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大型银行应对资本监管改革的策略

【摘要】 2013年1月1日起，中国银行业正式开始实施以《巴塞尔协议III》为蓝本的资本监管改革。新一轮资本监管改革将对国有大型银行在资本约束和发展模式等方面形成挑战。本文分析了资本监管改革对国有大型银行所造成的影响，并提出国有大型银行要从提升资本规划能力、建立资本补充机制、参与资本工具创新、构建“轻资本”业务模式等方面积极应对。

【关键词】 金融监管 资本约束 改革

2010年9月12日，巴塞尔委员会通过了加强银行体系资本要求的改革法案——《巴塞尔协议III》。作为成员国，中国银监会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意见和监管规则，并于2012年7月6日公布了我国新监管标准体系中最为核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新一轮资本监管改革将对国有大型银行产生深远影响。如何有效应对资本监管改革带来的挑战，将成为国有大型银行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逾越的问题。

一、新一轮资本监管改革的主要特征

《巴塞尔协议III》是国际社会针对银行业监管改革的最核心内容。巴塞尔委员会主席魏霖克表示：“更严格的资本金定义、更高的最低资本金要求，以及引进的新资本缓冲，综合确保了银行能更好地承受经济与金融压力，从而维持经济增长。”与《巴塞尔协议II》相比，《巴塞尔协议III》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1、对资本进行了严格的重新定义。在《巴塞尔协议Ⅱ》下，资本的定义非常广泛，它涵盖了一级资本、创新型一级资本、高级二级资本和低级二级资本以及三级资本等一系列资本标准。这种资本构成的复杂性使得银行的抗风险能力被高估，难以有效抵御危机。《巴塞尔协议III》对银行资本做出了更加清晰和严格的界定：（1）将资本划分为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两大类，取消专门用于抵御市场风险的三级资本。（2）一级资本范围被严格限定只包括永久的股东权益（普通股和永久优先股）和留存收益，证券资本、次级债务、少数权益、递延税款等项目被排除在外。（3）引入了统一的普通股扣除项目，改变了《巴塞尔协议Ⅱ》从一级资本或总资本中扣减的规定。

2、大幅度提高核心资本充足率要求。《巴塞尔协议III》要求商业银行一级核心资本充足率由现行4%提高到6%，普通股最低标准由2%提高到4.5%。

3、建立资本留存缓冲和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在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基础上，《巴塞尔协议III》首次要求商业银行建立“资本留存缓冲”机制，资本留存缓冲资金由扣除递延税及其他项目后的普通股权益组成，其金额不得低于银行风险资产的2.5%。这实际上意味着将最低核心一级资本比率提高到7%（该规定将于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分阶段执行）。此外，《巴塞尔协议III》还提出商业银行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建立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要求，以帮助银行在经济下行期抗击亏损。

4、加强流动性监管。流动性监管是《巴塞尔协议III》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此，《巴塞尔协议III》引入了两大流动性监管指标和四个监测工具。两大流动性监管指标分别是流动性覆盖比率（Liquidity Coverage Ratio，LCR）和净稳定融资比率（Net Stable Funding Ratio，NSFR），它们构成了未来流动性监管的核心。流动性监测工具包括四个方面，分别是合同期限错配、融资集中度、可用的无变现障碍资产和与市场有关的监测工具。

5、引入杠杆率指标作为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补充。《巴塞尔协议III》规定，在计算杠杆率指标时，总资产项目中必须包括表外资产。这将在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基础上，从另一层面有效抑制银行系统内过度的杠杆化。

6、制定了严格的风险加权计算规则。为防止银行将高风险资产转移到表外业务规避监管，《巴塞尔协议III》制定了新的高风险资产风险加权计算方法，要求将表外资产和资产证券化产品按照一定的系数换算成等价信贷产品。

中国银监会在新一轮资本监管改革中，以《巴塞尔协议III》为蓝本了一系列监管文件，主要包括《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管理办法》、《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和居于核心地位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这些监管文件共同确立了我国新的资本监管制度，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设置了比《巴塞尔协议III》更高的资本要求。我国对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要求为4.5%，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为11.5%，对其他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为10.5%，均高于《巴塞尔协议III》的规定。同时，明确了各类资本工具的合格标准，提高了次级债券等资本工具的损失吸收能力。第二，对风险加权资产计算方法进行了调整。扩大风险覆盖范围，除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将操作风险也纳入风险加权资产计量范围。对资产证券化业务、场外衍生交易等复杂业务的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做出规定。同时，允许合格银行使用内部评级体系进行风险计量，形成了对商业银行改进风险管理的正向激励。第三，按照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原则重新设计了各类资产的风险权重。下调小微企业贷款和个人贷款的风险权重，引导商业银行扩大小微企业和个人贷款投放。下调公共部门实体债权的风险权重，适度上调商业银行同业债权的风险权重。第四，首次明确了缓冲资本要求和逆周期资本要求，资本监管的动态性特征更加明显。

