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人口红利

“老有所养”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当社会上全部是“老”的时候，谁来养？凭借着廉价劳动力，中国经济实现了迅猛发展。从人口统计来讲，进入21世纪，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支持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逐渐弱化。《财经文摘》从2004年起对此问题进行了持续关注。中国可能是第一个在实现富裕前就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发展中国家，有专家指出，“未富先老”是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即将面临的最大挑战。劳动力的减少对经济的未来影响之大不言而喻，老龄化还会带来医疗成本的上升，从而增加国家的经济负担。当然，事情并非如此绝望，理论上讲，通过延长退休年龄、适当增加税收、调整富人收益等方式，国家至少可以保证养老金的偿付能力。接受老龄化这一事实，并积极做好准备，才是我们应当做的。

当你老了

从人口统计来说，进入21世纪，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西方国家比中国更早地受到这个问题困扰。但是正如《经济学人》所说：“人们为中国焦虑还有着额外的理由：工业化尚未完成，便已面临‘未富先老’的尴尬。”

中国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年轻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社会抚养负担较轻。凭借充沛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中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了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即产生了“人口红利”。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之比）是显示人口红利的指标。研究显示：人口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均GDP的增长率就增加0.115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抚养比下降对中国储蓄率的贡献率大约在7.5%左右，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在1/4强，人均GDP的增长有27%是人口抚养比下降带来的。这些都是“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贡献。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执行，关于“人口红利”消失，转而成为“人口负债”的警告不绝于耳。近日的“民工荒”、“保姆荒”更是加深了人们对“人口红利”拐点提前到来的担忧。

一般看来，人口红利消失所带来的风险主要在于以下三方面：其一，降低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使得中国依赖出口的“增长发动机”大受影响；其二，降低储蓄率，影响到中国的资本形成，进而降低经济增长；其三，人口老龄化会给社会保障带来巨大挑战。

然而，人口红利的消失也可能是中国经济走向更健康、更持久增长的契机。事实上，要想真正实现可持续的、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就必须要克服“人口红利”带来的惰性。

首先，如果人口红利消失，充分就业时代就会真正到来。如果劳动力无限供给不改变，卖出上亿的衬衫和牛仔裤来进口一架空客飞机，这种低附加值的“比较优势陷阱”可能还会延续下去。劳动力成本的适当提高，可以促进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进步，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的价值。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要义所在，这对于扭转中国粗放式生产有着关键意义。

其次，老龄化迫使我们建立一个更合理、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政策模拟表明，养老保障的转变将使社会养老负担率下降大约19个百分点。这无疑为政策变迁提供了激励。

摘编自2010年第4期 总第89期

老龄魔咒

中国的问题在于，它实际上正在迅速老化。到2015年，中国65岁以下的劳动人口将开始减少。到2050年，65岁以上的人口将增加到3亿，是现在的三倍。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全球老龄化项目主任Richard Jackson指出，在一代人之内，中国的平均年龄就会超过美国，它将成为第一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前就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

为了避免这样的命运，中国在它的劳动力依然年轻的时候不惜一切代价地吸引世界的投资和生产活动。它基本上是通过拒绝向劳动力支付意义重大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来做到这一点的。不但是绝大部分的中国老年人除了可怜的积蓄之外一无所有，而且那些青壮年劳动力得到的也仅仅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养老金。为了降低世界产品的生产成本，年轻的中国劳动力目前只有象征性的养老金、医疗保险和伤残保险。在那些正在步入老龄化的发达国家里，工龄足够长的老年工人的工资和福利都基本上达到了顶点。

以美国为例，企业为50到65岁的工人所付出的医疗成本平均是30和40多岁的工人的两倍。一旦美国工人的平均年龄上升，雇主们必须付出的保险成本也随之上升。中国的领导人非常清楚，如果将年轻工人未来养老的成本加入到当下的工资成本中，他们很快就会失去对世界的吸引力。在这个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国有企业剥夺了数千万工人的工龄和职位，很多老年工人――其实很多是中年人――被迫下岗，拿到手的是少得可怜的养老金，他们的职位都被年轻工人所取代。所以，中国现在提供的是在职时间短、福利可忽略不计的工人（当然，还有一些所谓免费的社会安全体系，比如相对年轻、身体条件比较好的爷爷奶奶与孩子住在一起，照看他们的第三代）。

那些在中国生产产品，或者向中国供应商采购商品的企业，可以轻易改写企业里老年工人的劳动合同条款，甚至有可能把这些老家伙从工资单中剔除。在2006年一份研究老龄化劳动力如何影响全球资本流向的报告中，经济学家Ronald Davies和Robert R. Reed指出，由于“老龄化”经济体劳动力规模较小，而成本较高，投资会被转移到年轻的经济体中，那里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老龄经济体的高成本从工资延伸到税收，因为政府需要这些收入来支付与年龄相关的公共开销，比如社会福利。

摘编自2010年第12期 总第9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