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晚清西方近代农业科技在中国的引进和推广

内容提要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但至清朝后期，西方的农业科技超过了中国。在国家积弱难返，饱受列强欺凌的时代背景下，西方先进近代农业科技通过翻译等途径逐步被介绍到中国。本文通过回顾晚清西方近代先进的农业科技在中国引进和推广的过程，初步探讨了其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中的作用，并由此提出了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定位。

关键词　晚清；翻译；农业科技推广；科技翻译

作者简介　李惠红(1970－)，女，浙江林学院天目学院公共基础教学部教师。(浙江临安311300)

一、近代西方农业科技的崛起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农业历史。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传统农业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并维持了中国文明的长盛不衰。中国传统农业发端于春秋战国，发展于秦汉，定型于唐宋，深化于明清。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成熟早、水平高，曾经在一千多年中是世界领先的。

在《中国社会史》一书中，法国史学家谢和耐认为，在康乾盛世时期，大清帝国曾是世界上财富增加和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在18世纪，中国进入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这应归功于农业、手工业和贸易的史无前例的发展高潮。它以其生产以及内部交易数额之巨，而身居世界诸民族的首位”。谢和耐还同时指出：“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时期的欧洲地区的农业，可能显得特别落后。雍正时代和乾隆时代前期的中国农民，普遍比路易十五执政时期的法国同行们，生活得更为舒适和更为安居乐业，他们的文化教育程度也普遍更高一些”。但到了清朝后期，诚如冯天瑜先生所指出的：“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开端，来自西方的工业文明作为一种整体水平已经超前的文明形态，以入侵者的姿态首先从军事上，既而从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给中国人以当头棒喝，宣布东方农耕文明优势地位及封闭状态的历史性终结”。西方近代农业科技兴起，农业机械化提高了西方的农业生产率，化肥与农药的使用保证了农业的收成，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勃兴为近代化农业科技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此，西方的农业科技超过了中国。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列强的炮舰轰开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人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进北京和后来甲午海战的失败，饱受列强欺凌。传统农业也是风雨飘摇，危机重重。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步走向了瓦解之路。由于中国已被卷入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肆进行经济倾销和掠夺，对中国本土的农业生产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打击，加之国内近代工业的发展以及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体手工业生产自身的局限性，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进一步加剧，农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伴随着晚清时期的各种自然灾害发生频繁，而且波及地区广袤；战事频繁，破坏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导致赋税沉重、土地荒芜、人口流离失散，严重地摧残了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日趋衰败。使得以田赋为财政收入主源的清政府陷入了国用匮绌的窘境。“言常用则岁出岁入不相抵，言通商则输出输入不相抵，言洋债则竭内外之力，而更无以相抵”。

在这种时代前景下，中国的有识之士对西学产生了新的认识，认识到应该向西方学习，希冀引进和传播西方科学，拯救处于危亡边缘的国家与民族。“科学救国”成为晚清的时代强音。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时期大规模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运动、以后科学知识的普及，在此过程中，西方科学技术大量涌入。西方近代科学的广泛传播除新式学堂教育、出国留学、实物应用等途径外，翻译成为一个主要的传播途径。

二、科技翻译与西方近代农业科技在中国的传播

在中国的翻译发展历程中，明末清初肇始的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为代表的科技翻译是继佛经翻译的中国翻译的第二次高潮。晚清时期引发了我国第二次科技翻译高潮。

在晚清的“西学东渐”四个历史阶段中，与率先引进的军事科技、数学、天文学、物理、化学和特定的工业技术等相比，农业技术传人的时间稍迟，西方近代农业科学技术方面的著作，光绪二十年后才大量翻译；变法、新政时才开始大张旗鼓地推广传播。这四个历史阶段。分别是：十九世纪初至鸦片战争前、鸦片战争后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至八国联军进中国，从八国联军进中国后到清亡。在前三个阶段，近代农业出版物开始在中国少量出现。在第一阶段(1811－1842)出版的西学书刊有138种。其中有关农业的出版物是1837年美国传教士崔理时编著的《新嘉坡栽种会告诉中国做产之人》。此外，在《美理哥合省志略》中，有专门介绍农业的章节。在第二阶段(1843－1860)，共出版西书434种，其中没有专门的农业出版物来介绍西方农业科技，但有少量的动物学和植物学著作。第三阶段(1860－1900)，清政府设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1875年格致书室(出版公司)由傅兰雅创办于上海。此期翻译西书大增，共出各种西书555种。农学方面的书籍有《西国农政说》(花之安译)、《农学新法》(李提摩太译)、《意大利蚕书》，另有英美农书八部。1897年罗振玉与蒋廷黼一起主持办起了《农学报》，《农学报》创刊，翻译介绍国外最新或较新的近代农业科技成果；内容涉及农、林、牧、渔、水利、农机、蚕桑、园艺、病虫害防治、土壤与肥料、制茶与农产品加工等。第四个历史阶段(1900－1911)，《农学丛书》编辑出版，收入了从《农学报》创刊到1906末停刊此期间所出的每期《农学报》中所附的西方近代农书的内容，及在更早的时间里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的《农学初级》、《农学津梁》、《农学土务论》和《种葡萄法》等，也编进了这七集之巨的《农学丛书》中。其中很多书原本是西方人的著作，先曾由日本人译成日语，后又被中国人再译成中文。从内容上大体可分如下几类：一类为西方近代农业科学理论，如《植物学教科书》、《农业工学教科书》、《寄生虫学》、《森林学》、《土壤学》、《气候论》、《农务化学答问》、《农用动物学》、《农业微菌论》、《蚕体解剖学》、《蚕体病理》等；一类为西方近代农业技术，如《农学津梁》、《耕作篇》、《肥料保护篇》、《喝茫蚕书》、《接木法》、《美国养鸡法》、《家菌长养法》、《农具图说》等。一类为日本自有的传统农业技术。《农学报》和《农学丛书》是当时的近代化农业科技出版物中最有代表性的，最有影响的。

