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宣传战研究的演变与启示

【摘要】宣传战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早期偏重经验总结;二战中,随着效果研究的深入,进入具有指导性的理论研究阶段;海湾战争中, “信息引导”开始发挥作用。我国宣传战研究刚刚起步,面临着如何将研究引向深入,研究人员如何更加开放化和专业化,以及如何将研究由战时研究转为日常研究等问题。

【关键词】宣传战 宣传研究 战时宣传

希波战争中,那个奔跑了42.195公里将胜利的消息传回雅典卫城的勇士,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伟大的信息传递者。胜利的信息,鼓舞了雅典人的士气,这是一次成功的战时宣传。古代中国,军事统帅善于利用信息进行战前动员,同时使敌国士兵分心。从孙膑用日益减少的灶台数,传递出其“兵员日减”的假消息,引导庞涓深入以给其致命一击,到刘邦将项羽军队围困在垓下并让士兵们齐唱楚歌,信息被伪装成各种对己有利的形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扰乱敌人的计划和将士的心理,夺取战争的胜利。

这种以信息为手段,以巩固军心、鼓舞人民士气或者扰乱敌人军心,或者争得与本国同盟、拆散敌国与别国联盟为目的的战略战术在历次战争中都不难觅其踪影,但对其真正的大规模运用并引起学界的深入研究则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拉斯韦尔在研究一战中各国报纸内容基础上,认为宣传战是“通过符号,或者更具体但不那么准确地说,就是通过故事、谣言、报道、图片以及社会传播的其他方式,来控制意见。”他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做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①

实际上,“军事活动绝对不是仅涉及物质因素,它总是还同时涉及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力量。因此,把两者分开是不可能的。”②这种以信息传播为形式,以精神和意识传递为内核的战术手段在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战时信息传播的研究总是和战争密不可分,具体而言,宣传战研究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宣传战研究的发端及早期思想――从实践中总结经验

一战前的战争无不包含宣传要素,但一战却成为人们系统研究这种战术的起点。一是因为报纸在经历了便士报发展阶段后,开始普及,并在一国舆论中发挥重要作用。大量发行的报纸和媒体广告通过营造虚拟影像而对舆论进行操纵,使处于战争中的国家意识到,利用媒体传递信息能起到鼓舞士气、迷惑敌方的目的。

另外,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战争使宣传被迅速放大,甚至直接影响某些战役的成败。如1917年卡布雷托战役意大利人的失败。在战争状态下,由恐惧而生的对信息的依赖度的增强使任何国家都不能放弃宣传――这一“为向别人施加影响而陈述事物的工具。”③

战后对于战时宣传的研究著作较为丰富,其中最著名的是《克尔之家的秘密》和《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前者以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宣传策略为主,该书的许多方法被应用到二战期间日本的对敌广播中。后者运用文献调查方式,成为传播学内容分析研究的鼻祖。

然而,一战后对于战争宣传的研究还停留在对已采用的宣传技巧的总结上。大多数的研究证明了一个事实:宣传的强大威力足以控制人的意识,导致社会舆论的变化,从而影响一国的行为与决策。尽管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的发表,一位评论家称其为“一本马基雅维利式的教科书,应当马上予以销毁。”④但对于战争宣传的研究并未停止,而传播效果研究的深入也使宣传战研究摆脱了对既发事实的经验总结而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二、传播效果分析――理论指导实践

二战期间,宣传效果研究由欧洲转移到美国。美国人于1943年开展了一项起初隶属于美国陆军特种勤务处,战后由耶鲁大学支持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寻找使人的意见发生改变的魔力要素。

该项目由霍夫兰指挥,集纳了大约30位社会学家参与。项目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宣传影片《我们为何而战》进行评估,第二阶段试图寻找传播与意见改变的关系。社会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迅速发展为宣传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理论支持。霍夫兰认为,意见改变的结果能够用言语进行表达,因此可以通过问卷的方式对人的意见改变进行测量。这些实验结果被编入《传播与说服》一书出版。

虽然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些研究结果很快被应用于战争,但其对战时宣传理论的构建极为重要。实验中得出的结论足以帮助人们对战时的宣传研究跳出既有经验的归纳、总结阶段。宣传战研究转变成为战时条件下的说服传播研究。

三、宣传战的新理念――信息引导

从海湾战争到第二次海湾战争,实时直播技术的发展使电视画面可以直接记录战场。互联网和Web2.0时代的到来,使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战争报道的主笔。 任何低劣的虚假信息都可能被揭穿并导致该国对外的整体信息可信水平下降。但就像历次战争中的宣传一样,“只要宣传能引起人们对为其进行斗争的信息哪怕一丁点儿的怀疑,那它的任务就已完成大半。”政府和军方要做的是如何引导信息的,有助于对其有利的信息向外扩散。

海湾战争中,美军所采取的“嵌入式”宣传策略将这种宣传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美军允许全球记者报名对战争进行采访,被选中的记者可随美军“小鹰号”航母同赴前线,这貌似给全球媒体一个客观报道战争的机会,却也给美军进行战时宣传提供了平台。

现代战争中的媒体一方面不断追求真相、力求平衡与客观地报道;另一方面,战争中的安全因素,对记者接近真相的限制,又使其不得不依赖于政府和军方的信息。全球信息传播时代的宣传战与以往不同,政府和军方从信息的限制转变成信息的引导,主动设置话题,从而设定媒体关注点,并通过媒体引导受众。

四、我国宣传战研究现状

我国对于宣传战的运用和认知远未达到西方国家的程度。2003年12月,修订“政工条例”,提出“政治工作要组织开展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后,对于舆论、宣传战的研究逐渐深入。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学员的课程表上增设了一门新课程“舆论战”,并专门成立军事新闻舆论课题组对此进行研究。其中2003年由国防大学出版的《现代战争心理战宣传研究》,成为新世纪里我国对于宣传战研究的代表成果之一。

从目前研究状况来看,我国对于宣传战的研究还需从以下方面改进:

1、研究从表面化到深入化。目前对于宣传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认识、功能、作用的讨论上,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这与我国对该学科介入过晚,以及我国对于宣传战研究总体思路有关。宣传战研究是与社会心理学、群体心理学和传播学等领域相交叉的学科。用跨学科理论,指导宣传实践是目前我国宣传战研究有待解决的问题。

2、研究人员开放化与专业化。目前我国对舆论战的研究领域还局限于军事院校内部,这部分人长期从事军事研究,但拉斯韦尔早在《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指出,那些具备专业知识背景,来自新闻工作一线的人因为更了解读者口味而更应参与到宣传材料制作与宣传策略制定中来。因此,建立宣传战研究与其它学科的关系,并尽量避免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干预,保持其客观性,或是将该领域研究引向深入的方法之一。

3、研究由战时化转为日常化。在地球村逐步形成时,考虑如何在和平条件下更好地融入世界,使世界了解中国的价值、文化体系,并加强世界对中国的认同是首要解决的问题。对于宣传战的研究及其成果或将更多表现在政府公关行为中。

总之,对宣传战的研究应不同于传统的战术探索。好的宣传手段的运用是建立在对敌人心理的充分了解之上的,“宣传的窍门在于‘忘我’地站在敌人立场上,从敌人角度出发考虑其需要。这才是对敌宣传工作的人所应具备的第一条件。”⑤抓住宣传的本质,是打赢宣传战的前提。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的宣传战研究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参考文献

①哈罗德・D・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P22

②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商务印书馆,1982,P116

③池田德真:《宣传战史》,新华出版社,1984

④沃纳・J・塞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P106

⑤阿尔文・托夫勒、海迪・托夫勒:《未来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96

(作者: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