的技术支持，天使基金、风投提供的资本支持，以及校友、企业家、清华科技园对创业团队的指导和帮助，这样就帮助解决了许多创新创业经常遇到的困难。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们有了一些反思，校园里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部分学生满脑子想创业，不能安心学习了；有一些老师和教授认为研究生做科研是第一位的，需要一心一意，专心致志集中精力做科研。更多的人觉得如果很多学生为赚钱而去开公司，创业，会把学校的治学风气搞乱了。

经过一系列的反思和讨论后，大家认为在“双创”的大环境下，我们对自己的目标，对高校的科技创新要有新的定位和策略。

首先，大学是一个教书育人的地方，我们并非鼓励所有的或大部分的学生都去创业，学生在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但我们要系统的灌输创新创业的精神、技能和想法。

另外，我们的高校，要能培养出一些新时代的创新创业的领袖人物，一些具备前文所述的基本素质的，在科技创新方面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家。

第三点非常重要，高科技创新最关键的是原始创新，要有很高的科技壁垒，才能有别于社会上一般的创新。

所以高校的创新要有自己的特点。在美国，一流高校如斯坦福、MIT往往是教授发起创立高科技的公司，教授的学生参与组建和初创，接受风险投资开始运作，很多现在鼎鼎大名的公司，至少在生物科技领域，都是教授，而不是学生创造的。

第四点，尽管我们不希望很多W生都出来创业，但我们需要在学校里灌输所谓的企业家精神，也就是创新力和领导力。

4. 高校创新需要新思路和新模式

大家可能都知道“孵化器”――地方政府或高校提供场地，收取很低甚至免费的租金，提供各种服务，如法律、财务、政府报批等等。孵化器内有仪器设备，有税收上的好处，希望通过吸引风险资本孵化高科技公司。

这种孵化器模式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原创从哪里来？我们的科学研究，科研项目的原创是在教授们的实验室里，而目前教授以及学生关心的是怎么样，而不太关心研究能不能转化，是不是能最后进入高科技的产业。

所以我们必须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使转化变得容易一些，使创新创业的壁垒下降。经过与有远见的企业家，投资人及做过孵化器的人士的反复讨论，我们发展出了“二级孵化器”的做法，希望在教授自己的实验室内，增加早期培育的环节。学校可提供公共技术平台，提供专业内经过多年培养的技师还有研究生、实验场地等等，支持鼓励早期研发。

在早期培育环节，企业家可以做一部分的投资，这个投资风险相对来说高一点，很多项目可能会失败，但在这个阶段所需要的资本是相当小的。我们有一些校友想要捐赠做公益，有一些人希望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一栋楼上，有一些人希望支持贫困的学生，但也有一部分的企业家、投资人希望他们的捐赠能够起到更大的效应。

我觉得捐一部分钱来培育早期创新创业项目，其意义远远大于捐其他项目。当然，早期研发不能仅仅靠捐赠，地方政府的资助和学校自身募捐，都是支持早期项目培育的方式。

我们也希望企业家们能够以“企业家导师”的身份参与到早期研发中，这是一个在国外已经被证明了的一个相当有用的做法。我们将成功的企业家请回学校与教授、学生交流沟通，帮助他们使自己的项目更接地气，更适合转化，更能接近市场。

在这个孕育着很多项目的早期培育环节中，当然有相当一部分会“死掉”，但不好的项目死得早，可以节约大量的资源和精力。存活下来的项目，再进入孵化器，成功率相对来说会比较高。

除了教授和实验室，第三方也是创新的另一个来源。比如我们和斯坦福合作，他们有一些非常好的原创的想法和项目，通过合作可以进入我们的孵化器，经过一段时间的孵化变成高科技的公司；也可以跟海外的孵化器合作，还可以通过专业的管理公司引进第三方的创新。

总而言之，我们需要的是具有原创性的，有高技术壁垒的研发项目。如果没有原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就缺了源头。

企业家与投资人能做什么？

最后，我想给企业家、投资人提一些建议。很多投资人和企业家都在问科学家：未来科技发展的趋势如何？哪一个项目前景会比较好？人工智能和干细胞要不要投资？而我们一些科学家则非常不愿意对科技进行预测或预言，即使做了，也不一定有实质性的意义。

我想借用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一句话来回应：Ask not what the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the country. 我改一下：不要问科学家可以为你做什么，问一问你可以为科学、为科技创新做什么。

以下是给企业家和投资人的五点建议：

第一，要与科学家交朋友。科学家整天在大学，在实验室，而企业家，投资人整天在市场，这两种人很少有交流。我希望投资人和企业家能够跟科学家交朋友，一方面企业家、投资人可以关心科学研究的进展，这本身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科学家会有很多有趣的发现；另一方面，是帮助科学家思考，他们所做的部分研究中，是否考虑过应用的价值，是否可以转化，能否形成产品，市场能否接受。

第二，要支持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就是一部分专业相同，兴趣类似的科学家的松散联合。科学共同体对有关学科领域的事情，像转基因食品、雾霾这样的话题，更有话语权，更愿意与社会沟通，更愿意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作为一个共同体，言论会比较综合、平衡，更有权威性，不那么偏激，比较有共性。

第三，扶持早期研究的转化。如之前所说，早期研发存在一段资金空白阶段，即完成技术开发到做出样品阶段。这一阶段十分重要，没有这一环，我们的原创就不能转化，不能进入可开发的产品或商品。如果完善了早期投资，就会使得我们的科研更容易进入市场。

第四，企业家导师制度能很好地帮助科学家和学生创业，企业家导师由有经验的企业家和投资人担任，与科学家交朋友，向他们提供建议，共同探讨哪些科研朝哪个方向走，能比较容易地在市场上取得成功。

第五，推动科技体制的改革。现在在科技领域，科研基金的分配改革是非常热门的话题。我们希望能够由政府官员为主导的分配方式向以科学家为主导的分配方式转变，因为相较而言，科学家更能把握科技的发展方向。

视点

在美国，一流高校如斯坦福、MIT往往是教授发起创立高科技的公司，

教授的学生参与组建和初创，接受风险投资开始运作，

很多现在鼎鼎大名的公司，至少在生物科技领域，都是教授，而不是学生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