晚清传人的西方近代化农业科技，起到了启蒙作用。作为传人媒介和推广工具的《农学报》和《农学丛书》等农业出版物功不可没。晚清中国掀起了一股学习近代农业科学热。中国朝野意识到农业的发展对于国家富强的重要性，意识到西方近代化农业科技对于农业发展的意义，兴起新的重农之风。由于政府的提倡，官、绅和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均做出努力，建立专门的农业机构、组织农会、建立近代农业教育制

度、创办农业科研机构，调整农业结构等。农会、农务学堂和农事试验场等机构纷纷建立，将《农学报》和《农学丛书》当作教学、研究和向附近农民传授近代化农业知识的工具。正确的思路和举措使晚清在推广传播西方农业科技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晚清的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的传播，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开风气的作用。为中国的农业近代化迈出艰难的第一步。可以让无机会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有机会了解西方近代化农业科技，对中国引进西方近代化农业科技来说，起了启蒙的作用。虽说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晚清的落后与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但透过科技翻译这一手段，晚清人对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经历了从不了解到逐步了解，再到大量翻译介绍，最终初步建成教育与传播机构的过程。这一过程，被农史界专家称为“近代农业科技从启蒙到体制化的历史转变”。这一过程是中国农业近代化的重要阶段，是中国农业近代化的开端。

三、对目前我国翻译业的启示

晚清时期，中国人对西方科技的引进与传播，引发了我们对翻译的思考。

晚清是中国社会由封建末世艰难迈向近代的转型期。晚清时期是一个特殊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继佛经翻译以后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外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推动了中国封建制度、封建文化的改革波澜。顺应了那个时代的翻译潮流，实现了预期的翻译目的。刘宓庆在《中国翻译思想比较研究》中指出，翻译具有明显的当下性。当下性体现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文心理和风貌。人类总是渴求发展和进步的。无论处于乱世抑或处于盛世，都会出现一批先进分子发出治世之音或求拨乱反正，或求进一步的安世济民。而翻译则是传递这种变革诉求的急先锋。晚清时期的翻译便成为服务于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的工具，具有明确的社会目标和强烈的功利目的性。希望借此启发国民的蒙昧，改良中国积弱的现状。正如孔慧怡所言，“在晚清这个时期，翻译的动力完全是非文学性的……”特定时代对翻译功能的特定要求等原因，一些翻译的社会功能将被强调，从而成为人们主要考虑的标准，相形之下，其他翻译的社会功能降为辅助的标准。

在中国，翻译是伴随着佛学东渐兴起的。中国译界从宗教翻译转向科技翻译，使文化战略考量从“一业之生存”攀升到经世济民的大视界。科技翻译的历史功绩是使中国翻译事业从宗教殿堂走向了国计民生的现世市井，也是翻译第一次与国民教育、国民经济挂购。这是中国翻译的第一次质的变化。

刘宓庆指出中国翻译传统的四个特征――文化战略考量、“圆满调和”、关注意义兼及审美以及强化主体、强调悟性。文化战略考量是中国翻译非常可贵的历史资源和精神传统。翻译自在中国发轫之日起，就有出自文化战略的考量，而且，可以说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翻译在中国从来就是一种“顺时序之变而变”的文化战略手段，中国译界先驱通常有我们称之为“顺时序之变而变”的“文化使命感”。晚清时期，当国家与民族危亡系于一线的时刻，中国译坛的先驱们以无比厚重的民族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奋发于译事，唤起民族救国于危亡。

而当今中国已形成巨大的翻译群体，翻译(包括笔译和口译)从业者、翻译理论研究者、翻译教学者和翻译传播的受众等四个广大的翻译群体，目前在中国是空前壮大的不容忽视的巨大群体。中国的翻译事业的发展也是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应该发扬从明末到清末的科技翻译的传统，以历史为鉴，提出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定位：翻译是中国发展国力之所需，是中华文化复兴、中华民族复兴之所系。我们不应使翻译成为国家发展动力链上的缺环，而且还必须让翻译成为促进国家国力发展的催化剂。今天的中国，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差距，但它急速前进的脚步声令整个世界都为之感到震惊。今天当国家建设和统一的历史任务摆在中国人面前，要实现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全方位对话，实现中国的强国梦、大国梦，世界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