总体上看，中国银监会所确立的新的资本监管规则，实现了与国际标准在更高层次上的趋同，将会对国有大型银行的改革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二、资本监管改革对国有大型银行形成的挑战

从资本监管改革的主要内容来看，资本新规的逐步实施势必对国有大型银行带来多方面的影响与挑战，这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1、新的资本定义会导致名义资本充足率下降。近三年来，国有大型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和总资本充足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且呈现出稳步上升趋势。但是，有国内学者分别采用《巴塞尔协议II》与《巴塞尔协议III》的资本定义标准计算了工、中、建、交四行2010年中期的资本充足率情况。结果表明，四行资本充足率平均下降3.5个百分点。在信贷规模持续扩张的情况下，这一预测结果很可能导致国有大型银行的名义资本充足率在监管部门设定的达标期（2013年底）达不到监管红线要求。

2、资本需求扩张与资本补充渠道收窄形成的夹逼压力。国有大型银行资本需求扩张的主要动因在于信贷规模增长和计提缓冲资本及逆周期资本。按照银行贷款增速维持过去5年内的平均水平（14%～15%）估算，国有大型银行在5年内将面临5000亿元资本缺口。从资本市场的表现看，大型银行通过周期性增发来募集资金会对资本市场形成强烈冲击，难度将进一步加大。此外，监管部门也对大型银行发行次级债规模下调，将发债额度从核心资本的50%降低到25%，外源性融资渠道进一步收窄。

3、传统的信贷扩张模式和以利差为主的盈利模式将受到严峻挑战。在强资本约束下，国有大型银行传统的“信贷扩张—融资—再扩张—再融资”模式不但难以为继，而且为了达到监管红线，可能还必须缩减现有信贷规模。2012年，五家国有大型银行的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76.70%。因此，这种业务模式的变化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信贷收益，并进而影响盈利水平。而反过来，盈利水平的下降又会弱化银行通过留存收益来补充资本的能力，形成恶性循环。

三、国有大型银行应对资本监管改革的主要对策

为了有效应对资本监管新规对资本约束和业务发展带来的挑战，国有大型银行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对策。

1、提升资本管理和规划能力。从长期看，国有大型银行应建立以资本规划、资本补充、资本配置、资本监控和考核、资本使用评估、资本规划修订为循环的经济资本管理体系，准确测算中长期资本需求量，不断增强资本管理能力。从中短期内看，则应当根据重新定义的资本概念，对当前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根据信贷增长预测情况，结合新的监管要求和阶段性实施时间表，对今后三年的资本补充需求进行预测。同时，对外源性融资和内源性融资方式和规模进行预安排，制定出一个可实施的中短期资本规划。

2、采用恰当的方式和选择有利时机进行资本补充。由于资本成本具有风险和收益的敏感性，因此国有大型银行采用外源性方式融资时，要合理选择时间窗口以降低筹资成本。同时，要深入分析判断一定时期内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走势，选择恰当的资本补充方式。在内源性融资方面，要合理控制好利润水平、股权乘数、利润分配和留存比率，实现内部资本持续稳定增长。

3、密切关注和参与资本工具的创新。为拓展融资渠道，资本新规为创新资本工具预留了空间，明确了资本创新工具的合格标准。同时，银监会也已经成立了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工作小组，其主要职能是探索新型资本工具和指导商业银行主动创新。国有大型银行应主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密切关注资本工具的创新进程，探索发行优先股、信托优先证券、混合资本债券、开拓境外发行市场等创新可行性，积极争取监管部门的政策支持和试点资格。总之，应着眼长远，通过创新资本工具，建立起可持续、多元化的资本金补充机制。

4、构建“轻资本”业务模式。根据《表内资产风险权重、表外项目信用转换系数及合格信用风险缓释工具》，表内资产中相对的“轻资本产品”包括对我国公共部门实体（特指中央政府公共部门及省级以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的债权（权重20%）、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权重50%）、对个人其他债权（权重75%）、对符合标准的微型和小型企业的债权（权重75%），表外项目的“轻资本产品”包括贷款承诺、未使用的信用卡授信额度、与贸易直接相关的短期或有项目、与交易直接相关的或有项目等。体现在具体执行过程层面，就是要加大对上述“轻资本产品”的信贷规模配置，逐步缩减传统的“重资本产品”。总体上看，零售贷款业务基本上都属于“轻资本产品”范畴，因此要在消费金融方面加大力度。与资产业务相比，中间业务是典型的“轻资本产品”，因此要在巩固传统的结算和类中间业务的基础上，加快发展人民币跨境结算、债券承销、代客投资理财、新型投行等高技术、高收益的业务，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国有大型银行要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在现有政策框架下探寻用新型“轻资本产品”取代传统“重资本产品”来满足客户需求。主要的替代创新路径包括：用个人贷款产品（或信用卡授信）替代小微企业贷款；用新型投行产品替代传统信贷产品；用资产证券化产品替换存量优质贷款；用公共部门实体债权替代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等。

综上所述，资本监管新规的实施，在给国有大型银行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将有力助推其发展方式转型，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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